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

从行政的角度说，究竟什么是结果？我坚信，一所真正的大学是一个有机体，其特点是有高尚而明确的目标，能做到精神与目的的统一。但很明显，我们用来作例证的那些大学——即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大学——却不是有机体，它们仅仅是行政的集合体，且如此多样，如此多变，如此复杂，以致行政管理本身已简化为安排预算、统计学生和制作广告等事务。这种集合体即使有大学的名称，也根本没有通过某种合适的形式体现出来的科学政策或教育政策。与它们谈理想是件荒谬的事。它们是中学，是职业学校，是师范学校，是研究中心，是“社会事业”机构，是企业——同时是这些事物和其他事物。在不计后果地竭力扩展、努力满足各种不同需求的同时，大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已经解体。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也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也好，都不是真正的大学，因为它们都不具有目的的统一性或机构的同质性。它们的中心都是资金进进出出的财务主任办公室和保存学生名册的注册主任办公室。

我们如何使这架复杂的机器运转？依靠典型的美国方式。董事会拥有基金和财产，选择校长，实施某种总的监督。不管有什么不同的说法，也不管能找出什么例外的情况，董事会一般既不干涉校长的工作，也不干预教师的工作。但校长的确由它们选择——有时它们会听取专家的建议，有时则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进行选择。一旦选好校长，它们通常就将大学的日常管理交给校长和教师。有时个别的董事也会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关心大学的事，但这部分人只是少数，尽管是颇受尊敬的少数。对这些人，再怎么称赞也不会过分。一旦选定校长，无论怎么说，绝大多数的董事也就很少再对大学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他们的间接影响，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属于无意识的影响却可能是——实际上也常常是——很大的。在这一点上，过去半个世纪是在朝坏的方向发展。50年前与实际打交道的人——如商人、律师，有时包括牧师——还不那么自信。我相信他们对穷教授要比今天尊敬得多。此外，他们过着比较简朴和比较安宁的生活。成功和享受占据了许多美国商人的身心并对他们产生误导——当然并不是全部，因为正如我要重复指出的，仍有一些董事和成功的商人颇具良知，思想开放，为人谦和。他们的经验和正确的见解是无价之宝。不过总的说来，董事会的成员不是由这类人组成。在一般的情况下，除少数不为人所知或办得较差的院校之外，指责他们压制言论自由的看法，我认为是站不住脚的。但在社会和经济领域，他们行事犹豫、缺乏自信的作风对最初的任命和晋升却不是没有影响的。

校长选出后，几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有好的也有坏的。他们可能需要得到学者和科学家——他们才代表着大学——的批准，也可能不需要。凭着交际才能和敬业精神，一位精明能干的校长可以赢得董事、校友和公众对合理的教育政策的支持，而作为个人，这些董事、校友和公众本不可能对这种教育政策表示很大的关注。过去50年的奇迹因此部分地可以得到解释。这的确是奇迹：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突然兴起，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帕萨迪纳大学精华的产生，州立大学也不乏种种奇迹。我说的是“部分的”。因为机构自身不能创造。美国式的组织本身没有创造美国大学的精华，与其他地方的传统相比，它仅仅设置了较少的障碍，并使那些强有力的人物——如埃利奥特、吉尔曼和哈珀——能为人所认识。如果由一位平庸无能的校长掌权，机构虽仍是同一个机构，人们见到的却会是死水一潭。我并不是说机构毫无用处，相反，我要指出，它可以使进步、堕落或维持原状变得比较容易，但机构本身不是一种创造性的或选择性的动力，还必须考虑其他因素。美国善于模仿，竞争性强，拥有巨大的自由资源。当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其他大学在努力向前迈步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却几乎停滞不前。我怀疑吉尔曼校长1876年所做的和所规划的也都在埃利奥特校长考虑的范围之内，但巴尔的摩那边迅速取得的成就极大地加速了坎布里奇这边的步伐。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和芝加哥大学的创建加速了这一发展势头。校友、董事和当地社区所具有的荣誉感、所表现的活力和所提供的捐助，则在另一方面发挥了作用。但由于步子迈得太快，批判意识迅速消失，方向也很快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开始变得随心所欲。过去30年中鱼龙混杂的现象迄今有增无减，未受到有效的抵制。对威尔逊山天文台（the Mount Wilson Observatory）、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Fogg Museum）以及新建的医学院起促进作用的同样的模仿精神、竞争精神和充足的资金，却使哈佛大学成为思想贫乏而发展迅速的商业教育的牺牲品，也使霍普金斯大学成为毫无必要建立的工程学院的牺牲品。无论对传统还是理想，既无制约措施也无修正办法。最优秀的学者也无法对董事产生直接的影响，但通过校长的瓶颈挤出来的种种措施却仍需要得到董事们的“恩准”。偶尔也有这样的情况，即校长与教师之间不存在什么鸿沟，因为校长认识到是教师而不是校长才意味着大学。但这样一种关系现在已很不寻常。一种包括社会性的平等交换的随意的、非正式的关系已经在芝加哥大学和巴尔的摩大学得以确立，并且一直维持至今，校长的住宅简朴端庄，教师们通常全体出席各种重要集会。但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新建的校长宫殿里，仅靠薪水生活的教授会觉得呼吸困难。正如德勒（Deller）博士尖锐地指出的那样，校长是“长者”（primus）而非“同辈”（inter pares）。只要迫使他投入影响巨大的董事和地位显赫的名流怀抱的环境还存在，他就很难做到不脱离教师，被迫——正如我们所要看到的——生活在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之上。

校长的薪水从11600美元至2500美元不等；娱乐等方面的津贴从零美元至20000美元不等。高出上述收入的情况十分少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可以说，大学校长的薪水一般说不上过高，但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正如我们所要看到的，教授的薪水明显过低。除非教授获得与校长大致相当的薪水，住同样好的房子，受到同样的尊重，否则学术的尊严不可能得以恢复。如果校长的职位不是那么高高在上而是比较现实的话，那么一项合理的补助就可支付那些原本就不必由教授承担的开支。这样校长就可树立他应有的形象，即“同辈中的长者”（primus inter pares）。美国也会由此意识到学问是比行政才能更优秀的产品，并意识到民主应发端于大学校园。

校长的职责既多样又艰巨：他既是获取资金或拨款的主要代理人，又是当地的知名人士；他要四处奔波，出席各种盛大集会并发表演说；他要参加数不清的委员会和理事会；他是广大校友的“好伙伴”；他要不同程度地参与教职员的挑选和制定各种政策——有关本科生院的政策，有关服务站的政策，以及有关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的政策等；他是沟通教职员与董事会成员的渠道；不经过他的批准，教职员工甚至连申诉观点的机会都没有。多么沉重的担子！一位极为英明的美国慈善家——他是一家大企业的负责人，并长期担任一所著名大学的董事——曾对我说：“一个人可以当一个横跨大陆的铁路公司的董事长，做某个国际财团的总裁，或任一家大型企业的总经理，但却无法承担一所著名大学校长的职位。”[109]

因此，理解大学校长是如何产生以及在此方面已经取得什么成绩，是十分重要的。正如我已经指出的，直到1876年，美国仍然只有学院。但就在那一年，在吉尔曼先生英明和卓有成效的领导下，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得以成立。这所大学的影响迅速遍及全国，而如果没有后来的那些大学校长，董事们也好，教职员也好，都不会迅速仿效这所大学。芝加哥大学的哈珀校长重复了巴尔的摩的实验。全国各地那些强有力的人物也随之仿效。在大学发展过程中他们克服了来自董事、校友和教职员的惰性与阻力；他们使学院摆脱了旧习；他们募集了必要的资金。如果没有大学校长，我认为处于当前发展阶段的美国大学就会失去它们的精华。我进一步认为，如果过去20年中，学者与科学家在大学决策方面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我们现在也许就不会为大学里的种种糟粕所烦恼了。在我看来，无论如何，校长独揽大权的时代已经过去。虽然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今后他的角色应有所不同。诚然，为确保政策的连续性，有必要设立常务负责人，我相信一大批教师也无法管理一所大学。人们经常将美国大学的教师与牛津大学管理一所学院的教师或德国的教师治校相比较，其实这种比较是错误的。因为，牛津的学院规模很小，德国的教师则与一个很有影响的政府部门保持密切联系。美国的教师治校只会是民主管理的形式，最优秀的人坚持搞实验或做研究，次一等而具有行政头脑的人就可能掌握控制权。教职员确应有人代表，但代表人的负担不应过重。设校长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但校长不应孤立地处在教职员与众董事之间。

当然，校长不可能样样事情都自己亲自去做[110]。因此，他通过“组织”行使职责——其中包括各院系负责人、秘书、文件归档系统、打孔资料卡、上下班计时钟、成本计算表格以及其他所有为有效管理一家企业所需的设备。所有学生的档案资料都用不同颜色的卡片记录保存，只要用力按一下存档仪，就可以显示卡片的相关数字。然而在采用企业管理办法的时候，企业与教育的根本区别被忽视了。企业必须赢利，企业生产标准化的产品。钢锭就是钢锭，原油就是原油，砖块就是砖块，丝绸就是丝绸，电光源就是电光源，电灯泡就是电灯泡。企业当然应该安排有序、井井有条，企业的繁荣当然有赖于其组织效率，为什么不？但人们是否因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认为这种组织也同样必须存在于其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无法估量的宗教、政治和教育领域？的确，即使在美国，有时也能见到一群人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进行某项了不起的工作，可惜的是，一旦他们稍有些名气，某个商人、专家或设计师就会扑向他们。他会因此而“组织”一所大学，或“组织”一家慈善机构。尽管其意图很好，结果却适得其反。他建造了一架结构良好的机器，安排了种种“功能”，使各部分“相互关联”，还做了其他各种破坏创新精神的安排。因此，尽管他的手下汇聚了一批平庸之辈，他仍然可以画一张图向你说明，既不存在重复部分，也没有失去工作动力，但他不说他没给“迄今尚无人掌握的理念”留下“余地”[111]。管理的效率与思想的丰富之间事实上并无关系——除了相互之间的摧残之外。对组织的狂热已经侵入到美国大学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俱乐部、研讨班、研究活动和体育活动。甚至连橄榄球比赛中的“喝彩”也不能让观众自发产生，而必须加以“组织”。每所大学都拥有自己的拉拉队队长——不时机械地手拿麦克风高声尖叫，像个疯子那样手舞足蹈——正像大学拥有自己的院长和秘书一样。在这样一种庞大机器的冲撞挤压之下，理念怎能产生，又怎能获得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