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

在总结有关“服务性”活动的讨论时，我要提出我的最后一点看法。是否有人真的认为，由于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未设商学院，它们在未来的商业和金融业就不如开办商学院的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那么出色呢？或者说，未设新闻学院的哈佛大学，未来提供的编辑、评论者或记者将少于已开办新闻学院的哥伦比亚大学呢？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会将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挤出工业、运输业和商业领域吗？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毕业生会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挤出新闻界吗？对经济的重要贡献将来自商学院而不是经济系？批判性的和基础性的思想将来自依靠由“商界领袖”提供并管理的年度捐资生活的研究人员？这些问题本身就是答案，它们不会视现有的新闻学院和商学院为真正的大学事业。

人们会对法律或医学提出类似的问题。未来的律师或法学研究人员会来自哈佛法学院呢还是布鲁克林法律学校？医生和疾病的科学研究者会来自哈佛大学、康乃尔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还是某个培训“实用性”人才的学校？同样，这些问题本身也就是答案。从这些答案里，我们可以发现哈佛商学院和哥伦比亚商学院所体现的思想与哈佛医学院、哈佛法学院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所体现的思想之间的明确界限。

我们可以将问题再推进一步。我写作的时间是1930年，让我们设想自己身处10年或15年后的时代，即1940年或1945年。我们正在考察那个时代的杰出的记者和商人的学历状况。他们会是新闻或商科技术学校的毕业生，还是虽然没有受过任何类似对付今天各种问题的培训、但却受过教育、能够运用所有智慧和以广博的视野处理所在时代不断变化之问题的人才？这两类人中，谁对美国文明的贡献更大？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谁能代表更丰富的文化成果？

现在让我们从医学和法学的角度提出同样的问题。如果过去一个世纪的欧洲和过去半个世纪的美国的经验具有意义的话，那么医学和法学的进步将取决于大学医学院和法学院的毕业生。因为医学和法学都是专业，本质上具有理性和学术性，其发展需要只有大学才有的传统、资源、设施和交往。商科和新闻则不是，它们没有这样的要求。很久以前德国就懂得了：企业之所以需要大学，不仅是因为大学为它们的实验室培养化学家和物理学家，而且还因为大学训练了适用于任何领域的智慧。这一课美国的大学还有待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