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我接下来要谈研究生院。迄今为止研究生院是美国大学里最值得称赞的部分，即使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相当数量的研究生院所做的相当部分工作也是真正具有大学质量的工作。
最杰出的美国研究生院[30]始建于1876年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它主要是受德国大学的影响建立起来的。起初它只有一个哲学学院，后来很快又建立了一个专业学院，即医学院，两者都曾接受一个伟大的学者型校长的领导。无论在创建之初还是在随后的20年时间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都最接近于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并且实际上除此之外美国可以说是一无所有[31]。大学中教师人数虽少，但很优秀；学生人数虽也不多，但很好学；整个群体满腔热情地追求学问。像在德国一样，一方面开设大班讲课，一方面组织研讨班（seminar）；在研讨班中教授和少数学生进行高深的教学和研究。这种方法现在在美国所有的研究生院中已普遍采用。美国高等教育中公认的最重要的影响力就来自那时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这种影响与该大学的规模不成比例，并应当完全归功于少数志趣相同、坚定不移地追求卓越之人士的影响。该大学的哲学博士被全国各地竞相聘为教师。之后许多高等院校也发展了研究生教育，并且发展速度很快。随着巴尔的摩实验的成功，哈佛、耶鲁、哥伦比亚、普林斯顿和其他大学也在原有学院的基础上建立了研究生院。于19世纪90年代初建立的芝加哥大学，也设立了很强的研究生系科。从那时起，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无疑有所好转而不是恶化，教学水平也有所提高而不是降低。数学、物理学、英语、历史学、经济学甚至中世纪研究和古典研究的水平都达到了50年前难以想像的高度。而最好的证明则是涌现出了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威利亚德·吉布斯（Willard Gibbs）、米切尔森（Michelson）、摩尔（Moore）、布雷斯特德（Breasted）、曼利（Manly）、米利肯（Millikan）、理查兹（Richards）、吉尔德斯利夫（Gildersleeve）、特纳（Turner）、沙普利（Shapley）、罗斯特泽夫（Rostovtzeff）、卡普斯（Capps）、琼斯（R.L.Jones）及其他数十位名人。在其他一些领域，我们也迅速表现出正确性和独创性。这些领域包括经济学、卫生学、生物学和实验医学。随便挑一些与这些领域相连的名人，陶西格（Taussig）、威斯利·米切尔（Wesley Mitchell）、韦尔奇（Welch）、阿贝尔（Abel）、马尔（Mall）、摩尔根（Morgan）、范·斯莱克（Van Slyke）和吕勃就浮现在脑海。一位杰出的英国乔叟研究专家最近说过，当今乔叟研究最有成果的中心不在伦敦大学，也不在剑桥大学，而是在芝加哥大学。与奥尼恩斯（Onions）一道完成牛津词典编撰工作的杰出的苏格兰学者威廉·克雷吉（William Craigie）爵士，现在不是在阿伯丁或爱丁堡而是在芝加哥大学编撰苏格兰词典。诚然，这些学者主要是在国外受教育的，但美国热情地欢迎他们，为他们创办了条件适宜的教学和研究中心。在为科学家提供实验室和为学者提供图书方面，美国取得了令人惊讶的进步。哈佛、耶鲁、哥伦比亚、芝加哥、帕萨迪纳、密执安、加利福尼亚、威斯康星大学及其他的州立大学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拥有更加出色的实验室。这些实验室或许会被批评为太完善、太宽敞、设备太好，而决不会相反。优秀的学者常常被淹没在不断增加和日益复杂的设备中，并由于教学、指导和相关的管理工作负担过重而苦不堪言[32]。
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这些公认的科学领域，我们所走的路与其他国家相同。因为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这些科学在各地都采取了现代的形式。人文学科也一样，虽然远离欧洲和亚洲也造成了我们的一些缺陷，但这些缺陷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克服。因为我们购买了手稿和旧版图书，获得了许多直接影印的复制品或其他复制品；在罗马、雅典、巴格达、耶路撒冷和卢克索开办了学校；派遣了考察队去意大利、希腊、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哈佛、芝加哥、耶鲁、普林斯顿、宾夕法尼亚和密执安等大学因此积极创建了考古学和中世纪研究等学科。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些杰出工作甚至可以被看做是极为重要的创造性贡献：走出哲学的心理学家研究了儿童的发展、教育的发展及成人对环境的反应；摒弃了抽象空洞内容的经济学家正着手研究商业盛衰的周期性、失业和财政；抛弃了哲学和历史学方法的政治理论家在研究各个阶段的政府工作。在大学的现代化方面其他国家不会更有优势。我不是说社会科学的发展仅局限于美国，但它在美国发展的强劲势头和已经达到的程度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这一点外国的专家也表示了肯定的看法。
因此，总的说来，比较1876年和半个多世纪后今天的状况，人们不能不惊讶地发现，无论在新的学科领域还是在早已普遍公认的学科领域，高层次教学和研究所需的机会和设施方面的改善是巨大的和难以测算的。
图书馆应专门用一段文字来谈一谈。卡莱尔（Carlyle）曾经说过，真正的大学是图书的集合。但集合的图书越多，就越需要馆室适宜、编排有序、方便易取。大致说来，半个世纪以前美国实际上没有图书馆。自吉尔曼（Daniel C.Gilman）——他后来注定很快就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长——辞去耶鲁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已过去了五十多年。当时他辞职的原因是无法得到一个助手，每天早晨得自己给炉子生火。没有专业人员，没有中央取暖设备——只有一个炉子放在一间易燃的屋子里，这就是不久前大学图书馆的状况！今天，大学、都市和中小学竞相提供丰富的图书杂志，为读者和借阅者提供迅速、自由和舒适的服务条件。图书馆开发了非常实用的管理技术，图书馆建设也得到了稳步改进。大学图书馆与大学的生活和活动已变得如此密不可分，至少就物质条件而言，各个合理层次的工作都摆脱了乏味、不便与拖延。钢筋和石头中间也因此体现出崇高的教育理想。高层次研究者需要使用目录和书架，他能得到满足。他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工作以免受干扰，他也能得到满足。普通的教室备有坐椅、讲台和黑板，教授既可以在那里教学生，也可以在一个大礼堂讲课；向高年级学生授课他需要一个研讨室，里面专题书架一排接一排，这样，图书随手可取。供教授和学生使用的、气氛和谐的工作室因此而形成。美国大学取得的这一成就优于任何其他地方的大学。没研究过美国人在解决大学图书馆问题方面作出的持续不断的贡献，任何大学都不应该着手建造图书馆，这样说并不过分。杰出的英国学者、已故教授陶特（T.F.Tout）曾评论道：“美国的图书馆极其出色，极为便利。在美国大陆逐渐积累了大量的欧洲史尤其是英国史手稿。我最羡慕美国学者的是这个新世界的大学图书馆组织得很好。我们这里或许有更多的孤本、善本，他们那边却比我们更懂得如何管理图书馆，以便为研究生提供最充分的研究条件。据我所知，在帮助研究方面，任何大学图书馆都比不上哈佛图书馆：在那里，每一个教授都有书房，研究生差一些，也有个小隔间；在那里，专心研究的人手边可拥有常用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并且大家都可利用编排有序的书架，书架上的图书按特定的学科编排，极其方便。在纽黑文，我有幸看到耶鲁大学正在规划一座更加宏伟、更加便利的图书馆。我相信耶鲁大学现在正在迅速实施这项规划，它体现了所有美国著名高等学府的信念与热情。这些图书馆并非形单影只。在最新的西部和中西部大学，人们建造图书馆的热情很高，所花费的代价即使英国大学较新的图书馆也自惭形秽。在已印刷出版的图书方面，美国大图书馆藏书极为丰富。如果说还存在什么缺陷的话，还有藏书齐全的很好的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和庞大的纽约市公共图书馆以及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可以弥补。在这些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里，美国大学生一般都可以找到所需的图书资料。缺陷可能是手稿和珍本较少，因为各地都很难获得它们。但这些缺陷正迅速得到弥补，许多公共部门和百万富翁都在尽其所能帮助弥补这些缺陷。”[33]
大学出版社也得到了发展，因此与以前相比，大学可在更大程度上获得出版物。但在此应指出两点。美国大学出版社几乎全无捐赠来源，因此它必须办成一个商业性实体，结果为了获利它出版了许多废物。更不幸的是，重要的著作，尤其是学术领域里的重要著作得不到出版，除非它们能得到外国出版机构的支持。
即使大学图书馆不断得到改进和发展，它们也赶不上学生人数不断膨胀和多样化带来的需要。由于学生人数众多，有暑期班和寒期班，本科生和研究生，阅览室很快就显得不足。此外，大学图书馆也难以根据需要提供足够的复本。
在这种情况下，大学高级学者的研究工作往往再次得到巧妙的照顾。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些学者和他们的同伴引入了研讨班和个人研究（individual research）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个人的研究拥有一切他可利用的自由。随着学生人数增多带来的压力的不断增加——其原因我在下面再讨论，大学采取了许多措施以保护真正的大学教授。有时这类教授也被称做研究型教授，并被置于乱糟糟的本科生学院和研究生院的工作之外。有时他的教学时数也被减少。芝加哥大学最近建造了专为现代语言学者和社会科学家们专心从事高层次教学和研究工作所用的大楼；密执安大学也为物理学研究和生物学研究提供了同样的条件。“孤岛”由此逐渐形成。
科学和学术以不同方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科学和学术的繁荣程度可以从发表的著作、论文或出版的杂志、学报的数量，以及从学会和科学社团的数量与热情看出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再次走在前面，创办了《美国哲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sophy）、《美国数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Mathematics）、《现代语言文录》（Modern Language Notes）、《历史与政治科学研究》（Studies in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和《实验医学杂志》（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几乎没有一个领域没有美国的成果发表和出版，也很少有哪个领域美国的学者和思想家没有聚在一起开过研讨会，以促进学术的发展。[34]
但遗憾的是，还存在不容忽视的另一方面。首先，美国研究生院也受到美国人生活中文化贫乏的不良影响。在美国，一个人可以跟从大师学习希腊语、哲学或医学，但仍缺少某种东西，某种复杂微妙但却至关重要的东西。在罗马的美国学校学习的一位优秀学生有一次告诉我，他“发现有必要每隔几年就去国外学习一年，否则他就会感到窒息”。而在其他学校学习的学生就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虽然时间可以医治创伤，但如果我们承认现状并抵制美国人生活中的某些主流现象，我们也许能够加快医治创伤的进程。有教养的人移民到美国后其子女很快就蜕化变质，被正统的美国文化所同化。因此，熔炉既有优点，也使人付出沉重的代价。
总的来说除了上述缺陷之外，研究生院还深受中学与学院的劣质教育之害。作为一名友善并富有同情心的批评家，陶特教授觉得自己有责任指出：“根据美国人的说法，与英国的比较优秀的学校相比，美国的学校教育比较肤浅，工作成果缺乏持久性。学校和学院缺少强制性要求，致使语言受到忽视；学历史的美国学生的缺陷之一，就是不如英国学生熟悉文献资料所使用的语言。说这话时，请不要认为我对许多想在历史上成名成家的英国学生的语言水平抱有幻想！但我必须坦率地说，对许多美国人而言，与缺乏广博的普通历史学知识基础相比——几乎任何英国大学的荣誉学位课程都为学生提供这种基础——外语，尤其是拉丁语，是更糟的挡路石。也许随着年龄的增大，人会变得更加保守，但美国的情况使我明白，荣誉学位课程和语言必修学科比我当年还是热血青年时所想像的还要富有内涵。美国的情况还告诉我，学位论文虽是一位好仆人，却不是一位好主人；崇拜重复性论文是一个错误。如果美国拥有类似英国荣誉学位课程的文学硕士制度，并保留其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制度，那么两种制度的长处都会得到保留，短处都会被减少到最低程度。在全心全意地接受德国的论文制度时，一两代人以前的美国改革家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德国青年进大学时，已经在文法中学受过旧式的高质量的全面教育并通过了考试，其水平决不亚于英国和美国的普通本科学位。”[35]
我曾间接地提到过研究生院和本科生学院的缠结现象。这是陶特教授所说的劣质训练的结果。一位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应该为研究生的学习作好准备。在某些情况下是这样；在另一些情况下，依靠勤奋或好运他甚至在获得本科生学位之前就已为研究生的学习作好了准备。但大多数情况下，研究生并不都适于从事高水平的学习与工作。因此，讲课和课程分为三类：一类主要面向本科生；一类主要面向研究生；还有一类同时向本科生和研究生开放。任何一所院校、一个系科、一名教授都无法同时令人满意地履行这三项不同的任务。
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承认，在有些大学里高水平“工作做得非常好”（对此我将进一步阐述）——“一所大学甲系很强，另一所大学则乙系见长——但如果完全脱离本科生教育，就没有一所大学，即使是最好的大学，能够使研究生教育达到可能的规模和质量。”[36]
我们没有理解索比（Sorby）的格言：“让一台机器高质量地做自己特定的工作，不要试图让它低质量地做几项不同的事情。”[37]
最后，还有我后面还将提及的纯粹数量方面的问题。美国青少年出于社会的原因或深谋远虑的原因云集高等院校。同样出于深谋远虑的原因，他们继续进研究生院学习——文学硕士或哲学博士学位在教育市场上是有销路的财富，因为学位越高，薪金越高。纯粹的学位追求者云集研究生院。为了满足平庸者的需求，研究生院采取了一种与高等教育不甚相关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就这类学生而言，研究生院仅仅是一种拥有各种课程、教学要求、教学方法和计分制度的高级师范学院，就如本科生学院有点像高级中学一样。莱恩院长写道：“当我指出大量的硕士每年毕业时根本不会欣赏高深文化，我想我并没有夸张。他们后来也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中有许多人视学位为金边教师证书，一旦获得，就不再继续做学问。他们成功地达到目的。如果你们怀疑我的看法，研究一下本国中学教师发表的成果（大多数硕士学位获得者都去中学工作），并与英国、德国或法国的中学教师发表的成果比较一下，你就会发现我们的中学教师与他人相比多么可怜。只有在教学法领域他们才成果丰硕。我肯定在我自己的古典文学领域，情况的确如此。我没有理由认为其他学科领域的情况不是这样。当然，著名的和杰出的例外情况是存在的，但它们数量甚少。”[38]
当然，这样训练出来的学生甚至不能成为优秀的中学教师或学院教师。人们指责“专门化”和“缺乏中学与学院教学法的训练”是造成这种不良后果的原因。我认为，这不公正。在研究生阶段专门化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应基于广博的文化基础之上。在教材的掌握和个性特点起决定作用的阶段，“方法”不起什么作用。如果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确立化学教育讲座的先例得到仿效的话，研究生院会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学术生涯将进一步失去仅有的魅力。研究生院不应为教师培训操心。如果它使学生感到学习有困难，从而迫使他独立自主，事情反而会更好。研究生院可以正当地要求自己的教师是一个学者和一个独立的人，这就足够了[39]。
就人数问题而言，大学行政官员后来说得很明白。哈佛大学的洛厄尔（Lowell）校长曾经写道：“当然，研究生院拥有不少真正的学者，其中一些人学术造诣极高，但大多数属平庸之辈，他们最好还是离开那儿。”[40]同样，长期任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的伍德布里奇（Woodbridge）教授也指出：“在学术研究方面，只有四分之一（的研究生）有必要给予认真的考虑。”[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