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传统的学部有哲学部、神学部、医学部和法学部，各学部由学部长负责。我猜想，可能是因为学部长处理的事务比较单一，其责任要比其美国同事轻一些。哲学部是大学的基础。神学部曾经辉煌过一段时期。医学部和法学部太接近于现实生活，以至于常常处在变为专科学校的危险之中，尽管迄今为止主要忙于培养未来医生的德国大学医学部比任何国家的医学院都更好地保持了其科学性。哲学部——即文理学部——仍然是洪堡所设想的堡垒。在19世纪时，任何国家都未能像德国那样聚集了一批批同样出色的科学家和学者，并为他们提供同样的设施，或对他们表示了同样的敬意。总的来看，哲学部保持了它的显著地位，虽然它也受到过我曾提及的种种力量的震撼。但在此有必要提出两点保留意见。规模最大的那所大学，认为单一的哲学部过于笨拙，难以管理，因此将文科与理科一分为二——这对双方都是一种损失，对该大学的有机统一也是一种损失。此外，在语言、文学、哲学、数学和科学一直得到比较客观的研究的同时，社会科学则在君主制度下受到了一整套偏见的严重束缚，而且可能在社会民主制度下受到另一类偏见的束缚。历史研究一度曾确实产生了重要的成果，但它后来却成了现实研究的障碍，而无论在言行荒诞的美国，还是在理性的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以及某些英国的地方性大学，现实研究都已经得到发展。德国的大学却对社会民主制度的兴起格外无知。一旦这一时刻骤然到来，将使整个德国天翻地覆，甚至给大学带来麻烦。无私无畏的学者本应去研究工业生活的现象与法律的社会基础，而他们却埋头于对历史和抽象事物的研究。卡尔·马克思是一位头等重要的非凡人物。而我所获得的确切看法是，这位德国革命前辈最受尊重的经济学权威已经以一则短评什么的摒弃了目前在帝国最有影响的那种哲学思想。我坦率地承认，企图科学地处理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必定伴有特定的危险。目前美国在有关领域出现的混乱局面就足以证明这一点。然而，这些领域所包含的种种现象——不管对它们的研究伴有什么样的危险——已比中世纪时更可以理解了。对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中的种种问题，必须用一种超脱的、科学的与系统的观察以及反思法研究之，正如疾病的问题须用一种超脱的、科学的和系统的思维方法进行研究一样。门德尔松—巴尔特尔迪（Mendelssohn-Bartholdy）的“对外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ür Auswärtige Politik）客观公正，学术性强，是这方面的一个值得称赞的例子。人们既不必囿于对旧事物的研究，也不必像许多教育家和社会学家所做的那样，将幽默感、价值感或客观性抛到九霄云外。

社会科学领域比较侧重现实问题的研究，这在德国革命之前已经初露端倪。已故的施特莱斯曼（Stresemann）博士的传记作者提请人们注意，施特莱斯曼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柏林瓶装啤酒贸易的发展》。人们可以想像一个美国人会怎样写这篇论文，但施特莱斯曼却发现了“独立的中产阶级”衰落的证据，其论文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写成的[14]。他的经历是大学以合理方式在公众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极佳例子。他先是获得良好的中等教育，然后在大学获得哲学方面非以“特定”用途为目的的普通教育。大学毕业时，作为一个有知识的人，他开始从事商业活动。对世界大战与战后形势所带来的新问题，没有任何人曾学过或有可能学过如何去处理，但没有经过“特殊”训练决不是什么障碍。“机遇”，正如巴斯德曾说过的，“总是垂青于有思想准备者。”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说，施特莱斯曼通过训练已做好方法论方面的准备。德国75%的大学生后来从事实用性职业这一事实并不重要。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能够运用经过教学与研究训练出来的思维能力去处理所遇到的问题。甚至德国也多少有些缺乏批判能力的人呼吁大学进行专门性训练，所幸的是，正如我已指出的，这些人得到的支持极为有限。冒着令人厌烦的重复叙述的风险，我再次提请读者注意教育相对于特殊训练的优越性，而美国教育现在受到的阻碍恰好来自这种特殊训练。

对上述四大学部，没有人认为它们具有特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如果宗教感情变得不那么强烈，神学就可以放弃。原则上也没有人反对增加其他学部。如果有人能够说服德国各大学和教育部，使之相信家政学部、教育学部、商学部、新闻学部和药学部与哲学部、法学部和医学部具有同等地位，应该纳入大学的框架，那么这些学部随时都可以建立起来。目前，人们一致认为尚未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存在着严重问题的学部是工程学部。它是否应该纳入大学成为第五大学部？这样做情况是否会更好？尽管工程学缺少医学的历史与文化意义，但它却与医学一样将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结合在一起。然而，德国走了另一条路：新建或将多科技术学院改建为具有大学地位——即从事教学与研究——的“工业大学”（“Technische Hochschulen”）。它们现在与大学是平等的，教师相互之间可以自由交流。起初学生的人数问题并不严重。但今天它们在已经人满为患的大学基础上再增添22000名学生时，这一问题就无法轻描淡写了。至于所涉及的种种原则，我从为我准备的一份简明备忘录中引述以下一段材料：“50年前”——如果我可以稍加意译的话——“存在着两种可能性：既可以将‘工业大学’作为一个附加学部纳入大学之中，也可以建立与大学同一水平的独立机构。德国选择了后者。原有的技术学院发展成‘工业大学’，它们在法律上和质量上与大学处于相同的地位。

这种做法是否合理？众说纷纭。一方面，人们可以认为，如果工学部纳入大学，学术精神或技术培训的实践环节都会受到损害。在相同的法律和质量基础上分而设之，将迫使技术学院努力提高学术水平，推动一种健康有效的竞争。

但另一方面的观点也分量颇重。现在选择的解决办法必须增设化学、物理学和数学的教授职位，增加了避免在行业水平上进行教学的难度。当下述看法——即工程师的第一需要是获得扎实全面的科学训练——占上风时，对上述困难的感受变得更为深切。结果，在‘工业大学’中又增设了哲学甚至语文学讲座。在这方面，萨克森走得更远，在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设立了专门从人文观点研讨科学的机构（Kulturwissenschaftliche Abteilung）。这样，问题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如果把技术学院纳入大学的框架，它们的‘人文化’是否会更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