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包括工业大学在内，德国共有30所大学[5]。这些大学外观相同，在一定范围内也保持了相同的教育水准。这部分是受德帝国各种国家考试的影响，部分是竞争的结果，部分是由于学生和教师不断的流动，部分则是受大学年会[6]思想交流的影响。然而，由于历史的或地理的原因，各大学之间也存在着微妙的差别。我们已经看到19世纪初期柏林大学的创建如何动摇了整个大学体制，那些中世纪大学如何一个接一个匆匆忙忙地推行现代化计划以与柏林大学的理念相符合。当时普鲁士可以说是一马当先，庞大的规模和众多的大学使它从此获得了霸主的地位。但不能由此就错误地认为其他封建公国自此俯首帖耳。较大的公国，如萨克森和巴伐利亚，还有一些较小的公国，都保留了行动自由并实行之。一方面，由于普鲁士影响巨大，人们对它的盲目仿效达到了顶峰；另一方面，其他公国也开展了与普鲁士榜样很不相同的实验。这种独立倾向自德国革命以来表现得更为突出。这样，从维也纳到慕尼黑，从弗莱堡到汉堡，德国文化的个性表现得异常丰富。波恩和科隆觉得自己负有保护莱茵兰文化特色的特殊使命；新建的汉堡大学则将眼光投向了海外，布雷斯劳具有突出的东欧意识，寇尼斯堡则保持了显著的东德意识。然而，由于新大学的教职员主要来自老大学，它们不可能走得太远。原有的理想已经根深蒂固，不可动摇。

德国的大学最终由一个中央权力部门管理，即八个邦国的教育部。不管这个部的准确名称是什么，其职责就是监管教育、艺术、戏剧和歌剧——也就是说，国家直接负有提高文化水准的责任，但在这儿我们只关心教育。

教育部长是国会议员——偶尔也有像贝克尔那样本身是学者的人。教育部下属的若干司局通常由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负责。由于面临其他邦国的竞争压力，他们通常被迫作出努力，争取先进。在德国，由行政管理引起的精力分散问题比美国要少得多，大学的公务由当地的大学学监照顾，他通过身边的下属及通过与教育部的直接交往完成自己的工作。大学学监一方面是颇受信任的政府代表，另一方面在处理行政公务时也是深孚众望的大学代表。大学校长的任期只有一年，轮换很快，因此他既不可能使科学家遭殃，也不可能实施连续的政策。的确，各学部和教育部都是各行其是，按部就班。在具体的细节问题上，管理委员会（Kuratorium）发挥一种“缓冲器”的作用。各学部，即哲学部（相当于文科和理科）、医学部、法学部以及神学部，都是各具特色、高度自主的，并且通常也是同样出色、同样发达的。通过与教育部有关部门的协商，学部委员会负责处理有关公务。进步有时是缓慢的，各种委员会和会议名目繁多，各种对话也数不胜数。然而，尽管地方上有时也有种种明显的不满，但在战前的75年时间里，德国大学在办学设施、资金投入与规模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是世界上最显著的。

我认为德国大学生活中有四个特征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是教与学的自由（Lehrand Lernfreiheit）。德国的教师，无论是编外讲师还是教授——其挑选方式我将作简要描述——都可以不受限制地走自己的路。在准备讲题、决定讲授方式、组建研讨班和考虑生活方式等方面，他完全有选择的自由。学部也好，教育部也好，都不会对他进行监督。他享有学术职位拥有者不听命于任何人的尊严。他的作用与一开始我归结于大学的作用一样，是双重的，一方面是保存知识，另一方面是增进知识：即教学与研究。有一种常见的看法认为，由于大学性质方面的原因，德国的教授只对研究有兴趣，而对教学则轻描淡写。这种错误的看法无疑源于德国教授不采取灌输式教学这样一个事实。他的学生不需要任何这类方法，他自己则不屑于使用这类方法。人们从未背离过洪堡有关大学应将教学与研究结合在一起的思想。近期出版的有关维拉莫维茨较重要著作的部分文献目录几乎排满整整八张印刷用纸[7]。对外国人而言，他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学者”（“Gelehrter”）——一个处于巅峰状态的多产学者。然而，在回顾自己的经历时，维拉莫维茨认为他的著作是“我发展过程中可以舍弃的东西……在德国，一个人仅仅在次要的意义上是一名学者：教授职位才是主要的，我一直把将它看成是至高无上的。”[8]大学中普遍使用的教学方式有三种：即大班讲课，与助教合作开设的实习课，为经过选拔的学生保留的研讨班。可惜的是由于经常开设必修性的研讨班，最后一种教学方式选拔的力度仍不够大，因此只好为有真才实学的学生私下安排超级研讨班（Superseminar）。要使学生了解整个学科，教授的学问必须渊博；要为高级学生开设研讨班，教授还应该积极发表成果。当然，要达到两者之间理想的平衡并不总是很容易的。但令人惊奇的是，杰出的研究者往往是公认的富有责任感而善于启发学生的教师。近代这样的人物就有微耳和、莫姆森（Mommsen）、康恩黑姆（Cohnheim）、路德维希（Ludwig）、埃里希·施密特（Erich Schmidt）、哈纳克（Harnack）、弗里德里希·米勒（Friedrich Müller）和维拉莫维茨等。他们将一批热心学习的学生吸引在自己的周围；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学派，其弟子带着新思想，接二连三地成了古老讲座的教授；他们在各自的学科就广泛的问题作一般性演讲时，使广大的听众深受启发。科学家的演讲往往吸引了文科的学生，人文学者的演讲则往往吸引了学习科学或哲学的学生。水平差的教师的确存在，毫无价值、迂腐至极的论文当然也时有所闻。海涅（Heine）的讽刺至今仍未完全失去其意义，卡莱尔（Carlyle）式的卖弄学问亦仍未完全消失。但即使如此，德国人的迂腐还是建立在学术基础之上，毕其一生精力于次要问题的语文学家或哲学家毕竟对他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还是了解的。以早期基督教著作家的学问为研究对象的学究式工作，当然不同于冰淇淋制作者或学校看门人所从事的琐碎杂事。一位极有才华而年轻的德国行政管理人员在公文中写道[9]：“大学既是研究的场所，也是培养统治人才的地方。正如一个民族应对理论问题感兴趣一样，除了科学从生活现实中能够获得的激励之外，大学还必须——尤其是现在——使所培养的人才能够在大学水平上运用学问。”[10]还有：“着眼于某种职业的专门化必然使德国的学生眼花缭乱。这一点与所有学科都有关系，因为大学的职责不是要引导学生将来去承担各种具体的工作，而是要使学生打好基础，使之以后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

从理论上说，学生享有同等的自由。由于证书的字面价值得到广泛的承认，他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因此，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挤到人满为患的柏林大学去，尽管蒂宾根（Tübingen）大学可能对他更有利。他可以自己选择教师；他可以从一所大学游学到另一所大学；他可以沉溺于击剑或酗酒而不能自拔；他可以放弃假期到实验室或诊所做助教或助手。在那些重视学科知识的逻辑性的专业，他可以接受指导，也可以不接受指导，由自己承担责任。从他被大学录取的第一天起，他就被当做一个成人对待。

然而，实际上要想通过考试的学生并不像理论上所说的那么自由。考试有两种，各不相同：一种是国家考试，另一种是大学考试。前者通向某种职业，后者通向博士学位；前者有教授参与或要向他们咨询，后者则由大学自己组织进行，并且事实上只有少数学生参加这种考试。规定性要求和强制性要求因此悄悄产生。有时规定性要求就是从学科本身提出的，例如，不懂解剖学的人不能学生理学，或不懂数学的人不能学物理学。在这类事情上，学科本身限制了“学习自由”。但“学习自由”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了种种考试的损害。国家或大学或双方都下了很大力气——当然往往也是非常顺利地——为学生尤其是专业层次的学生增加独立开考的学科数目[11]。幸好对如何参加考试通常“控制”得不是很严。学生既可以勤奋学习，也可以虚度光阴；既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完成学业，也可以用较长的时间修完课程；既可以只在一所大学学习，也可以周游西方。系主任也好，教授也好，都不会为他感到内疚。他已被认为能够照顾自己，能够自己承担全部责任。最后，当他自己认为时机成熟时，他就可以申请参加考试。没有校历告诉他什么时候考试及考什么。至于考试的次数，人们已经听到这样的说法，即已经出现将德国人分为两类人——即主考者与被考者——的趋势。毫无疑问，学生参加考试的科目越多，他形成独立思想与自我拯救的机会——这一点恰恰正是大学工作的本质——就越受限制。但必须记住，无论是德国的学生还是英国的学生，都不可能以简单累积学分或学时的方式获得学位或通过考试，而只有当他认为已做好准备时，才可以参加考试。考试的内容相当广泛，只要主考者认为合适就行。

其次，我要谈谈正教授的选聘。此项工作始于教授会向一个教授会委员会提交有3位候选人的一份名单。在将名单呈交给政府部长之前，教授会可任意对名单作出调整。这一制度是大学避免国家插手大学之危险的堡垒。它的作用是双方面的：可使大学和政府部门都坚持高标准。热衷于维护自己权利的教授会必须意识到，要给政府部长以任命外校学者的理由，因为这样它提交的名单通常都会令人满意，部长也没有理由轻易忽视教授会提出的正确建议。政府部长可以自由任命3位候选人中的一位，而且如果他愿意，他也可以任命一位外校学者。部长偶尔也会反对教授会提出的建议，或退回候选人名单要求重新考虑。但他行使这种权力时虽然不可能完全阻止校内集团的形成，却也会使之深感沮丧。由教授会提出的3位候选人几乎总是已在其他大学获得声望的学者。维拉莫维茨在他最近出版的回忆录中写到半个世纪前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时代的情况时，批评柏林的重要人物常常劝说政府部长对不怎么有名的大学的教授发号施令。他写道：“微耳和有助手要求职，当我提出意见时，莫姆森公开说‘我们不需要他’。所以他成了格赖夫斯瓦尔德所喜爱的出色人才。”年轻有为的埃里希·施密特一度也被法尔克部长所宠爱的某君忽视。“在一个年轻人占多数的小型大学里，它有着特别的意义。一个人仅仅因为根本不可能得到聘任就得永远呆在那里，这种做法是很可悲的。”

在萨克森，自现任政府就职以来，教育部不止一次地否决了一所保守的大学提出的建议。在耶拿，最近教育部强行对大学作出了一项普遍认为不合适的任命。同时，杰出的学者受到忽视或发现自己处境不佳的可能性一直存在。普鲁士教育部现任司长写道：“在上一个世纪，教学与研究的统一意味着，如果一个学者成为一所大学教授会的成员，他通常就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叔本华、杜林（Dühring）、哈特曼（Hartman）、罗伯特·迈尔（Robert Mayer）、弗莱塔格（Freytag）及其他人的命运却仍有可能再现：要么敲不开大学之门；要么梦想破灭，离大学而去。科学决不能无视它从这些人物身上可能获得的贡献。”[12]因此，个人的、政治的和种族的因素都会破坏德国大学制度的理想运行。

自世界大战爆发以来，比较进步的那些邦国不得不对教授会中普遍存在的保守态度施加更大的压力。目前，政府各部与受到广泛批评的法学教授会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一般说来，当一个强有力的教育部司长或教育部与一个强有力的教授会进行协商时，德国人的制度最能够体现其优点：因为双方势均力敌，处理问题时就会深思熟虑；由于平等的双方都能够深思熟虑，问题的处理通常也就正确。如果政府部门一方很弱，大学的内部集团就可能占上风；如果教授会一方很弱，政府部门就可能占有不公正的优势。过去50年里，普鲁士教育部最有才干的人物阿尔特霍夫无疑是一个常常与大学相对抗的人物，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取得显著成绩的兰克（Ranke）、哈纳克和黑尔姆霍尔茨（Helmholtz）等人的晋升，研究机构的创建，医学方面的惊人进展，都要归功于阿尔特霍夫的知人善任和埋头实干。毫无疑问，一个如此精明强干和固执己见的人会引起麻烦和引发对抗。维拉莫维茨告诉我们，阿尔特霍夫喜欢自己发现问题，并最喜欢像“信使”（“messenger boys”）那样的大学学监，但另一方面，他也坦率地承认阿尔特霍夫非常尊重大学，并为把大学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的成果至今还在。去植物园阿尔特霍夫墓地凭吊的人应该知道，那里躺着一位正直忠诚的人。”[13]总而言之，人们从各种结果可以推知，大学的优势及其崇高的威望本身就足以证明，一般说来，合理的考虑往往最终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占上风。

我所考虑的第三点是大学教师的“游学”（Wandering）。虽然在整个德国、瑞士和奥地利，大学与大学之间存在着家族般的相似性，但它们却没有近亲繁殖的特点。一个人可能在其他两三所大学学习过一段时间后，才在慕尼黑大学获得学位，并成为编外讲师，也可能应聘去蒂宾根或格拉茨（Graz）任副教授（Extraordinarius，相当于英国人所说的准教授或讲师，或美国人所说的副教授），接下去他可能应聘去波恩任教授，此后，如果他继续发表成果，他可能转到莱比锡，也许最后转到柏林或维也纳去任职。尽管也有些最有才华的学者可能会放弃都市的应聘机会，愿意留在规模虽小但生活“舒适”的大学里工作。大学的进步和资金状况取决于全国范围的激烈竞争，而要赢得进步和资金，主要的因素有两个：即作为教师的名声和作为研究者的成就，缺少两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对晋级来说都可能是致命的。

对自由和学术而言，一种更有效的保护来自“编外讲师”制度。教授最终也是从这些编外讲师中产生的。教育部在教授的选拔方面有否决权甚至有可能提名，但它在颁授“教学执照”方面却没有发言权，因为那完全是教授会的特权。“编外讲师”制度不仅仅是学术自由与安全的堡垒。战前，之所以有许多人愿意做当时这种严峻且无薪的见习期工作，是因为他们希望自己能由此走上学术之路。大学声望之高，这种制度是最好的证明。德国的大学生若要获得博士学位，一是要通过学位论文，以表明他具备了从事创造性工作的某些能力；二是要通过一种考试，以表明他对相关学科的文献有足够的了解，他希望走一条学术或科学研究之路。他是否因此就得到了大学的聘任，从而使自己在自身发展的关键期把日子过得舒舒服服并能够承担日常的教学工作呢？根本没有。他得到的是不发薪水的教师执照，成为他们所说的“编外讲师”；他只能够开设一至两次讲座，并且要以某种方式与某个实验室、诊所或图书馆保持联系，以便继续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编外讲师形成了一个学术摇篮，德国大学根据教学能力和学术成就从中挑选所需的副教授；全德国和说德语的国家根据上述方式从副教授中挑选正教授。每一个选拔阶段都有两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候选人必须有能力阐释他的学科；必须有学术成果。这是一种十分严峻的制度。编外讲师往往经过多年磨炼而不一定熬得出头，尤其是正教授不关心他甚至对他反感时——这种情况的确有可能出现——更是如此。这就导致了有学问的——有时还是痛苦的——无产者的出现。但在每一个领域，如科学、人文学科、法律、医学和神学领域，这种制度打造了一批工作者，并为大学、中学、政府和企业提供了人才储备。就承担某些确定的和艰难的任务而言，与世界上任何国家创建的制度相比，德国的大学——其本质特征我已在前面描述过——可能是考虑得最周密的机构。

最后，与教授一样，德国的学生也是游学者，尽管由于经济原因，学生游学的程度已不如从前。美国的哈佛人或英国的牛津人特有的那种忠诚，在德国鲜为人知，学生至多也就是对他度过第一个学期的大学有些情感依恋。德国不存在柏林人、格赖夫斯瓦尔德人或维也纳人之类的东西。毫无疑问，这种不讲究在哪里学习的态度是有代价的：德国失去了英语国家在舒适生活之外所具有的人际情感和母校情感；从学生的角度看，他们失去了作为人所应有的某种东西。但不管个人或社会失去了些什么，从学术角度看，德国人从游学制度中得到的益处远远超过其所付出的代价。这种制度有它的缺点：例如，对一位不想用功的学生来说，哪里最容易得到学位，他就会去哪里。但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使有才能的学生到学科研究最具实力的学校去学习，它可以促使教授做出最优异的成绩以吸引最有才能的学生——因为研讨班和实验室的声誉，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教授的收入，实际上取决于其学生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