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然而，普遍一致的看法是，由于大学入学机会增长过快，入学学生的基础又差别很大，不够统一或不够扎实，大学的入学标准已明显下降。战前，大学教授面对的是三种水平相当的中学的毕业生；今天，大学教授面对的则是来自预科学校和各类“特种中学”（“Aufbauschulen”）[17]的学生。因此，与以前相比，不但学生的类型明显变得比较多样化，学生的规模也更为庞大。在1907—1929年期间，大学在数量上只增加了三所——法兰克福大学、科隆大学和汉堡大学属于增加的，斯特拉斯堡大学于1919年停办。但在同一时期，学生数从45656人增加到90743人[18]。低级教职的数量当然也有所增加，但教授职位并没有出现相应的增加或增加不足。在1911—1929年期间，虽然哲学部的学生人数增加不多，但医学部的学生人数则有明显增加。此外，学生的经济条件比战前更差了。大量的学生进大学时囊中羞涩，因此不得不依靠打零工补充生活开支，或选择有利于谋生的学习领域。毫无疑问，“为生计而求学的学生”（Brotstudenten）的增加，使大学出现了某些类型的热心学习的优秀学生，但同时也给大学带来一些讲求实用的学生，后者的出现有可能使大学成为一个职业学校的集合体。规模本身已表现出这一趋势。尽管不存在那些使美国大学学生人数膨胀的荒唐因素，柏林大学1929—1930年冬季学期的学生数已达14126人，慕尼黑大学达8500人，莱比锡大学达6387人。随着教授会数量的增加，其成员在大城市中也住得越来越分散，相互之间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一位大科学家曾对我说，一名谁都不认识的陌生人也许可以混进柏林大学参加教授会会议，并站起来发表一通演说而不会被人拒绝，因为现在教授人数是如此之多——虽然与学生人数相比还不够多——以至教授之间都互不熟悉。他认为，如果一所大学各学部、各学科的学生总数超过5000人，该大学就将处于解体的危险之中。对巨型大学的绝大多数学生而言，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往已经大大减少了。

即使大学降低了入学标准，也没有对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人数产生很大影响。据估计，目前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大学生人数不超过总数的3%，以前则还要少。使大学之门向学术性水平低于传统中学的学校敞开，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以前的错误和不公正。教育政策的突然变更只能导致各大学和各专业人满为患，大学教学水平降低，并迫使各学部采取创设高级研讨班（super-seminars）之类的措施，以排除水平较低的学生。因此产生的一个新问题是：在19世纪，德国大学以社会差别为代价来维护质量，这种差别现已消失，但维护质量的重要性并未消失，共和国是否有勇气和才智去维护它？德国正在为走向民主而奋斗，但民主是一种社会的、政治的而不是学术的可能性，不只是这样一种事实，即每个人都有权利根据其能力而不是根据其他任何因素成为知识界的精英。就大学教育应以民主原则为基础这一立场而言，德国革命促使德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是否能够设计出某种将平庸无能之辈排除在大学门外的有效方法？的确，如果哪天德国的社会民主与政治民主中找不到知识界精英的身影，那么这天不仅对德国而且对世界其他国家，都将是一个可悲的日子。德国各邦国教育部都注意到了这种危险。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安，同时又坚信他们最终将排除这一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