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六

英国的地方性大学像美国的大学、尤其像美国的州立大学一样，在短短的时间里取得了惊人的发展。曼彻斯特的欧文斯学院（Owens College）于1851年开始了它的教学生涯，但直到1880年，即半个世纪之前，才成为有颁授学位资格的机构。从1880年到1903年，本部设在欧文斯学院的维多利亚大学还包括了设在利物浦和利兹的学院。1881年作为维多利亚大学所属学院之一开始其生涯的利物浦学院直到最近才以一所独立大学的身份庆祝了它的25周年校庆。约克郡学院在本世纪成为利兹大学。其他的学院和大学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现在英国共有11所颁授学位的大学和5所不颁授学位的大学学院。在这些院校面前，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也算是历史悠久了。

地方性大学未能更早出现的理由显而易见。它们必须等待中等教育的发展和圣公会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及政治领域的垄断地位的瓦解。新的大学迟迟才出现也不都是坏事。它们从学院开始，教学工作要接受老的伦敦大学的监督，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在美国是太忽视对学科内容的掌握，在英国则是太强调对学科内容的掌握，文化所最终取决于此的精深微妙的特点被看得太淡。这种情况很糟糕，并且尽管人们对它的消极影响普遍有所认识，这种情况却仍继续存在。但如果地方性学院必须满足伦敦大学的要求，那么这种做法具有明显的补偿性好处。它们至少必须达到与伦敦大学同样的水平，并且伦敦大学的监督的确具有某种意义。因为如果它们必须满足伦敦大学的要求，污七八糟的东西就必须扫出门外。源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术与文化传统的善意影响，在这些学院过去一直存在，并在今天仍能感受到。地方上的中学生可以获得一张涉及有限的烹饪和针线活内容的考试文凭，但这无助于他进入一所地方性大学。学院所呈现的科目必须广泛多样，以使各种合理的学术能力和教育获得适当的发展机会。通过联合委员会而采取的行动帮助北部的大学保持了相对高的学术水平。

除了在经济学之类相对较新的学科，伦敦大学和地方性大学并没有损害古老大学的崇高威望。只要经济上负担得起，能力出众的男孩几乎毫无例外都进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上学。一位具有国际声誉并长期担任一所地方性大学教授职位的科学家曾告诉我说，他从未在自己的学生中找到合适的助手。当然并不是所有学科的情况都是如此，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将迅速减少。因此，形势在推动变革。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甚至无法接纳所有前来攻读荣誉学位的学生。专业阶层的收入因税收而大幅度削减，因此他们也难以普遍承受送子女外出求学所需的费用。同时，随着中等教育的改进，有助于改善地方性大学的另一个因素也开始起作用。然而，由于期望从事教师职业的学生人数占很大优势，学生团体的质量有所下降。此外，由于最近通过的法规提高了成绩优异者的薪水标准，文科荣誉学位课程也大幅度膨胀。

地方性大学的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经验的影响，但它也根据英国大学的传统作了改革。首脑——校长或副校长——终身任职。他要参加各学部和各委员会的工作，这一点在英国也与其他地方一样，既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过去校领导还可以从事某些科研活动，但那个日子现已一去不复返。行政管理颇费时间，资金也不足。英国人鄙视——这完全正确——后来在美国涌现出来的“广告人”和“筹资人”。新的大学正在向前发展。在缺少国家中央教育部的情况下，一个训练有素并具有管理才能的学者必须自己领导这一发展。但无论校长还是副校长都不可能运用美国大学校长有时运用的那种巨大权力。学部掌管自己的事务，因此，各委员会的会议任务是繁重的。教学人员按照美国的做法加以组织，而美国的做法本身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德国的影响。每一所大学都拥有文学部、理学部和医学部。工程学部、应用科学学部和商学部的设立在各校之间互有差别。各学部教授会由高级教员代表组成，在此基础上又组成了通常不太活跃的评议会（the Senate）。比较有影响的是理事会（the Council），一般每月开两次会。在有代表性的曼彻斯特大学，理事会的成员由副校长、四位教授、若干名非教授教员代表和相当人数的董事会（the Court）代表组成。这一机构十分有效，并且正如后面可以看到的，它既代表了校外的利益，又代表了教授和行政的利益。在我看来，它比美国的做法要好。后者在教授会和董事会之间仅依靠校长穿针引线。因此，在英国的地方性大学里，教学人员的影响远远超出其人数的比例。董事会只决定经费。总的来看，如果考虑到它们诞生于地方工业中心这一点，那么它们的记录是值得高度称赞的。捐款者和地方当局代表了工商界，后者为每一所地方性大学带来了显著的特色。尽管偶尔会出现不妥当的做法，各大学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享有独立的生活，不受资本主义或政治影响的严重干涉。根据我的判断，在这一问题上古老大学的独立性再度成为稳定的和有利的因素。

在设施和资助方面，地方性大学没有招摇铺张。它们的收入主要依赖地方资助和中央财政补助，并且与美国的大学相比，往往显得比较寒酸。地方性大学中办得最早并属最有成就的大学之一的曼彻斯特大学，年度预算为100万英镑[12]，其中部分来自学费，部分来自捐赠收入，部分来自地方补助（数额很少，因此不会威胁到该大学的独立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来自中央政府通过大学拨款委员会提供的资助。大学拨款委员会——该委员会自1919年成立起一直由对苏格兰、英格兰、德国和美国的大学十分了解的苏格兰人麦考密克（Willian S.McCormick）爵士[13]任主席——是一种和缓但却有力而积极的影响因素。在缺少教育部控制的情况下，大学拨款委员会促进了事物好的一面的发展，而对其他所有方面则默不作声，视而不见。

在教员聘任方面，地方性大学处于不利地位。尽管其教授的薪水不断上升并且比美国教授的薪水还明显高一些，但实际上仍然过低，职位也很少；作为学术性大学，它们的声誉也比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弱得多，而从大都市的吸引力来看，它们又比不上伦敦大学。但是，尽管它们通常留不住来自老大学的最优秀的学者，它们却可以聘请到来自老大学的有前途的教员。牛津大学最近上任的两位历史学钦定讲座教授就是最初在牛津大学开始学术生涯，后来去地方性大学任教并在那里晋升为教授，再由牛津大学召回的。希尔（A.V.Hill）教授也是先从剑桥大学去曼彻斯特大学工作，又从曼彻斯特大学应聘到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任研究性教授。地方性大学聘请卢瑟福（Rutherford）和谢林顿（Sherrington）这样的学者来学校短期任教，比长期聘任平庸的学者要好得多。他们的出现表明，地方性大学决不是完全处于本科生教育的水平，也有些杰出的人才留下来工作，例如罗斯科（Roscoe）、陶特（Taut）和亚历山大（Alexander）就留在曼彻斯特大学工作。一些才华横溢的学者为了逃避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养尊处优的生活，转到其他地方追求一种比较简朴的环境，以便——如其中一位学者所说的——“拯救他们的灵魂”。在牛津大学现任各学院院长中，有两位曾任地方性大学的副校长：一位是新学院（New College）现任院长，曾任谢菲尔德大学副校长；一位是大学学院院长，曾任利兹大学副校长。从校舍和设施等外观看，伯明翰大学、利兹大学和布里斯托尔大学等地方性大学已有很大改观。但世界大战带来的财政负担，对捐赠的增加和物质设施的改善起到了一种长期的阻碍作用。

在教育范围上，地方性大学甚至比美国最优秀的大学还能体现以本科生教学为主的特点。尽管英国的本科生比美国大学本科生的年龄要小一岁，但无疑他们却更为成熟、更为训练有素、选择性更强。尽管如此，在中学与真正的大学之间仍存在一条大学必须予以填补的鸿沟。一位教育界资深人士曾写道：“若要在大学维持独创性或探索性的工作，不再花时间进行教学和训练，那么现在的知识和训练基础仍不够坚实，也不够广博。”大多数本科生获得学士学位后即离开大学。我认为英国的学士学位比美国通常所说的学士学位更有意义，这部分原因是它的学科基础更扎实，考试难度更大；部分原因是校外考评专家参与学位考试，这一方式在美国除了斯沃索莫尔学院之外，其他任何学院和大学都没有系统地加以采用。攻读荣誉学位的学生用3—4年的时间攻读三门学科——其学业的专精程度远远高于美国本科生。因此英国的学士学位更显深度与水准。但尽管英国的大学不存在美国大学中到处可见的荒唐怪事，它们却也正如一位尖刻的英国评论家有一次对我说的那样，“橱窗里陈列的展品要多于货架上摆出的实货。”

虽然地方性大学主要以本科生教学为主，它们也开展高层次的工作。本科生荣誉学位的工作无疑就覆盖了美国研究生院第一学年——或许还不止——的工作。在曼彻斯特大学，已经形成了有名的中世纪史学派以及哲学和物理学学派。布拉格（Bragg）教授手上有十几个物理学研究室供其使用。工业与科学研究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Industrial and Scientific Research）目前拥有31000英镑的科学拨款，这笔拨款大多数用于地方性大学和其他大学的高层次人员的维持经费。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英国人却非常不乐意将研究生看做是一个群体。他们是很有良知的教师，“教学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他们的教学信念是，学生一旦通过荣誉学位考试，就不再需要与教授频繁交流。与美国研究生院一如对待本科生那样经常牵着研究生走路的做法相比，英国人的做法无疑更胜一筹。但我认为，英国人没有看到研讨班的独特价值。正是在研讨班中，学生不但相互交流，而且也与教授交流。在研究生院中应该出现的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思想碰撞，在英国很少见到。我不想被指责为过分偏爱组织。在美国，组织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但组织也应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类似于德国研讨班之类的东西也是需要的，以便最有才华、最训练有素和最成熟的学生能够相互交流，并与导师保持交往。所有的英国大学，尤其是伦敦大学和地方性大学，都未充分意识到这一重要的道理。再举曼彻斯特大学为例。1882—1928年期间，共有2932名毕业生获得该校的文学士学位，1019人获文学硕士学位，3543人获理学士学位，1227人获理学硕士学位，143人获科学博士学位，74人获哲学博士学位。这些数字之所以具有意义，不是因为获得高级学位的人数很少，而是因为比例的差异表明教员过分偏重于教学。在教学对象里，有相当比例的人毕业后做教师。诚然，教师也需要受教育，但大学里的师范生很快就会饱和。越过这一界限，研究的闲暇和意愿就会受到影响，大学往往蜕变成师范院校，尽管聪明的人不管如何最终会获得成功。

地方性大学都是从本土涌现出来的。它们通过满足地方需求获得部分资助。体现地方特色的技术开发活动，一般都是地方性大学的强项。不过有些地方性大学过于偏重这方面的活动，因而显得过于专门化。许多地方性大学所表现的特殊性完全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虽然学位的领地得到了适当的保护，但文凭和证书却向技术性的训练开放。如曼彻斯特大学向高等商业学（二年制）、摄影技术（二年制）、企业管理（一年制）颁授证书（不是学位）；伯明翰大学向酿酒术（二至三年）和社会研究（二年制）颁授文凭或证书；布里斯托尔大学向家政学（四年制）颁授理学士学位，并向教育学和生物学（一年制）颁授考试及格证书；利兹大学向染色术、煤气工程学、染料化学颁授文凭；谢菲尔德大学向玻璃工艺学（二至三年）颁授文凭。同样缺乏远见的荒谬做法还有，伦敦大学大学学院设立的图书馆学学院和新闻学课程（只授文凭，不授学位），以及利物浦大学设置的城市设计系和布里斯托尔大学设立的汽车工程系。与美国大学相比，英国地方性大学中技术科目的发展是有限的，但这仍很可悲。我们希望这是因为这些大学年轻而产生的缺陷，因为这类活动既不属于自由教育，也不具有大学质量。

然而，其他的因素对地方性因素起了平衡作用。尽管地方性大学产生的动力来自地方，但它们的教员——正如我已指出的——起初都来自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一点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如此。它们的管理机构——这一点我也已经指出——既有学者参加，也有校外人士参加。因此，比较古老的和比较坚实的学科不仅在课程安排中有所体现，而且在管理中也有人代表。地方性大学因此也不像美国大学那样过于放肆。我所遇到的大学校长没有人担心英国的大学会纵情享乐，变得像美国大学那样荒唐可笑。尽管它们囊中羞涩，头脑却很清醒。伯明翰大学霍尔丹（John S.Haldane）教授领导的矿业研究实验室就是对环境作出合理反应的一个例子。起初人们认为该研究所不过做一些工业方面的杂活——如作些分析等——而已。霍尔丹教授“将那一切踩在脚下”。霍尔丹教授本着巴斯德的精神，对热和呼吸作用的基础性问题进行研究。他有一次给我写信说：“如果研究思路得当，实用性的事物也充满了科学的趣味和刺激性。”这些“实用性事物”也对应于大学医学诊所中的病人。研究的问题就谈到此为止。至于训练的问题，正确的理论也同样明确。如果一所大学热衷于开设如何推销煤的课程，它就放弃了自己的职能；开设涉及煤矿的科目——如物理学、化学、金属学——则属于大学范畴的工作。因此，从大学的观点看，酿酒应该属于生物化学和细菌学系科的工作，本科生学位仅仅是发酵方面的生物化学的学位。若要获得荣誉学位，附加麦芽制作和酿酒术的文凭，意味着需要在酿酒厂“实习”两年——这种做法令人怀疑。这不属于我所使用的那些术语意义上的大学学位或研究生学位。同样的看法适用于其他大学其他一些行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在商科方面：伯明翰大学创办时，约瑟夫·钱伯林（Joseph Chamberlain）先生为了吸引地方的兴趣，承诺开办一所商学院，尽管他对要办什么样的商学院并不清楚。伯明翰大学文学部不可能做的那类不合适的事情，商学院也很少或根本不承担。否则，或许它可以变得更强，但它也会因为纳入那些不适当的事而失去某种文化底蕴。该商学院对地区经济史进行了一些研究，在其他方面，涉及的工作有经济学、经济史、运输和现代语言——在美国，这类教育还将导向普通学位。销售学和商业广告这类实用性的课程令人注目地空缺。教员们并非不熟悉美国的发展，但他们对此不以为然。他们不愿装作是深谙实际的人，似乎自己有本事进行商业推销。曼彻斯特大学商学部的任何教员都没有与企业建立有报酬的联系。企业虽向教授寻求咨询，但教授并不收取费用。他们也同样发现，商人们没有任何可向学生们传授的东西。这些商学院实质上是教授经济学和现代语言等学科知识的高级本科生学院，只是它们比一般的系科更关注地方的需求。因此，总的来说，地方性大学代表了对那些古老大学所奉行的企业政策的一种保守的偏离，同时体现了以本科教学为主的特点。

再简单说一说教育学科。地方性大学都开办了教育学院或教育系；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则设立了教育学准教授（reader）的职务。但该学科在任何大学都未受到认真的对待——或许是受到不够认真的对待。地方性大学教育科前三年的课程与一般学术性课程完全一样，第四年用于教育的“原理”、“方法”、“心理学”和“历史”的教学——都是些“罐装的”东西，在一所大学有人这么对我说。这种教育对实用性的方面重视得不够，但由于它给理智留有余地，并且重视学科知识，到目前为止它还是优于美国的荒唐做法。剑桥大学和地方性大学都颁授教育学位——但很清楚，获得该学位的基础主要是学术成绩；牛津大学则只颁授教育文凭。

古老的大学也好，地方性大学也好，其开设的推广课程、墙外课程和辅导性课程，都同样地避免了美国同类工作的狭隘性、实用性和特殊性。这些课程是教育性的。它们涉及的学科具有学术和文化上的重要性——如伦敦大学开设的校外课程，包括经济学、中世纪史和近代史、政治学、文学、工业史以及社会学。学生们不会求助于大学去解决他们在行业或职业中遇到的问题；大学也不会奔劳于无足轻重的事情。英国的工作者希望利用闲暇的时间摆脱日常工作的限制。科利格·哈莱克（Coleg Harlech）在一所小规模而独立的威尔士学院实施的计划具有深刻的意义。参加这一计划的学生都是店员、矿工、钢铁工人、采石工人、寄宿舍房东、纺织工和普通职员。在1928—1929年他们学习什么？历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威尔士文学和英国文学。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这种教育可能属于中等学校的教育，但它具有良好的声誉，并且在经验起重要作用的伦理学和经济学等学科，这种教育可以进行得非常深入，并对学术的观点起充实的作用。

尽管我们所讨论的大学在发展各项服务性活动，但这类活动也许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加以展开。这类活动应有适合自身的组织和管理类型，尽管它们眼下尚未降低院校的尊严或破坏院校的目的。大学推广辅导班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它们不能老是代替一种健全的国民教育制度。这种制度目前在英国和美国都不存在。而与美国的大学不同，英国的大学在努力诚实地、正确地填补留下的空缺，而不去考虑是否赢利的事情。一位眼光犀利的外国评论家写道：“几乎没有一座城镇见不到它（指大学推广教育——原作者注）在教育的发展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在许多地方，这项运动发展成一所学院（诺丁汉，埃克塞特），在其他地方（谢菲尔德，里丁），这项运动发展成一所大学。在全国各地，对英国人——当然也包括英国工人——的生活中出现的沉闷的实用主义和苍白的物质主义而言，大学推广运动成了一帖作用明显的良药。”[14]

就几种专业学部而言，我自己只限于谈医学。从实验科学的情况来看，地方性大学的医学部与伦敦大学的医学院有所不同。在伦敦大学，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除了大学学院和英王学院的医学院之外，一些医院附属医学院的实验科学的发展带有严重的缺陷。在地方性大学学院里，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领域里的教授拥有和其他理科学部——如化学和物理学——的教授同样的地位和设施。他们的预算非常节制；他们的设施通常限制得很紧；他们的图书馆藏书很少；他们的教学工作相当繁重。然而，他们却是大学自由挑选出来的教授，并且也都拥有未来；他们的研究条件与其他领域同样有利。谢林顿、希尔和迪安（Dean）三人目前在各自学科领域占有英国最令人称羡的讲座席位，并分别在牛津大学、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和剑桥大学任职，但他们以前是在利物浦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任教，正是在那里他们成为杰出的医学科学家。

地方性大学在临床医学领域既缺乏组织，又十分落后，甚至缺少像伦敦大学那样能够避免困境的少数实行专职制的临床机构。医院都是慈善性机构，不是诊所；它们的职员都是地方上的专业人员，通常对严格的科学研究既不赞同也不参与；供研究用的实验室设备严重不足，幸好病房能够向学生开放，使他们能够接触病人，但这方面的工作也仍有待于进一步现代化。大学既不能获得比较有效的内部组织，也不能从其他地方聘请有前途的年轻人填补教员空职，打开临床教学和研究的职业通道。论资排辈通常十分流行。大学没有采取美国那种比较激进的措施，对现有的医院进行改组，或创建新的独立的大学医院。伯明翰大学现有一个机会，它的两所现有的医院在大学校园里得到一个可以建造一所宽敞的新医院的场所。如果现有的组织能够被抛弃，临床的设备能够得到合理的分配，实验室能够建立起来，有教学和研究能力的教职员能够聚集在一起，地方性专业人员能够得到合理的利用，英国也会拥有一个现代医学院，但我担心机会正在失去。一个重要的缓和因素是医学研究委员会（the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它在汉普斯特德建立了国家医学研究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并为个人或组织提供研究项目补助。它动员了对科学医学有兴趣的人开展工作，在整个医学科学领域提供了特定的调查研究所需的人员薪水、维持经费和项目设备。然而，不幸的是，经过这种培训的年轻人仍然没有出路。种种项目仍可以完成，种种人员仍可以训练出来，但在临床医学领域，仍然缺少持续性的机会或资助的保证。英国所需的是一所现代医学院——先有一所，其他的经过一定时间再建立。各大学与医学研究委员会进行合作，负责培养人才，但由于医学研究委员会是一个政府组织，它不能集中资金在某个地方建立一个大学医学部。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或伯明翰大学，可以先建一所现代医学院，这或许在适当的时候会对全局产生影响，如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对美国的医学教育产生影响一样。这种需求不是没有人认识到，但至今所需的资金和机会仍未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