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我对思想和研究的强调，可能给人以实际上我是在讨论研究所而不是大学的印象。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所知道的研究所在某些方面与我设想的大学有所不同。首先，研究所的兴衰取决于其研究是否成功，而在设想现代大学时我一直关注的是把训练与研究联系起来。研究所的历史有助于理解这一点区别。现代研究所最初是为了满足巴斯德（Pasteur）的需要在巴黎创建的，因为在巴斯德的时代法国大学不能提供进行科研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建立研究所的运动后来在弗里德里希·阿尔特霍夫（Friedrich Althoff）的影响下得以扩大。在1882—1907年间这位思想活跃、行动有力的官员是普鲁士文化部的精神领袖。作为一名律师和官员，阿尔特霍夫对医学尤其感兴趣。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总纲受其医学教育和研究理想的支配。他不知疲倦、卓有成效地装备普鲁士各大学的所有系科，使它们能够在现代条件下实现和发展柏林大学诞生时所体现的训练和研究的思想。但阿尔特霍夫也认识到，即使是在理想的大学条件下，也有少数天才因为担任教学和管理工作而浪费了他们本应全部用在研究上的罕有才华。为此他着手规划建立一系列的研究所，使思想最活跃的人才可以致力于那些已取得根本性进展的领域的研究——在这些领域里，基础科学的地位已经明确、稳固，理论的和实质性的问题得以明确提出，从业人员训练有素、素质优良。因此能否设立研究所是有严格限制的。不能因为在物理学、化学或医学领域设立研究所是可行的和适时的，就认为在某些不那么成熟的研究领域设立研究所也是可行的和适时的，无论这些设立研究所的需求有多迫切。

上述观点同时表明了研究所的优点与缺点。研究所是一种别动队，哪里能取得成果，哪里能找到有特殊才华的人，就向哪里发展。研究所的性质非常具体，它的特定活动取决于某个人或某个小组。不管研究所取什么名称，其能量总以某个人为核心。重要的不是学科，而是人；人一走，学科也跟着走。如果大学有一个讲座空缺，通常必须尽可能找一名既是多产的学者又担任教学工作的人去充实；如果找不到多产的学者，也必须找一名学者去充实。研究所的情况则不是这样。1911年，在达勒姆出现了一个为沃瑟曼（Wassermann）而设立的实验治疗学研究所。1920年沃瑟曼去世后，因无继承者，情况就变了。他的研究所被转给纽伯格（Neuberg）教授作生物化学研究所。所发生的情况并不是一个研究所取消了，另一个研究所建立起来，而是沃瑟曼去世了，结果纽伯格得以继续自己的工作。研究所不必拥有一个特定领域的所有学科，它很容易动员起来，也很容易遭到解散。大学可能不得不临时聘用人员作权宜之计，研究所决不会这样做。

从因势利导的角度说，这些都是突出的优点。但也有缺点。培根（Bacon）在《新大西岛》（The New Atlantis）一书中曾预想建立一个机构以获得关于“原因的知识”。该机构具备我们称之为研究的条件，包括研究人员和“保持连续性的新手与学徒”。大学身边拥有一批学生，教授可从他们中间吸收“新手和学徒”，并有机会辨明他们的优点。而研究所由于自身缺少学生，就必须寻找既有才华又训练有素的青年人。如果研究所经费充足，它就能够承担风险。但它很难有机会直接了解“新手与学徒”，而大学里则很容易做到这一点。

此外，因为现代科学十分复杂，很难预言神奇的事实或概念会来源于何处。大学的广博性极大地增加了其潜在的丰富性。研究所则可能为过于专、精所累。研究所如果太专门化，特别是又比较注重实用，则可能一事无成。阿尔特霍夫曾预言了这一危险。最近他的传记作者指出：“即使研究所脱离大学并直接向政府部门负责，这一观念也决不能狭隘地加以理解。所有这些研究所都为大学的目的即教学和研究服务。的确，普鲁士教育当局是如此坚信大学的全面性，以至最近建立的所有研究组织都以某种方式不同程度地与大学保持密切的联系。”[12]这样，在现代大学中建立或与现代大学保持联系的研究所，可以避免孤立的研究所所面临的局限性。

还有一点我必须涉及。尽管研究所具有我所指出的集中性和流动性的优点，但阿尔特霍夫反对狭隘的观念仍是正确的。一种观念或思想过于明确，就会丧失对教学和研究都很重要的惊奇性这一点。研究所和大学实验室都在从事解决问题的活动，都在训练人。一个研究所的负责人只是在追求知识吗？决不是。尽管他的学生水平较高，经过更严格的选拔，但正像大学教授一样，他身边也有一批年轻助手，需要他加以精选和培训。因此，可以把研究所看做专门化和高水平的大学实验室，它既具有某些显著的长处，也难免有某些不利的方面。成功的研究所决不能取代大学，除非大学为之提供训练有素的人才，否则它们就不可能取得成功。而研究所只有为这些人才——其中许多人成为大学教师——提供进一步的训练，它们才能回报大学的帮助。在我看来，更可行的不是现在去迅速发展研究所，而是使现有大学摆脱束缚，发展成为有能力充分履行其合适职能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