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德国，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大学的水平取决于中等教育的水平。战前，德国的中等教育实际上由三种大学预科中学组成。因此，大学对新生所受过的训练和具有的素质了解得很清楚。但自德国革命以来，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为了消除社会不平等，有必要进行变革。但所进行的变革并非仅限于所需要的变革，结果，教育的利刃多少有些磨损。

刚才我说过，战前德国拥有三类中学：文科中学（Gymnasien）、实科中学（Realgymnasien）和理科中学（Oberrealshulen）——每一种中学都适应于一类不同的人才和目的。它们都是选拔性中学，并且要求都很严格[1]。文科中学进行严格的文科教育；理科中学对有理科头脑的学生进行同样严格的训练；实科中学则走一条中间道路。分类以能力和兴趣为基础，但所有三类中学都制定了相当高的教育目标，并且确保学生能够在高水平教师的指导下接受相当长时间的连续性学术训练。它们的教育目标不是技术性或职业性的，因为类型的差异是为了满足学生的文化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而不是满足他日后可能从事的职业的需要。主宰教育组织的是一种文化的理想，即教养，而不是专门训练。诚然，批评之声一直不绝于耳，但如果认为德国人那些常常是非常严厉的批评与英国人对英国中等教育的批评、甚至美国人对美国中等教育的批评没有什么两样，那就大错特错了[2]。为了发展有组织的职业培训，人们作出了一些让步。但发展职业培训的压力越大，来自教育的主体结构维护者的反对呼声就越强烈。

我已说过，德国中学的课程体系统一，内容充实，时间较长——至少9年。然而不幸的是，整个教育几乎完全雷同。虽然预科课程的教材内容有显著的差异，但在教学和管理方面却存在惊人的相似性。缺陷主要表现在体育和社会活动方面：户外锻炼或运动太少，而适度的户外锻炼是对年轻人进行道德的、公民的和体质的训练所不可缺少的；给个人发挥主动性和参与社会活动留下的余地太小。在上述方面，在9岁或10岁进文科中学学习的儿童与18岁或19岁毕业进大学——在那里他突然获得了彻底的个人自由——的青年人之间，几乎没有任何选择余地。一个人入学时是儿童，离开学校时已是一个青年人，已经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在这整个教育过程中，他受到组织的严格控制。他学习十分勤奋，严守规则，但他很少体验到自由的滋味，几乎没有选择的自由，虽然近些年来对体育训练的重视使他的状况获得了一些改变。结果，有时要让他从优质教育的优越性中恢复过来，或许比让一个聪明的美国人从肤浅教育的不足中恢复过来要困难得多。不过，这不能作为赞成教育质量差的学校的理由。

学生们主要来自中产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即往往是地位相当卑微的商人、官员、律师、医生和乡村牧师的子弟。而在文科中学或者——正如我们后面所要看到的——在大学里，几乎找不到工人阶级的子女。工人阶级的兴起为德国人的生活注入了新的力量，对此，战前德国的高等教育尚未意识到。我认识的一位学者上过三所不同的预科学校，但他在这些学校里从未遇到过一个工人子弟。这部分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因为工人付不起孩子的教育费用，但经济原因决不是惟一的原因。工人子女因此只好满足于接受国民小学（Volksshule）教育，毕业后跟随父亲从事农业或手工业劳动。这种社会差别孕育了一种不断郁积的仇恨，此即目前德国所面临之灾难的主要根源之一。

简而言之，这就是战前德国中等教育的光明面和阴暗面。它的突出优点是具有完整性与连续性；它的缺点则是呆板僵化，负担过重，等级性强。一向直言不讳——在战前的十几年时间里尤其如此——的德国改革家已经指出了这些缺点。偶尔人们甚至会听到这样的建议，即对过长的预科期实行分段，建立类似于美国学院的机构。可惜美国的学院在自己国家也是一件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物品，无法推荐其出口。

1919年宪法打破了界限。它扩大了联邦政府的权力，规定师资培训应该统一。它希望能够达到一种普遍而统一的水平。该法提出的计划本身并无新颖之处。建立一种共同的初等学校作为国民教育之基础的思想，在教育繁荣兴旺的伟大时期，即苏维恩（Süvern）和洪堡（Humboldt）时代就已经提出过。该思想先是被搁在一边，1848年又被重新提出。但随着自由主义的崩溃，这种思想长期被人遗忘，直到世界大战再次提醒这个战败国一种统一的民族文化是何等重要。在现有资源条件下，普鲁士和其他地区正努力在普及初等教育的基础上形成教育制度。因此，以前在国民小学与文科中学之间存在的、将民族一分为二的社会差别，正在逐渐缩小。有没有可能在消除这种差别的同时不降低中学以至大学的水平？这个问题正是民主社会所面临的，不仅在德国如此，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美国和在英国都表现得更为清楚。

为了促进机会均等和增加灵活性，德国还进行了其他变革。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男女青年可以申请参加一种特殊考试，也有少数学生由此进入大学学习——之所以是少数，是因为申请者必须证明自己值得大学接收入学[3]。普鲁士和其他若干邦国还创建了第四种预科学校，即初级中学（Deutsche Oberschule）。这类中学最初设想办成一种现代学校，强调现代语言和科学教育，但它现在已与理科中学难以区分。此外，大学已向数量甚大、种类繁多的所谓“特种中学”（Aufbaushulen）的毕业生开放。同时，体育也得到了全面的重视，这一趋势反过来肯定对中学起了重要的影响。

虽然德国革命为更多希望受大学教育的人打开了机会之门，但它并没有试图通过法律手段消除已经存在的差别。在普鲁士，某些特殊领域的培训不属于教育部管辖，而是属商业部、农业部和公共福利部管辖。那些较小的邦国，行政分工没有那么明确，即使在普鲁士，这种管理体制的确定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些工作相互重叠，还需要额外增加开支。但承认这种差别有何重要意义，或许美国人最能够体会得到。在初等学校结束时，有各种道路可供学生选择。它们通往不同方向，吸引不同类型的学生。在美国，所有人都被引向一条大道——中学、学院和大学，这些学校都试图发挥一种综合学校的作用，但都未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德国承认能力和目标的多样性，并努力适当地满足这种多样性。美国人的做法为德国人的理论的正确性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