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十一

在英国,能够用于资助大学教育发展的资金少得可怜。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各个学院差别很大——有的很富,有的则相对贫困。它们的产出似乎与它们的财富无关。大学能够用于高级工作的资金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地方性大学的研究生工作则只是附带性的。即使有大学拨款委员会的资助,也难以承担一些大项目,如建造牛津大学图书馆或为完善医学院提供建筑物、设备以至资助小型的大学医学诊所等。资金是相当短缺的:高等教育年度总开支仅约500万英镑,低得可怜。不过,比较突出并且值得称赞的是,管理方面的开支也相对较少。

薪水比美国相对要高些,1928—1929年教授的平均薪水为1082英镑,但教授以下的准教授和讲师职务的薪水要低近50%。由于在这样一个小国家里,教授职位的数量十分有限,因此人们进入学术生活的动机不是很强。所幸的是,学术生活方式有其特点:简单、高贵、超脱。因此,尤其在教授阶层,生活也不乏舒适安逸。依赖企业获得额外收入的做法因被视为典型的“不良方式”,也十分少见。另一方面,“其他专业和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现在的情况与组建前一个皇家委员会时的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语。现在已允许研究员结婚,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也希望享受自己的权利。一般的‘教师’现在都可在许多不同行业获得可观的薪水。通常他也不必非要在教会和教学专业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不可。整个英语世界现在常常向牛津和剑桥的学者提供薪水丰厚的教授职位。优秀的毕业生,尤其是理科毕业生,现在很容易在企业谋得理想的、并且常常是报酬优厚的职位。

尽管大学学者不能也不应该斤斤计较于企业所供薪水的高低,但足以维持生计的薪水也是必需的。人们愿意牺牲较高的薪水甚至较有权势的职位,以换取牛津和剑桥的舒适安逸、学术权利和生活理想。但不管他们多么渴望留在大学内,如果他们没有条件养家与培养后代,他们还是无法做到这一点。如果战前500或600英镑就能满足中年教师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之需要的话,那么这点收入在今天已远远不够。每一所大学都必须能够为所有的教师提供足够的薪水和津贴,使他们能够成家、养家,并能够享受与其他专业人员家庭同样舒适的生活和教育条件。只有在这种条件下,牛津和剑桥才能够在即将来临的岁月里留住足够多的优秀学生从事教学和研究——除此之外别无他法。”[29]

应该记住,从为大学及其研究提供资助的能力看,事实上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债务与国民财富之间的关系,与目前的债务与国民财富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那次的债务并未偿清,但随着蒸汽、煤炭和钢铁推动英国工业的迅速发展,它实际上已变得无足轻重。难道不能设想:如果英国同样注重发展物理学和化学,就不会产生与之类似的现象吗?

无论如何,有一点看来是清楚的。近来一些国家走上了寻求大量战争借款的道路;任何国家从来都没有寻求过大量的教育借款。也许,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达到既有钱用于战争又有钱用于文明的富裕程度。我们必须作出选择,不可能两者兼得。新签订的海军条约允许美国支付十亿美元制造战舰——这笔开支要比我国所有受捐赠院校全部历史上的累计开支还要多。这真是愚蠢至极!在英国,与有限的教育开支相比,现在、过去或未来用于战争的国民预算份额也很大。除非这个数字颠倒过来,否则上述两个国家关于它们最重视什么的看法就纯属自欺欺人。

[1]英国也有同样的情况,如同牛津大学已故教授约瑟夫·赖特(Joseph Wright)、剑桥大学教授奥凯(Okey)和曼彻斯特大学教授丹尼斯(Daniels)的生涯所表明的那样。

[2]在欧洲大陆,新教也对中等教育起推动作用,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教育信念的产生,新教的重要性迅速降低。在英国,正如我们后面所见,新教仍是一个活生生的、引起争论的影响因素。

[3]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现有1301所中学接受补助。它们(1925—1926年)共招收了360503名学生,其中36.5%获得免费学额。见威尔逊(Wilson):《英格兰的学校》,伦敦,1928年版,第357页。

[4]对此,人们将怀着由衷感激的心情引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康德尔(I.L.Kandel)教授的下述看法:“外国对中等教育的内涵具有明确的观念,我们(美国人)应该下大力气去理解为什么这类教育应与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相区别。(美国)企图将各种类型的青少年教育活动纳入一个机构的做法,说明了为什么每一项教育活动都无法达到完美境界的原因。……对特殊的狭隘利益的适应将……与所谓的欧洲贵族文化一样具有瓦解作用。”载《学校与社会》,第八卷,第261页开始。整篇文章值得认真关注;我在不改变文章原义的情况下对引文作了简化。

[5]1908—1909年和1925—1926年,学生人数增长了165%。

[6]“几乎是不知不觉地——在1929年1月29日——……国王学院女子家政和社会科学系就变成了国王家政和社会科学学院,成了大学科学部的一个独立的学院。”参见《1928—1929年年度报告》,第5页。因此,它与帝国理工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处于同等的地位!还有比这更荒谬的吗?尽管它所开设的课程大多比美国家政学院开设的函授课程更充实,但这些课程也包括了“家务、洗衣和烹饪”、“初级簿记”、“针线工”和“家用电”等方面的讲课和实习。这样一所学院附属于大学究竟有什么好处?“大学”包容这样一所学院究竟意味着什么?

[7]伦敦大学系科委员会与我同样觉得难以理解。见皇家书局出版文献,1926年版,第30页,第50页。

[8]《根据1926年伦敦大学法制定的伦敦大学章程》,第7页,第36号。

[9]另一方面,伦敦大学还拥有“联合学生”,即攻读该大学学位以外资格的学生。因此,混乱状况进一步恶化。

[10]它提供的推广课程实际上也是如此。

[11]关于这一点,参见霍尔丹(Haldane)子爵的《自传》,伦敦,1929年版,第124—125页。

[12]利物浦大学的实际情况也一样。它的各种收入在1913—1914年度为83720英镑,1928—1929年度为231150英镑。在这两个时期它的财产分别为1004109英镑和1967772英镑。地方拨款1928—1929年为25332英镑。资金的需求极为迫切,但它在开支和资源如此匮乏的情况下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实在令人感到惊奇。

[13]于1930年3月23日去世。

[14]威廉·迪贝利乌斯(Wilhelm Dibelius):《英国》,玛丽·阿格尼斯·汉密尔顿(Mary Agnes Hamilton)翻译,伦敦和纽约,1930年版,第426页。
皇家书局1929年出版的一份题为《兰开夏郡和柴郡的成人教育》(Adult Education in Lancashire and Cheshire)的小册子也很能说明问题。所开设的学科既广泛又扎实(第6页),学生都是工作者(第23页)。以下的评论包含着对美国大学所开设的函授课程和推广课程的尖锐批评:“与过去相比,学术性的观点能够更容易地得到理解,墙外课程与墙内课程在观点上的差异变得更小。”(第18页)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墙外课程也是如此。

[15]如果我写苏格兰的情况,我的这一陈述将无疑包括那些维护纯真学术之崇高理想的苏格兰大学。

[16]“我们认为牛津和剑桥一起承担了完成青年人教育的特殊职能,这些青年人来自有教养的家庭,大多在公学接受训练,并注定要进入政治生活或有学问的专业阶层。”见费希尔(H.A.L.Fisher)著:《大学在国民生活中的地位》,牛津大学出版社,1919年版,第4页。

[17]这一数字包括21所学院(college)和9所附加学院(institution,如女子学院等)。

[18]在剑桥大学,相应的机构称为“评议会”(the Senate),由所有硕士、博士和神学学士组成;“评议会理事会”(the Council of the Senate),其成员由住在大学中的评议会成员选出;“副校长”,通常任职两年。这两所大学相互之间并不十分了解,一些学院也常给人以它们之间互不了解的奇怪感觉。

[19]不招收本科生的万灵学院除外。

[20]吉尔曼校长(写于25年前)引用弗里曼(Freeman)教授的话说:“这真是令人失望,令人沮丧。我已尝试所能想到的每一种讲课方法,并尽了我的最大努力,但仍然无人前来听课!”见《一所大学的创办经历》,纽约,1906年版,第84页。

[21]《经济学杂志》,1908年6月。

[22]费希尔作序的论文集,克拉伦登出版社,第32、34、35页。

[23]写于1865年的《书信集》,第1卷,第341页。

[24]福斯特不是由校方而是由三一学院请到剑桥大学担任生理学讲师的。三一学院的院长当时碰巧对该学科感兴趣。

[25]克拉伦登出版社,1928年。

[26]1929年5月。

[27]属于牛津大学的有:(1)农村经济学院;(2)农业经济学研究所;(3)农业工程研究所。三家机构都由该大学农村经济委员会管理。政府部门在剑桥大学设立了5个研究所:动物营养研究所、动物病理学研究所、园艺学研究所、植物育种研究所和小动物育种研究所。

[28]尽管剑桥大学拥有很好的生理学和生物化学院系,但与牛津大学相比,剑桥大学的医学院连一个学部也谈不上。它不但没有院长,而且对医学部的组织——不管其多么松散——有一种明显的厌恶。

[29]《皇家委员会关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报告》,皇家书局,伦敦,1922年出版,第49页。并参见大学拨款委员会1928—1929年年度报告,第22—30页。
同样的看法参见弗莱彻(Walter M.Fletcher)爵士论医学研究的诺尔曼·洛克耶演讲(发表在1929年11月30日的《英国医学杂志》上)。他说:“常常有人向我提到他们从战时法国一家医院的一位伤员那里听到的故事。有人问一位年逾50岁、原先给一位百万富翁开车的勇士为什么要离开家中那份安全实惠的工作去打仗时,他透过绷带露出了微笑,谦逊地说道:‘我想是我的好奇心战胜了理智。’”我认识的许许多多研究人员都可以对他们的动机作出同样离奇而崇高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