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为什么有些美国大学觉得自己有压力去开发“服务性”职能，甚至称自己为“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机构呢？理由有很多。州立大学不得不使自己显得“有用”——或者它们认为自己的确有用——以向平民大众证明它们有理由存在，因为它们的收入取决于州立法机关的拨款。这样，大批的人——其中既有长住居民也有非长住人口——得到了他们需要的或他们认为他们需要并能从中获益的信息或培训。虽然正如我已强调并将继续强调的，这种东西根本不值得冠之以学院教育或大学教育的名称。受捐助院校认为它们必须是有用的，以鼓励校友、当地社区和普通公众捐赠财物，同时避免自己被指责为贵族化或趾高气扬，对普通百姓的需求漠不关心。我所说的“有用”，指的是直接的、立即的用处，因为美国人喜欢看到“结果”。我认为，美国公众——包括校友——的智力和慷慨之举因此而受到低估和损害。但不管这是真是假，大学有责任要承担，有职能要履行[75]。在这个问题上，一位很有才能而且经验丰富的大学校长最近写信给我：“我倾向于认为，大多数美国人的确把教育视做商业财产，而不是把教育看做是进入理性经验的快乐的通道，或通晓人类历史精华的活动。他们不是把教育作为一种经验而是作为一种工具加以重视。可能美国人以这种方式看待一切事物——不是从事物自身的理由，而总是出于某种眼前的利益，去看待教会、宗教、婚姻、旅行与和平。在我们美国人的生活中，未来的观念具有巨大的力量。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如此不关心过去，甚至如此不关心现在，而至多把它们看做是通向能够带来财富、动力与物质进步的明天的石阶。所有这些都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影响。”[76]
幸运的是，我们可以说明大学教授对待实践的正确态度。巴斯德是一位化学教授。在他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的过程中，法国的繁荣与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幸福受到了许多问题的威胁，包括蚕病、生产葡萄酒与啤酒的困难、鸡瘟和狂犬病等等。巴斯德放下手头的工作，以专心研究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完成这些工作后，他发表了研究结果，又回到自己的实验室。不管他的课题是研究家禽、酿酒还是化学，他的方法都是学术性的。他没有给养蚕人、葡萄酒酿造者、啤酒酿造者或养鸡农户当顾问，也没有开设养蚕、酿酒或养鸡方面的课程。问题解决了，他的兴趣和活动也就停止了。他的确提供了服务，但他像一名科学家那样提供服务，并且他的服务适可而止。这不是通常美国的大学提供服务的方式。当然，也有些科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对迫在眉睫的实际问题感兴趣，并在取得了科学成果之后，将其通报世界，然后转向研究其他问题。我认为，他们是真正的大学工作者。因此，我不是在恳求人们信奉经院主义或学究古董——而是在恳求人们运用判断，维持尊严，保持一种价值观和良好的心态。
因追求“服务性”抱负而导致某些大学出现的荒唐之事，在美国以外——有时在美国国内，甚至我怀疑有时在有内疚感的大学里——都会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让我先承认，在现代生活的条件下，有些才华横溢的人具有强烈的学习动机，与大学有联系的年轻人也能学到一些有关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某些知识和某种教学技艺，只要他们能够花一定的时间和精力，选择值得在大学中占一席之地的学科，针对那些成熟、能干和严肃的学习者开班授课。但我顺便提一下，下面这些条件是很重要的：学科必须是有重要价值的；学生必须是有能力的和严肃的；教师必须是高质量的，并受到严格的防止剥削的保护。就我对美国大学推广教育所了解的情况看，从事“服务性”工作的大学没有一所遵守这些或其他可以查明的条件限制。的确是有一些严肃的学生，他们年复一年地认真学习，而且比起学院学生的正常到课率，他们的坚持不懈更有意义，但也有成千上万的流动学生在大学进进出出，一无所获。1928—1929学年哥伦比亚大学招收了12000名推广班学生，其中10000余人是在所在地“长住的”，其余是非长住的。该大学确实开设了一些有重要价值的课程——如有关莎士比亚、经济学、现代语言和哲学等方面的课程。这种做法，如果遵守原则并起点较高，应该说是合理的，尽管分设一个独立的成人教育机构可能同样有利于甚至更有利于做好这项工作。但当哥伦比亚大学针对受到误导的学生开设了大量稀奇古怪的推广性课程，从而既迷惑了公众又贬低了自己的尊严时，人们对它的理想还能说些什么呢？这些稀奇古怪的课程包括“少年故事写作”、“批评性写作”、“杂志评论”、“论劝说”、“广告设计”、“实用广告创作”、“零售广告与促销”、“广告研究”、“小说创作中的个性问题”、“独幕剧创作”、“图书选择”、“说书”和“邮售与广告”等等。如果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做广告者正在不顾人们的需求、愿望和偿付能力，强迫几乎每一个人都买同样的东西，破坏人们的个性，那就是美国。本来应该作为抵抗统一性的堡垒与捍卫理智与文化的正直性、独立性和特异性大本营的哥伦比亚大学，却玩起了纯商业性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商人只关心利润，售货员则认为一份商科学业证书可以使自己获得加薪。这个集各种有意义和无意义事物于一身、奇怪且毫无价值的混合机构的主任，同时也是拉丁铭文学教授、大学推广部主任、商学院院长，以及我前面提到过的反动的布鲁克林医学院的院长。说到哥伦比亚大学对拉丁铭文学的价值和重要性的重视程度，一个外行可以根据该教授的行政责任去大胆地猜测：他的推广班和函授类学生人数可能达到20000人，所涉科目无所不包，更不用说他还插手医学教育和商业教育的领域。
想要以哥伦比亚大学那种方式努力跟上时代步伐的大学，过的是一种变化不定的生活。例如，我提到过哥伦比亚大学开设“故事影片”课程这样一个事实。但普通的故事影片已被“有声电影”所取代，结果我被告知这门课程已被取消，开设这门课程的女士现已去好莱坞，在那里她将花一年时间学习“新技术”。当这位女士离开好莱坞那块迷人的乐园，回到莫宁赛德高地的学术园林时，我猜想哥伦比亚大学将开设“有声电影”方面的课程。
这还不是一切。有些人不能去大学或大学的某个中心学习推广课程。他们可能完全没经历过“初步的学术性学习”。他们是否应被排除在外？绝对不行。这个群体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其中少数人希望为自己打发比较空虚的闲暇时间获得某些指导，更多的人则愿意“听信”那种迷人的广告，它向他们承诺花少量的钱就能快速获得教养或特殊的速成训练。哥伦比亚大学用整版的报纸和期刊广告并加盖大学公章吸引他们（见下图）。（图中左下方原广告中的大学公章此处无法画出，故以圆形代之。——译者注）
1929年12月1日，星期日 第13版
然而，不再现为了吸引天真的学生而加以巧妙设计的这种样板和安排，人们就无法客观地看待这种宣传材料[77]。对这些“在家自学的学生”，哥伦比亚大学提供各种函授课程，“课程内容与住校生范围相同”，“教师都是（大学的）教职员”，尽管人们有理由怀疑大学任命这些教师有时是出于刊登广告之需要。1928—1929学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注册的函授学生人数超过7500人，如果真像广告所说的那样所提供的教学都是“大学层次”的话，那么人数已相当可观。十分矛盾的是，函授不实行“学分制”。如果它是“大学水平”的，教师也都是正规的“大学教职员成员”，那么为什么不实行学分制呢？函授部“开设的课程”包括艺术、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经济学、数学等严肃的学科，但也包括“童子军领队的培养”、“初级英语写作”、“抒情诗创作”、“火灾保险”、“少年故事写作”、“杂志文章写作”、“哲学”、“电影剧本创作”、“初级打字”、“人造煤气”、“人事管理，包括如何推行人事政策”、“文书函件”等科目，甚至包括“如何在一封信中表现个性”、“商事论”和“艺术教学中视觉训练的克罗斯（A.K.Cross）方法”之类的专题。针对最后一个专题，教师从缅因州布斯贝港（Boothbay Harbor）写信说[78]：
“哥伦比亚大学现在提供一种函授艺术的教学方法，依靠这种方法在家学习一个学时，比在艺术学院上几天学还有收获。”还有：
“随信给你寄上一些有关一种新的视觉训练方法的资料。这种视觉训练方法将给儿童或成人、业余爱好者或艺术家以与自然景象同样的视觉和思维形象。达到这一目的既不需要学习理论，也不需要通过面授，而只需要通过运用一种简单的技巧确定透视和色彩的景象。”
对此也许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从缅因州那边开展工作的大学还可为询问者提供大量有关各种药的推荐书。我从中引述布法罗市N.P.W女士热情称赞她的丈夫勤奋好学的一段话：
“我的丈夫进展顺利，这是我嘴上说的，但我心里想的是，比起他刚开始跟你上课时的情况来，他现在的作品更具有艺术性了。10月份以来我们已支付了上课所需的全部费用。……我丈夫是个好人，但对为生计所迫而做的工作并不感到愉快。我相信这种情况不能使他的绘画表现出一种真正的快乐。……上帝保佑你。”[79]
看到哥伦比亚大学函授部可以不顾学生的年龄或以前的教育经历，通过函授的方法为所有人提供“大学层次的教学”，的确令人感到非常有趣。这种事情大学本部并不想做。相反，在大学本部，校方会通过使用心理测验和其他测验的方法淘汰不合适的人。很清楚，邮件也可以自动做到这一点。难道大学不能节省经费和简化工作，如果它只要求学生邮寄申请书，并以此取代确定合格者的心理测验和其他测验？如果哥伦比亚大学能够从很远的地方为住在任何地方的申请者提供“大学层次”的教学，为什么还要在纽约市莫宁赛德高地维持一处耗资巨大的设施？
我们只能对哥伦比亚大学开展“服务”时所使用的商业化方法表示钦佩。校方在几家星期日出版的周报和一些月刊上刊登了整版的广告，并附上一张供任何希望得到信息的人填写的单子，请求未来的消费者“提出想学的科目，即使它们没被列在广告上也行”。在我的建议下，一位住在纽约州北部一个遥远偏僻、交通不便的村庄的女士填写了附单。之后不久，她要的小册子寄到了。后来，她收到了校方寄给她的一封信，向她保证她将受到校方给予的与“校本部学生”同样热情的关心——情况的确如此，虽然它与校方刻意给她的印象相距甚远。收到这封信后，她没有再回信。一所一心想提供“服务”的大学不会就此罢休。一封以“我们是否应保留您的名字”为开头的信件随之而来，信中对校方“迄今未能有幸接收您为学生”感到遗憾。该信接着写道：
“哥伦比亚大学是一所公共服务机构，它希望在它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任何方式为您服务。同时，今年已有75000人来信询问这项工作，我们有限的设施已负担过重。”
现在我承认自己感到困惑：如果该大学已经负担过重，为什么它还要如此紧追不放？一所真正的现代大学无疑应有对思想负责的使命感，就像中世纪教会觉得自己对灵魂负有责任一样。决不能听任迷途儿童在黑暗中流浪——如果一种使该大学获利颇丰的函授课程能够为其提供照明的话。后来，由于焦急的校方未收到回信，一位“英俊的先生”骑着一辆漂亮的摩托车出现在那个偏僻的地方，亲自“续访”美国股票推销员称之为“潜在主顾”的这位女士。我得到了那张制作精致的名片，上面印有他的名字和一行迷人的字：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因此喜欢安静的人必须慎重，不要轻易起好奇心并写信给哥伦比亚大学索要有关函授课程的资料；即使警觉和努力可以帮他们的忙，他们也难以逃脱。函授学生还得到保证：“校方鼓励他们提出疑问和呈交难题。他们在一个问题方面得到的服务的价值常常远远超过所付的学费。函授学生的问题就像他们的医疗问题一样将得到个别对待。”
另一个朋友，在收到一份附有回执单的大学函授教学传单后，在我的要求下，签名寄回了回执单。结果从此她受到了狂轰滥炸。函授部显然具有非凡的预见能力，或者一个签名或地址对那些精通笔迹特点的人来说能够传达深刻的含义。不管怎样，之后不久她就收到了以下通知：
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
大学推广部
函授
亲爱的学生：
好像有预感似的。每天我都收到许多询问信件，并常常从中挑选出一些需要回复的，我很高兴为您寄上这份小小的“表格”，并附上常规的空白约会单。
坦率地说，在某些人身上我看到了真诚愿望和真实兴趣的表露。事实上这样的学生正是我们所欢迎的。
我希望您能看看那些支持通过函授方式充实人们思想的“开门”办学的信件。
如果我没有误解您的询问以及促使您提出询问的积极动机，我无疑将很快收到您寄回的附单，并要求在本办公室安排单独会谈。
愿候回音。
尽管她没有寄回回执单，事情却并未就此了结。几天后她又收到一封哀怨动情的呼吁信，信中表明了某种程度的理解：
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
大学推广部
函授
亲爱的询问者：
小时候妈妈常让我跑腿，并会在我的手指上扎根细绳“以免”我“忘事”。
我们所有人，不管大人还是小孩，都容易忘事。这张小便条可以帮助提醒您：您有利用业余时间通过函授充实思想的积极动机。
我们非常乐于为您提供免费的咨询服务。
现在请您将积极动机转化为即时行动，盼早日收到您的面谈要求。
我们再附上一张约会单。也许前一张您丢失了。请不要耽误，还有其他人在等着呢。
真有其他人在等待吗？有多少其他人？为了寄通知追踪他们，用一些新奇的技巧强行引起他们的注意，哥伦比亚大学要在询问者名册上将他们保存多久？在我撰写本书之时，一位三年以前换了住址的朋友还收到寄往他旧住址的呼吁信！如果有其他人在等待，一所名牌大学为什么还要为了一个偶尔碰到的素不相识者承担如此繁重的责任呢？答案显而易见：作为一个教育机构而享受免税待遇的哥伦比亚大学正在经商，它有教育可供“出售”。
事情到此地步仍未结束。既然对理智的呼吁没有反应，那么只好寄希望于良心发现，正如我的朋友在一周后收到的有关来函所表明的那样：
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
大学推广部
函授
最后通知
亲爱的拖欠者：
您是否欠我们什么东西？昨天已于昨晚消逝，留下许多欠债。
耶鲁大学的费尔普斯教授说过：“最持久的快乐是精神的快乐，最幸福的人是具有最令人感兴趣的思想的人。”
因此，我们很高兴指出您在追求完善方面的兴趣，并寄给您一些资料手册，敦促您接受我们的咨询服务。
我们一直未收到您的回信并对此感到难以理解。您本人和我们是否都应该得到某种回应？是什么使您忽略了我们的好意？
让我们尽早确定约会时间，或至少您写一句话告诉我们您对这件最重要的事情缺少兴趣。
收到这封呼吁信的人最后回信表明自己没有时间并缺少兴趣。哥伦比亚大学是否到此为止，放弃追踪了呢？根本没有。电话开始起作用了。“拖欠者”仍不接受劝告，但“教授”留下了他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以备她改变主意时所用。
热心于在这个危机时代提供服务的哥伦比亚大学此时是不能休息的。此后不久，它通过邮件散发了一份传单，题目为《告投资者书》。收信者被告知，“3月15日是投资者的新年元旦”。为什么？因为“返回给他的所得税使他可以回顾自己当前的状况和过去的成绩。它使他注意自己的收入，记住自己的损失。它使他下决心在当年进一步扩大利润，弥补损失。……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只有将自己的行动建立在基本原理知识基础上的投资者通常才能在一年后的3月15日拿出一张良好的益损表。那些根据所谓‘预言’或行情预测，或根据表面的资料采取行动的人决不能得到这样的保证。哥伦比亚大学的投资学课程在基础原理方面很有优势。……它是很实用的课程，由经验丰富的专家编写教材并负责讲授。它是一项时新的服务，完成于1929年底，1930年2月又作了调整。它为投资者带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十余年函授教学的经验。已有1000余名投资者入学。……也许本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还有什么“服务”是哥伦比亚大学不敢提供的？从这一全国性大都市的中心，该大学宣布准备组建一个农村生活研究所。它开设了一门有关经销药品的课程，涉及的具体专题包括“个体农村药店”和“杂货铺”。当然，摩天大楼林立的城市必须开设“建筑管理”方面的课程，其中分设的专题有特别注意“看门人服务”的“办公大楼”、“公寓”、“统层楼”、“金融楼”等等。另一方面，由于所处的纽约市几乎没有一寸空地，哥伦比亚大学为表现出一所现代大学对环境的适应性，专为长住该市的推广部学生开设了“实用家禽饲养”、“养蜂”和“居家蔬菜与水果种植”方面的课程。难怪它还建议系统开设部分时间制的“火灾保险”课程，以及开设为期两周的研讨班，为商界领导人讨论“高度繁荣所产生的问题”提供场所。后者是两年前宣布的。鉴于近来的投资恐慌，该“研讨班”现在不妨用两周时间将注意力转向方向正好相反的问题！哥伦比亚大学的确也这样做了。该大学紧随最近的股票市场危机，散发了以下印刷传单。
哥伦比亚大学
新设投资函授课程通告
现在是投资者举棋不定的日子。
过去几年是黄金岁月。各种债券的市场价格几乎都在持续上扬，结果几乎大家都必然获利。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可赚钱。
现在一切都改变了。过去几周的事变证明，价格既会上扬，也会下跌。这些事变使投资者深切认识到这样一个明确无误的事实真相，即一个人在市场上既会成功，也会失败。
这是一个捉摸不定的时代。很少有投资者真正知道是该买债券还是该卖债券，抑或应静观其变。很少有投资者真正知道未来能够获利的领域是普通股还是债券。
……
也许您有兴趣了解这门课程的更多情况。如果是这样，请寄回随通告附上的明信片。
当然，哥伦比亚大学提供的“服务”大部分不是教育。没有一所大学能够通过“推广”或函授或其他任何方式对2万名学生进行教育。整个事情都是做买卖，而不是教育；通过这项商业活动，哥伦比亚大学一年就赢利30万美元[80]！
尽管存在着我所揭露的哗众取宠的行为，我还是要重复一句，哥伦比亚大学也在一些重要的学科领域从事严肃的工作，拥有认真的学生。但这不说明问题。在一个头脑发昏、大师匮乏、缺少标准和往四处插手的大学里，文化不可能繁荣。要美国全体公众都很开明也许永远做不到。美国对文明的贡献不是取决于全体公众，而是取决于少数志同道合、富有敬业精神的天才。这少数天才需要得到保护，不受庸人与骗子的冲击。未能对他们尽到这一责任的大学，必须受到历史的严厉审判。做一名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应具有某种意义，但当注册学习我所列举的上述课程的学生说“我是一名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时，当大学的《年度报告》将他们计入学生总数时，“大学生”一词又具有什么意义？哥伦比亚大学这不是在构建美国文化的同时贬低美国文化吗？它在响应某种自发的需求还是在制造一种虚假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