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调整的重要性，我已作了充分的强调。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独特而具体的需求和目的。因此，适用于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统一的大学模式是不存在的。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创造活动和改造工作，每一个国家也一样。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陷入毫无意义的变化之中。人类拥有判断质量优劣的理智标准。主题在变，问题在变，活动在变，但理念和质量继续存在。肤浅与深刻之间，物质和精神之间，有意义与无意义之间，永远存在差别。总之，正如我所指出的，在漫长的岁月里，大学事实上在不断地调整自己，以适应生活的真正需求与压力。偶尔大学也会处于领先地位，因此社会只得加快步伐，以适应大学的发展。19世纪的德国就是这种情况的突出典型，这一点后面我们会看到。涉及一个特定时期中的一所特定大学时，人们一定会看到它既有适应的一面，也有不适应的一面；既有领先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美国的大学面对的是一个实利主义的社会，热衷于轰动一时的人物和事件，因而处于一种独特的外部环境之中。总的来说，它一定要对压力和需求作出反应，即使某些要人的存在会阻碍大学在某些方面的适应性变化。危险并不在于从长远看美国大学最终会成为一种障碍或是不能作出反应，危险在于一种正确的价值观不会或不能得以保持。我可以立即挑明这就是我的批评的要点所在：在美国大学中，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未能得以保持。为避免误解，我一开始就指出：美国的大学今天为最高层次的学术和科研工作提供设施和机会，这一点在这一代人以前即使最自信的人都预想不到。美国的大学对时代的召唤和压力作出了合理、正确的反应，但它们所做的并非仅限于此。它们对短暂的和眼前的需要不加思考地一味迎合；它们错误地认识事物和思想对文明的相对重要性；它们过去不能，现在也不能——按我的看法越来越不能——对涟漪和波浪进行区分。“众神称赞的是灵魂的深沉而不是灵魂的喧闹。”而美国的大学正变得越来越喧闹。我们的大学的确已增加了设施和机会；同时它们业已毫无必要地变得廉价、庸俗和机械。也许我所看到的这些现象是暂时的——仅仅是在走向未来更佳状态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症状。即便如此，至少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些症状是严重的和令人不安的。我们是任其自然呢，还是尽我们所能确保美国文明的性质和质素呢？我们的能力也许很弱，但与力量强大的时事作斗争时，我愿为后者奉献一切，即通过有意识的努力使美国文明的性质和质素变得符合我们的愿望。的确，大学之所以存在，至少部分原因是它们能够影响思想和生活变动的方向。我不想贬低美国学者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但在美国的大学中，许多人所做的事正好相反——鼓励本应加以限制的势力、给珍视高雅文明理想的人设置难以逾越的工作障碍以及使最终结果变得更加含糊不定。“对此，”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的，“我要温和地责备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