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关于这一切后面再详谈。在本章中我要讨论的不是大学，而仅仅是大学的理念。我打算通过假设出现一种不可能发生、实际上也不希望其发生的情况，建立起一片自由思辨的领地。假设我们可以打碎现有的大学，可以随心所欲地重建之，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机构呢？我们不会把它们都建成一个样——都像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或德国的。但不管留有多大的余地以考虑民族传统或性格的不同，我们都会注意到学者和科学家们主要关心四件事情：保存知识和观念、解释知识和观念、追求真理、训练学生以“继承事业”。我重复一句，我指的是学者和科学家“主要关心的事”。当然，教育还关心其他重要的事。我想一开始就说明，大学仅是众多教育事业中的一项。在总的教育计划中，大学有某些特定的职能，其他机构履行或应该履行其他职能。我们将会看到大学现在是否明确其特定职能并履行之，是否在瞎忙那些并不属于其特定职能的任务。

保存知识和观念过去和现在都被视为大学的任务，有时甚至被视为其惟一的任务，现在偶尔也被看做是最重要的任务。无论如何，大学总是将其当做自己的一项职能；不管大学如何变化，任何重建工作都不会剥夺大学的这一职能。但要补充一句，保存和解释的工作在那些将其作为惟一或主要工作的机构是一回事，在鲜活的思想之流不停冲击人类知识宝藏的大学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有创见的思想家和研究者并不是大学教授的惟一类型。他们向来是杰出人物，其影响通常也是最深远的。但即使是大学，是现代大学，也需要并使用不同类型的人——有的教师对学问的贡献作用有限，但善于激励学生，或善于将其他人的研究成果融会贯通。迈克尔·福斯特（Michael Foster）虽然不是一名杰出的、有创见的思想家，却是一名了不起的大学教授：他以难以言表的敏锐性创办了杰出的剑桥大学生理学学院。保尔森（Paulsen）虽然也不是一位有创见的思想家，但他同样是一名出色的大学教授，一位判断力强、心地善良并且学问渊博的学者，帮助过许多在生活和思想的困境中挣扎的人寻回自身。要注意，他们两人面对的是成熟的大学生而不是少年，所处的环境要求他们作出努力，取得成就。这就是大学最重要的标准。大学教授承担完全客观的责任——一种对待学问的责任，对待其学科的责任，而不是对待学生的一种心理上的或家长式的责任。不必担心他会因此而丧失人性。有什么比19世纪黄金时期杰出的大陆学者与其弟子的那种关系更迷人、更亲密、更有个性和更富有合作性？

摆脱实际责任压力的创造性活动和富有成效的批判性研究，必须在现代大学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保存知识的工作仍将不仅是重要的，而且对教育和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随着其他教育机构工作的改进，随着我们面临的困难日益增大，我认为比起发展知识、高层次训练和批判性地确立行为价值观的工作，保存知识的工作注定是从属性的。

研究和解决问题或增进知识——这两个短语是相互通用的——的日益显著的重要性，在任何领域都是显而易见的。让我们先看看我们生活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我先考虑这一领域是因为这是一个大学很少插足的领域，是一个研究难度和险度极大的领域，因此也是一个有待把握的极为重要的领域。比起那些轻信的民主斗士所致力于解决的相对简单的问题来，民主社会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教育问题和政治问题要复杂得多。社会不能退却。不管意大利或西班牙偶尔或暂时发生了什么事，只要为成功地推行民主制所需的适应和发明条件得以满足，我们最终就可以生活得更好。但是怎样适应呢？政治家们必须有所创新——不是指在黑暗里摸索或靠耍嘴皮子过日子的政客，而是指得到社会上那些心底无私且具备治世之才的大学精英辅佐的政治家。曾将现代社会引上新路的种种假设、观念和术语，部分由于自身的完善，部分由于科学和工业革命引起的变革，已显得有点过时。诚然，人的行动总是盲目无知的；但至少眼下看来，行动与知识之间的裂隙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实践的步子不能放慢或停顿，理智的步子则必须加快。

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情况都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论点。美国发生了什么？1776—1790年间发生过一场以一种简单的哲学为基础的革命。时间，即使仅仅一个世纪，也带来了变化；但同时哲学观却已定型。以前傍海生活的稀少的农村人口后来却遍布一个帝国，人数超过一个亿；蒸汽和电力使工业的重要性超过了农业；庞大的城市拔地而起；巨大的财富差异业已出现。但是政府和社会的文献基础却依然如故。因此我们发现自己现在处于一种术语与事实不符的困境。术语往往将事物固定；然而修整又必须进行。因此，国际法专家和法理学家被迫要使从前人那里接受的准则具有某种它本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含义。对理论和观念进行轻松有效的重新构建因此变得困难重重。在远离现实责任和行动的喧闹的同时，与这种不一致有关的种种社会政治问题也必须以某种方式加以揭示。“伟大的社会”想要并且必须理解自身——部分出于纯粹的好奇之心，部分是因为人类现在处于一种困境，非获得更多知识不能自拔。就基本认识而言，报纸不能提供什么帮助；活动家即从政者与商人能提供的帮助也十分有限。他们本身学识不高，对新发现、新事物抱有偏见；他们通常另有所谋。惟一能担此重任的机构就是大学了。大学必须保护和培养思想家、实验家、发明家、教师和学生，让他们在不承担行动的责任的情况下，对社会生活的现象进行探究从而努力理解这些现象。

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新奇。各国的伟大学者就已利用从日常工作中抽取的零星时间，对政治和经济思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从日常工作中抽取的零星时间”是从繁重的行政工作、中学教育工作以及各种旨在谋生而使人分心的工作中抽出来的。虽然个人的要求有所不同，但任何国家的任何大学也都没有为之提供过真正充足的机会和鼓励。我所想的并不是对实际工作者的培训，他们在承担工作责任时也会全力以赴。那不是大学的任务。在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研究者与记者、企业家、商人、总督和议员或国会议员之间，存在着一条大学所不能填补的鸿沟，社会必须以其他方式去填补。也许不应指望所有的教育机构都去填补这道鸿沟，但受过教育的人可以得到允许去做他想做的事，尽管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情况似乎并非如此。

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研究中世纪宪章、拿破仑战争的财政情况、普鲁士的崛起、美国殖民地地方政府的起源，以及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或霍布斯（Hobbes）的思想。这些题目，虽然有些陈腐，一般却被认为是合适的学术工作，因为可在图书馆里加以研究。但从学术角度说，研究凯恩斯（Keynes）先生而不是里卡多（Ricardo），研究历届委员会努力解决的战争债务而不是绝大多数美国人错误地认为只有历史意义的被拒付的国债，研究工业革命在今天的后果而不是其早期的演进，是否也同样合适呢？去现场发掘亚述王宫不可否认是大学教授的一项合适的工作，但煤矿罢工、印度动乱、橡胶、石油以及美国的私刑这些问题暂且是否就应主要留给记者、旅行家和政治家去考虑呢？是否要等到这些问题接近过时阶段才成为合适的学术性课题呢？恰恰相反，面临同时代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以研究当前社会现象为己任的科学家的任务，可能要比企图重构历史的古希腊文化研究者或中世纪文化研究者的任务轻一些。“想想当古希腊共和国或古罗马殖民地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时一个学者的兴奋程度吧——假定他得以从其某些精心构筑的幻想被毁的打击中恢复过来的话！”[3]

我已说过，要获得这样或那样的资料并不难，但要作出概括则是另一回事。社会科学家可能对前人所作的不成熟的概括不满。但除非他自己也尝试进行概括，换句话说，除非他既掌握资料又有思想，否则他也不会做得更好。文章或调查材料可以堆得山样高，但它们本身不构成某门科学或某种有关经济学、心理学或社会的哲学。确定假说与收集资料这两个过程必须齐头并进，互相作用。因为在社会科学领域与其他领域一样，对精细的和现实的研究来说，概括既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动力。各种概括不会经久不变，为什么它们要经久不变？在数学、物理学和化学领域它们都不是经久不变的。资料也是如此。社会科学或其他科学是一种结构：“一系列不断修正的判断构成无可争辩的科学进步。我们必须相信这种进步，但我们决不能过分相信这种进步所持续展现的种种外部形式。”[4]

今天，由于社会变革加速以及物理学和生物学的进步相对加快，寻找社会科学的基础并为其提供方法论的任务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举个简单的例子，1914—1918年间发生的事件表明，以维护和平为己任的欧洲政治家、社会科学家、道学家和牧师是彻底地失败了；自然科学的领导人和发明家给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多地杀死民族敌人，他们倒做得很出色。20年后同样的情况还会再现；除非所涉及的两大学科同时能够达成理解，否则欧洲一半的人口和所积累的全部财富将遭受更为干净彻底的毁灭。”[5]

人类在长达数世纪的缓慢进化过程中，只能依靠经验探索道路并作细微的调整。如今长期以来束缚人类调整自我的障碍已被除去。社会必须采取行动——要么是明智的行动，要么是愚蠢的、盲目的、自私的和轻妄的行动。大学以其实力和声望必须对采取明智的行动施加影响。如果大学不能接受这一挑战，还有什么其他机构能够或愿意接受这一挑战？今天的世界充满着传统、善与恶、种族混合、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斗争、商业利益、追求正义或邪恶的巨大物质力量、解放了的工农、不安的东方人、喧闹的城市、冲突的哲学——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除了大学，在哪里能够产生理论，在哪里能够分析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在哪里能够理论联系事实，在哪里能够传授真理而不顾是否受到欢迎，在哪里能够培养探究和讲授真理的人，在哪里根据我们的意愿改造世界的任务可以尽可能地赋予有意识、有目的和不考虑自身后果的思想者呢？人类的智慧至今尚未设计出任何可与大学相比的机构。

正如我所指出的，需求的迫切性并不是没有危险的。比较容易操作的科学的历史，包含一种社会科学家最好加以注意的警告。当人们关心如何立即将贱金属转变成金时，化学只能停滞不前；但当它暂时忽视功用和实际时，它却前进了。今天，化学的理论和化学的实际不断相互促进。同样的，直到医学基础科学分化出来并能够不考虑实际功用而自由发展时，医学才摆脱了几乎停滞不前的状态。近来临床医学的发展也表明了同样的情况：当疾病被作为一种现象加以研究，病人和问题的选择是依据临床医生的研究兴趣时，疾病最有可能被认识——也最有可能最终被攻克。社会科学的发展还不足以使其获得确定的科学地位。有同情心的旁观者担心，脆弱的理论或科学结构正跟着它无法承受的实际压力走。诚然，社会科学家必须从繁杂的事件中寻找材料；但作为科学家，他必须免受政策的压力，从科学的观点出发选择、研究和确定问题。在社会科学领域与在自然科学领域一样，就理解现象的科学工作而言，大学是不关心真理的效果和用处的。也许在适当的时候，社会科学的功用与理论会得以证明是相互促进的；也许包含应用性的社会实验也会被证明是惟一的实验室。但即使如此，承担决策的责任是一回事，为证实真理或检验理论而进行实验则是另一回事。现代大学既不必害怕社会，也不必对其行为承担责任。

我一向主张大学与现实世界保持接触，同时继续不需承担责任。这两种态度是否不相兼容？大学是否真能对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现象持客观态度？它们是否能够在研究现象的同时，不去考虑在任何特定的时候就某些特定的事告诉立法机关、社区公众、市政当局和各种商会应做些什么？我认为大学必须而且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观念和组织的问题[6]。大学可以在不牺牲理性、正直的同时，从实验的目的出发，提出建议，观察后果。但这不同于管理一个市政府或领导一个政党，不像做这些事那样涉及原则的妥协问题——对无畏的思想来说原则的妥协是致命的事。前面提到的临床医学的类比虽不全面，却颇有启发性。医学教授需要病人，如同社会科学家需要环境对象一样。医学教授应慈悲为怀，充分认识到他是在与人的生命打交道，应对人的生命负责。但医学教授主要负责研究问题和培训人员，他没有义务去尽可能多地照看病人。相反，一旦他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尽可能多地照看病人，那么他将终止履行对大学的义务——研究问题，跟踪文献，作出自己的科学贡献，培养事业的“接班人”。美国最伟大和最多产的外科思想家是这样度过他的整个科学生涯的：医治病人时他很善良体贴；他培养了一批外科高手；但他的思想和活动一直集中在对问题的研究上；一个接一个问题的神秘面纱被他揭开；然而一旦解决了一个问题，他就不再热衷于它而让其他人去处理，他自己则继续研究新的、重要的未知事物。他曾经写道：“我们至今多少还在黑暗中摸索，而且我相信今后将永远如此；否则医学中就不再有冒险的乐趣。我们的身后不乏光明之处，前方却仍漆黑一团。”[7]这位大学教授的观点既代表了外科教授、内科教授的观点，也代表了法学教授、经济学教授和所有其他学科的教授的观点。

工业界已经发现了利用纯科学研究的方式，因此它不需要大学的实用性；医学界也在探索类似的联系——如果医学院试图同时具备上述两种服务能力，它将毁于一旦。如果社会科学要作为科学来发展，它们就必须脱离商业行为、政治行为以及这样或那样的改革，即使他们需要不断与各种商业现象、政治现象和社会实验现象保持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