八

自德国革命以来，在成人教育和大学推广领域所采取的措施，不仅符合正确的原则，而且在实践中也前景良好。我曾详细讨论了普及教学对美国大学造成的损害，因为“服务”性活动几乎摧毁了大学作为一个学术机构的重要理念。英国实行的是一种虽然正确但有些保守的政策。无论如何，事实会有力地证明德国人做得最好。在民主运动几近狂热的时候，大学仍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斯普拉格尔曾对这种正确的态度表示赞赏，在此我冒昧将他的看法意译如下：“我不必强调一位现代大学教授不应对现代生活的社会环境麻木不仁。但如果这一思想被理解得很宽泛，如果假日和空闲时间都被用于讲授普及课程，那么大学作为一个学术机构就将处于危险之中，因为照此状况大学必须作为一个选拔性的、贵族式的机构存在下去。大学教师必须努力向上，应该把向大众传播知识的工作留给他人去做。自然科学和学术领域的研究者还面临来自商界的同类诱惑。这样一种危险是存在的，即科学任务逐渐被视为仅仅是许多商业‘定单’，其价值将由商业因素决定。走这条道的人很快就会牺牲他的科学价值观念，取而代之的是商业的或社会的价值观念。的确，我们生活在一个以狂热追求‘教学’为特征的时代。每一门尚未成熟的学科都想赢得大学的承认。让我们想一想大学是否最适宜于实现普及教学的目的，公众是否并不希望从那些支离破碎的讲座和课程中获得以这种方法根本得不到的结果，因为所有的基本前提都不存在。”

战前，随着社会民主党（the Social Democrats）的人数与影响的增长，成人教育的需求也有所增长，但由于各工人协会提供的教学十分片面和肤浅，再加上脱离工人的大学教授讲课让工人听不懂，成人教育的需求只得到了极为有限的满足。目前根据魏玛宪法由帝国政府领导的成人教育运动，不仅关心科学的普及，而且关心寻找旨在实现文化目的的方法。因此，工人自己要提供经验并提出问题。这样大学推广和成人教育的活动才名副其实。在美国四外泛滥的“特殊性”荒唐活动，不仅在德国的大学中根本不存在，而且也同样远离德国的非大学运动。一些大城市办起了夜大学，有时它们也邀请教授参与教学，但决不接受他们的领导；为方便低水平的人一起学习，还出现了一些家庭学校。这类教学从不颁发文凭，完全是出于其自身的理由和需要，并且正如科尔格·哈里奇（Coleg Harlech）那儿的情况那样，这类教学确实不是获取人生成功的手段。[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