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出于对照和比较的理由，请允许我在讨论英国大学之前，简单总结一下美国部分讨论的结论。正如我在前一部分所解释的，美国的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当地的环境与眼前的压力。诚然，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已有一段历史，但它们赖以生长的土壤是如此贫瘠，这一点从它们所体现的精神、所付出的努力和组织方式与其他不久前创办的大学是如此相像可以得到证明。尽管它们认为彼此不同，但这些差异是相当次要的，而相似性则是根本的和意义深刻的。这种相似性也不能归因于芝加哥大学和那些州立大学模仿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这一事实。恰恰相反，热衷于现代化的哈佛大学，却不幸地以与中西部的大学多少有些类似的方式走向现代化。由于作用于它们的是同样的力量，由于历史较久的大学的传统、理念或理想不能产生足够的抵制力量，它们的组织和活动十分相似。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的大学善于革新这很好，但各种事物不分良莠一起闯入大学，则令人悲叹。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能如此容易地实现一项正确的发展——研究生院的创办速度和医学院的改组速度就是证明。但不幸的是，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在面对新的发展时，批判意识是如此薄弱。一方面，一位独立的美国人依靠自己的成就可以当上教授，就像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最近的情况那样[1]，一个新的学问分支可以很快具有学术形式；另一方面，弄虚作假者，精于技巧者，聪明的“推销者”，讲究实际者，也可能轻易得势。这些人挤进一个不属于他们的社会阶层的结果，人们不得不设计一种异己的管理机构，以保持这架笨重的机器能够运转；一种野蛮的、不受控制和不加批判的大学扩展因此产生；严肃的事物退避三舍；冒牌学者发表了许多丑化研究的东西，他们发出的噪声淹没了美国本应倾听的仍很微弱的声音。就这样，一个“相信”教育的国家，居然允许政客败坏中小学教育，允许大学因承担不合适的任务而垮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