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美国的教育学院毫无疑问不仅对美国人作出了真正有价值的贡献，而且也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补充一句，它对现代教育也作出了真正有价值的贡献。一代人以前，小学和中学还是单调乏味的场所：课程毫无生气，训导方式愚蠢无知，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几乎与学校毫不相干。卢梭、福禄贝尔和裴斯泰洛齐曾经梦想过灵感在教育中起巨大作用，但这在美国未曾产生广泛的影响。近来实践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尽管这一变化不仅仅发生在美国。课程，尤其是小学的课程，变得很有生气。虽然这种积极的变化不完全是通过教育学院实现的，但教育学院起了重要的作用，也许可以说它们是带来这种变化的主要机构。有许多问题属特殊的教育问题，虽说它们与心理学、哲学、经济学和管理学密切相关，但都不能完全纳入上述任何一门学科。这一点说明教育有理由成为一门具有大学性质的文化根源和崇高理想的专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在这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其他师范学院，包括芝加哥、哈佛和其他州立大学的师范学院，则紧随其后。它们给中小学带来了活力，理应受到高度赞扬。
不幸的是，与它们所在的大学一样，教育学院也失去了头脑。首先，在摒弃过时的或脱离现实的教育内容的同时，它们又忽略了许多有生命力的和切合实际的东西。它们未能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随着人的逐渐成熟，学校必须逐渐将重点从个人转向任务本身。伍德布里奇教授写道：“旧教育忽视对人的尊重。如果新教育忽视对学习的尊重，就太遗憾了，不是吗？”
“过去”和“陈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48]。哲学、学术成就和历史逐渐隐入背景，技巧、管理和“社会化”逐渐走向前台；通过“联合学位”（combined degrees）和其他手段，学习“教育”课程的需求逐渐妨碍了对教材的掌握。由于学科内容浅薄，排斥性强，因此决不能认为“容易”、“自发性”和“自我表现”等观念是正确的引导。文明是人造物，它与人们有目的地去奉行的理想不可分割，而这些理想又往往包含抵制潮流的努力。没有理想，没有努力，没有学术，没有哲学的连续性，就没有教育，没有文化。师范学院对这些观点越来越缺乏敏感性。它已淹没于各种过分、浅薄和眼前的事务之中，满足于急功近利。对那些还不知道“是什么”（what）的人，它要告诉他们“怎么做”（how）。当然，的确存在推动个人朝不同方向发展的深刻的个体差异性，并且这种差异性必须得到尊重。但一旦作出选择，在中学、学院或大学学习的个人就会要求他的教师使用循序渐进的方法，愉快而顺利地引导自己掌握一门不属于学校而属于其他地方的学科。当然，教师的教学能力、教学方法和启发方式会有差别。但我认为，在较高的教育阶段，只要教师是相关学科的大师，那么这种差别相对而言不会那么重要。责任应主要落在学生身上，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学生的能力。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一项极其荒唐的做法，就是设立了一个化学教育教授职位[49]。雷姆森（Remsen）是一位杰出的化学家，他的影响遍及全美国。如果他有一位平庸之辈作为他的伙伴担任化学教育教授，他还有什么完成不了的呢？但请注意！如果一个大学化学教授需要一个化学教育教授做伴，那么物理学、数学、历史学、英语、希腊语、拉丁语和其他讲座教授也都需要。这样，尽管美国的大学都资金不足，其中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财政情况当属最差的一类，它们还必须设立与学科讲座教授平起平坐的教育学教授职位。的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又一次开辟了一个新的前景——即使是朝错误的方向！
人们因此要问，教育学院在大学里是否能够与法学和医学等专业进行合作。美国师范学院对此迄今未能作出肯定的回答。总的来看，与一代人以前提出的建议相比，现状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这是因为美国的教育学院虽然没有完全但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真正重要的事情，而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技巧性的、微不足道的有时甚至是荒谬的事情上。在教育领域，有些事情需要行动，但这不是说大学要承担所有这些行动。美国最初一批师范学院的教职员本身都是学者，而现在这些学院中学者和科学家日见稀少。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才能平庸的教授和讲师，他们的兴趣集中在狭隘的技巧和管理方面。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教职员名单长达26页，其中包括教师303人[50]；学院概况手册中则列有各类“学生”19000余人。一些教师开设了教育哲学、外国教育或比较教育课程；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问题也没有被忽视。但为什么有这些重要而有趣的领域还不够呢？为什么一个受过教育、精通教育哲学并具有丰富教育经验的人不能从这一起点独立前进呢？为什么在这个富有创造力的年龄阶段要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在适当时候依靠常识都能解决的琐碎小事和实用技巧方面呢？满满200页的学院概况手册上，罗列的大多是一些不那么重要和突出的学科，它们本来完全可以留给任何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依靠常识或一般智慧去理解和掌握。原子论式的训练——即无休无止地开设特殊课程而不是提供少量广博精深的学习机会——是与理智发展背道而驰的。在一出很受欢迎的戏剧里一位黑人牧师宣称：“上帝希望我们自己解决一些事情。”但师范学院依据相反的原则进行组织。这样，在这个规模庞大的机构里，成千上万的学生得到了“特别”训练而没有获得有关利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的教育与鼓励。在所设的数百门课程中，我仅举以下课程为例来说明这一点：“手稿写作”、“教育社会学之教学”、“课程构建的管理程序”、“学校历史学教学史研究”、“文学与历史学教师音乐讲座”、“个别咨询方法论”、“学院管理研究”、“高等教育心理学”、“外国人英语教学法”、“个别教学法”以及“课外活动，包括学校俱乐部、远足、体育勋章、班会活动与集体舞蹈、课外活动经费和学生活动记录卡等事项”！
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稍有节制一些：它只拥有33名教职员[51]和800名左右学生，其课程表只有40页。我发现有一门课程内容是“1400年至今欧美教育的发展”。就其他课程而言，该学院尽量避免了充斥哥伦比亚师范学院课程表的荒谬细节陈述，并相对更注意心理学问题。但仍显得有些荒唐和琐碎，例如，学院在八个独立的标题下设置了“教学人员的管理”、“学校官员的职责”、“情景意识与行为规划”、“反思教学法”和“教学督导”等各不相关的课程，此外又设置了“中学女生的学习与指导”等课程。不过该教育学院的主要注意力还是放在考试、测评、组织与管理——包括教学人员的管理和如何组织课程的规划方面！在测评方面，心理学家似乎实际上已失去了控制。也许测评的用途有限，但芝加哥大学设计的一项公式表明它可以起多少作用。该公式表明“学术与各种测试的组合的关系”：
这样，测试者就可以简单明了地揭示作为优秀教学的真正基础的全部个性因素！
与这一公式相比，斯波尔丁教授设计的公式确实显得相当简洁[52]：
如果Ar=规定学科平均班级人数；
X=联合班级教学时数；
T=班级教学总时数；
G=每个年级平均学生数；
那么
哈佛研究生教育学院拥有37名教师。其中有些人从事重大的基础性问题研究，但大多数人研究的是简单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通过经验、阅读、常识和良好的通识教育本来很容易得到解决。涉及后者的特别课程包括一些不同的学科，其中有面向游戏和娱乐专家以及面向负责游乐园、社交中心、夏令营、节日活动、露天表演、商业教育、社区娱乐、学校与社区演唱会等活动的管理员而设的课程。显然，哈佛研究生教育学院留给理智、个人的独创性、机会和非大学技术培训的时间也是最低限度的，对历史学和哲学的重要性的了解至少是不全面的。
为这类事情所吸引的人，其水平之低及其后果可以从教育期刊琐碎平淡的特点以及高级学位论文涉及的主题清楚地表现出来。当前文献所涉及的主题与物理学家、化学家或政治学家讨论的主题相比，显得如此缺乏意义，以致看起来其设计好像有意要吓跑理智一样。吓跑理智的努力虽是无意识的，却很成功，这一点从文科硕士或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可以得到证明。我随机从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选了一些这类论文的题目：“城市学区”、“经验的变量：有助于个性形成的经验变因之研究”、“管理与教学的有效性测评”、“城市学校入学服务”、“中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研究”、“中学餐厅管理问题研究”、“美国科学家的人事研究”、“教育中的启发”、“师范学院学生的社会背景与活动”[53]、“与成功的教学有关的素质”、“学校设备成本的估算方法”、“公立学校设备的管道安装”、“小学门卫服务分析”[54]、“学校剧场的设备”、“关心女生并倾听她们的诉说”、“有效购物教育的需求证明”、“5岁、6岁和7岁儿童的动机成绩”、“九年级男生前后姿态测量量表”、“读书姿势与课桌尺寸研究”、“作为教材基础的基督教青年会执行秘书的活动方法和品质分析”，以及“运用个人判断评价师资培训课程活动的统计方法”。哈佛大学也面临走同一条路的危险：它最近授予哲学博士学位的论文中有的题目就是“速记员/职员课程的职业活动与社会理解”、“学院女性指导”、“得克萨斯孤儿智力分析”（为什么是孤儿？为什么是得克萨斯？）。另一方面，只有少量的论文研究严肃的和有价值的课题。理智和学术与教育学院分道扬镳这一点我并没有看错，一所重要的教育学院的院长也同意我的看法，并且允许我从他的未发表的备忘录中引用以下一段话：
“在美国任何一所大学教育学院里都不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即由一批才华横溢、声名卓著的教职员，根据一项范围广博、旨在系统地培养专业领导人才的计划，全力以赴地对一批经过严格选拔的研究生进行教育。”
与测试者密切相关的是，从教育学院和社会学系纷纷涌现出一批职业和人事分析专家。先后在匹兹堡大学、芝加哥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的一位教育学教授就是通过分析药剂师和秘书职业开始他的生涯的。他的分析目的是要通过培训消除这些职业人员的所有空耗动作，并设计一种通过精确计算生产所需产品的课程。查特教授对秘书职业的分析[55]揭示了具有深刻和重要的社会、科学及职业意义的两点看法：第一，秘书有871项职责，包括做笔录（！）、上闹钟、锁抽屉、称信件、驱赶怪人和乞丐、接电话、除灰尘和拆信件；第二，秘书应具有44种品质，包括有魅力、想像力、礼貌、幽默感（惟一的情感）、谦虚（不自负）、沉着和自重。这871项职责是难还是容易？应在培训学校里还是“工作岗位”上获得这些品质？以下两个公式提供了回答：
这项长达183页的研究得出以下相当含蓄的结论：
“从进一步使用
这一公式中可以得到什么尚不清楚，但调查者认为进一步使用
公式具有很大的价值。
基于这一研究所包含的认识，调查者认为更精确地确定秘书课程的内容是可能的。”
在由耶鲁大学校长、布法罗大学校长、明尼苏达大学校长和芝加哥大学教育系主任等人组成的总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全国许多教师的合作下，查特教授耗时3年、耗资42000美元，将同样的方法运用于师资培训研究中。尽管在该项研究成果的序言和导言中罗列了许多人物，“却没有委员会对文件的终审意见或修改意见。”导言作者本人没有通读过全卷研究成果——没有人能够通读——并坦言该研究成果“像一项委托工作”，“受委托代表不知道该删除什么”。因此，这项不加鉴别、包罗万象的问卷“研究”的结果，是令人钦佩地出版了长达666页的巨著。它所揭示的重要事实为：教师需要进行1001件纳入各种类别的活动，他们应具有83种品质。幸运的是这些品质可以根据情况进行分配，如高中教师只需要具备其中的26项品质，初中教师为26项，中间年级教师为26项，小学教师为24项。而在1001项活动中[56]，研究表明教师必须学会“帮助学生发现错误”（第319页）、“提问”（第324页）、“提供新问题”（第330页）、“适当时通过幽默的评论创造合适的气氛”（第334页）、制止学生在“教室里使用化妆品”（第355页）、注意使学生静悄悄地“去饮水，上厕所和去其他房间”（第358页）。所需的“品质”包括讲究精确、风度迷人、尊重惯例、小心谨慎、说话流畅、有吸引力和冷静节制（第56—61页）。这项研究基于这样的假设，即美国的教师既没有天生的官能也没有良好的教养，因此研究者希望这项全面彻底的分析“能够为系统地确定教师的培训内容提供必要的基础。”[57]
几乎同样给人以深刻印象的长达194页的四开本著作，正由耶鲁大学出版。在一项以“学生意见调查”为基础的有关“学习动机”的“研究”中，人事研究系系主任克劳福德（A.B.Crawford）先生为了“收集与未来大学教育和行政决策至关重要的资料”（见序），发现了“高年级学生的主观意见和判断可能要高于平均水准的可信度”。一页接一页的表格、百分比、图表、文献目录和问卷导出了十个事实上不过是普通常识的结论，尽管它们所使用的语言与一位有教养的美国人或英国人在表述显而易见的事实时一般使用的语言有所不同：
“某些次要的影响因素（经济地位，倾向的确定性等等）往往能够激发学生的学术动机。与学术性向测试评分等能力测试方法相结合，这些指数适用于作为入学选择的补充性标准。”还有：
“这些不同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归因于有目的的动机，而这些因素正是这种有目的的动机的表现，有目的的动机则强调这些因素是基本的动机激发力量。”[58]（第125页）
除此之外，有关学习动机还有什么可说的？公正地说，应该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一目光敏锐的文件的作者得到了三名心理学教授、一名教育系教师、所在大学校长、若干名潜水员、一名四年级学生和其他许多人的帮助。其中四年级学生主要帮助计算数量虽大但却不那么需要动脑子的所谓“对应率”（correspondence ratios）。[59]
在这一点上，教育学院系和社会学院系正在逐渐融合，偶尔它们也以自身为中心吸纳一两名心理学家参加工作。例如，芝加哥大学有两名教授正在开展“领导者与非领导者心理差异研究”这一课题的工作，另一名教授正在从事“经理能力研究”这一课题的工作。政治科学系的一位教授出版了一本颇有见解的书，书名为《芝加哥公共职业的声望价值》（Prestige Value of Public Employment in Chicago），其中附有80个精细的表格和16个图表。该书作者所使用的方法相当复杂，能够区分市政厅（the City Hall）的电梯工与里格利大厦（Wrigley Building）的电梯工的职业声望差别。锡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一位教授认为“需要最为迫切的研究方向”是：
“首先，我们需要对领导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的情况进行仔细的观察研究，研究一直追溯到婴儿期的传记资料，以便发现基本的品质与动力。与这一纵向研究相结合，我们还需要改进横向的重要品质的评分与测试方法。但只有当我们发现并阐明那些基本品质时，这些测评才会有用。主要的需求处在一个至今还很少有人涉及的领域，即设计一种方法去发现和阐明各种品质一起发挥作用的方式，去发现和阐明表现个性整体特征的某种定性象征。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在各种社会和职业关系中观察一个人。正是由于生活情景的多变性，我们才能辨别出表现个性整体的共同特征。”
哥伦比亚大学一位热心研究企业界领袖个性特征的教授曾建议设计一种面谈，以“说明导致一个人变得尖刻、另一个人变得好斗，这个人变得很善交际、那个人变得十分坦率而善于合作的情感状况或经验类型”。
当然，既然事情已到这一地步，对经理的思想采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就不可避免。实际上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经理，还包括护士长、管理员、部门主任和整个机构的领导。这位满怀希望的人写道：
“我猜测这里所蕴含的一项有用的原则可以通过适当的研究加以提取，并运用到企业关系领域之中。”[60]
很显然，测试者、问卷迷和技术人员对个性和灵感的微妙性、偶然性和细微差别毫无耐心。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送给他们以下一段他们明显未注意到的简短对话：
“哈姆：你愿意吹吹这笛子吗？
吉尔：殿下，我不会吹。
哈姆：请你吹一吹。
吉尔：我真的不会吹。
哈姆：请你不要客气。
吉尔：我真的一点不会，殿下。
哈姆：那是跟说谎一样容易的。你只要用你的手指按着这些笛孔，把你的嘴放在上面一吹，它就会发出最好听的音乐来。瞧，这些是音栓。
吉尔：可我不会从它里面吹出和谐的曲调来。我不懂那技巧。
哈姆：哼！你把我看成了什么东西！你在玩弄我。你自以为摸得到我的心窍；你想要探出我内心的秘密；你会从我的最低音试到我的最高音。可是在这支小小的乐器之内，藏着绝妙的音乐，你却不能使它发出声音来。哼，你以为玩弄我比玩弄一支笛子容易吗？无论你把我叫做什么乐器，你也只能撩拨我，不能玩弄我。”[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