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

现在让我们来了解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根据各地向华盛顿教育署的报告，1927—1928年度共有1076所学院、大学和专业学院招收90余万名学生，今天的学生数一定远远超过了100万。同年，有83065人获得中学毕业文凭。美国的人口约为1.2亿，因此今天每125人中就有一人在接受所谓的高等教育，而且由于这一过程和这一发展速度已保持了若干年，美国受过“教育”的人数一定十分庞大，总体的知识水平和教育水平也应该很高并且应很快地变得更高。但事实并非如此。为什么？

很明显，所统计的这90余万名学生中绝大多数根本就没有受教育，他们过早地接受了商业、新闻、体育、家政等训练或注册去学习推广课程及其他课程。即使注册为大学生或研究生，也不能肯定他们能获得相应的教育，或保证他们学习的是可以称之为自由教育的课程。从社会的角度看，如此众多的人对获得某种教育感兴趣，这在世界史上是一件新奇的事，并最终会产生今天尚无人能够预言的影响。但人们对此不能希望过多，除非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明确地根据学术的标准对学生进行区分。笼统地看，这些数字会有欺骗性。

例如，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报告说，1928—1929学年该校共有学生48722人。如果排除学习暑期课程、大学推广课程和函授课程的学生——这些学生不应包括在内，因为不管他们学习是否认真，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他们不能算是大学生——这一庞大的数字将减为16123人。在这剩下的16123名学生中，3730人是本科生，其中我怀疑一半以上学习的是中学水平的课程或在某个“专门”学系注册；12393人是研究生或专业学院的学生，其中有8000人注册学习商业、牙科、口腔卫生、新闻、视力测定、药学、教育、图书馆服务和实用艺术，剩下的4000人中，约3000人在研究生院学习，在伍德布里奇院长（Dean Woodbridge）看来，其中只有1/4称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研究生。从致力于高等教育——即研究学术或掌握学术专业——的大学的观点看，哥伦比亚大学拥有的学生数不是48000，而也许是4000（这一估计已经十分宽松）。据说，教学人员约为2500人，其中1000人仅仅是推广课程或暑期课程教学人员，剩下的1500人中还包括不少医学及其他分支学科的兼职教授和教师以及相当数量的进行初级和中级教学的教学人员。显然，根据大学提供的薪水标准，不可能在纽约市找到2500名大学教师。当然，有少数学者和科学家是极为出色的，但大多数教学人员出身贫寒、缺乏训练、体质虚弱——不能适应一种比较紧张的生活。在那些有真才实学的教学人员中，相当比例的人逐渐被吸引到法律、医学和商业领域。因此，一些职位尚未填满，另一些职位又很快产生。每创办一项值得怀疑的新事业——如商学院、市政规划学院和肉类工业学院，就从中心学科吸引走一批经济学家、工程师或细菌学家，从而削弱整个学科。为此我们被迫聘请训练不足的年轻人担任教授，而在国外，他们可能只能担任助教和普通教学人员，甚至连这一点也不能保证。本来可以维持一所大学正常发展的资金被分散用于如此广泛的领域，以致大学永远也不可能获得充足的资助。此外，如今同一个校园里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教师和学生，他们集中使用相同的空间，挤在同一个图书馆里——橄榄球、跳舞、祷告、教学、攻读学位和研究等各种活动开展起来无不拥挤不堪。“学术和研究”，伍德布里奇院长说道，“不会在这种氛围里自然而然地繁荣起来。”[113]

芝加哥大学要管理近30000名学生——与其他主要大学一样，它也必须采用一种能够实施管理的组织形态。这些学生中有8000名函授生，6500名暑期讲座学生，800名注册学习教育，500名注册学习商业，5000名本科生，4000余名研究生[114]。假设学习推广课程、暑期课程和中学课程的学生不计算在内，假设技术性的“专门”系科被排除在外，假设将伍德布里奇院长的标准应用到研究生院，那么芝加哥大学还剩下多少大学生呢？肯定不到5000。于是学校将不再需要庞大的组织，校园里将吹进新风，变得精悍的芝加哥大学不但不再为筹措资金和缺乏校舍压得喘不过气来，反而能比现在更好地服务于学术生活和国家的需求——这一切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我常常提及早期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所起的作用。在我读书期间（1884—1886年），该大学只有一个规模很小的本科生系（不到150人）和一个拥有200余名学生的研究生院。当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影响超过美国其他所有大学。它规模不大，其实规模大小并不重要。如今它的规模扩大了20倍，其《1928—1929年度校长报告》所列学生达5446名。这些学生来自何处？在学什么？他们4/5来自马里兰州，而在占学生绝大多数的马里兰学生中，除了900之人外都来自巴尔的摩。因此，巴尔的摩应该成为出类拔萃的文化中心，但它却偏偏不是。除了医学院的学生外，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几乎就像隶属当地公立学校制度的一所地方大学。此外，这5446名“大学生”在学什么呢？有465人学习技工夜校课程，1171人学习商业经济学夜校课程，1107人注册学习暑期课程，1526人在师范学院学习，72人为商业经济学院学生——总共4341人。他们多少都在学习一些实用的东西，但不是在追求大学的目标。在剩下的1000余名学生中，283人在医学院学习，144人在卫生学院学习——前者令人称羡，后者也很出色，本科生院拥有343名学生，其中学习中学以上课程的学生不到一半，除非在哲学学部学习的527名学生比哥伦比亚大学的同类学生更为出色——我没有理由相信这一点——否则也许只有150名学生配得上受这样的教育。结果，霍普金斯大学的5000余名学生被化为几百人——不包括医学院和卫生学院的学生。这少量的学生就可有幸得到一批高水平教师的指导。今天的霍普金斯大学也就可能仍然是立于山顶的一座灯塔，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它招收了5000余名学生，并在医科和卫生学科之外的其他学科失去了其原来的影响。这部分原因是其他大学的水平提高了，大部分原因和主要原因还是它本身由于稀释和掺杂而江河日下。

与上述自主办学的私立大学相比，威斯康星这样的州立大学的确比较有利。它的注册学生数超过28000人，其中8000名是函授学生，6500名是推广班学生，391名在密尔沃基（Milwaukee）市读日校，4000名学习暑期课程和短期农业课程，学生数因此可减少到不到10000人。如果可以使用与前面同样的分类方法，结果将表明威斯康星大学的大学生数可能不会超过2500人。哈佛大学的10000名学生可减少50%以上——如果将学习牙科、商科、推广课程、暑期讲座课程[115]的学生及本科低年级的学生排除在外，其研究生院学生为1326人。20年前，据洛厄尔（Lowell）校长统计[116]，70%的研究生将全部时间用于学习，现在这个比例不到一半，只有44%。“剩下的学生并不一定是差生，因为大学聘用许多研究生担任助教，它本身要负部分责任。但同样不清楚的是，这种做法对研究生和他们所教的学生是否有利。”此外，“没有人会认为，所有这1300余名研究生以及更多的青年男女学生能够对人类的知识做出贡献，或能够在教育领域达到较高的水平。”

是谁迫使哈佛走入歧途？没有人。哈佛办学根据自己的兴趣，并且这类事情能够引起它的兴趣[117]！在学生方面，耶鲁大学的损失要少得多：它的5000名学生也许会减少到3000或4000名，主要被排除的学生是本科生院一二年级的学生，但耶鲁大学没有形成任何“服务”特征。这与“服务”活动十分兴旺的其他大学明显不同。

针对本科生院与研究生院的结合导致出现上述庞大的招生规模这一现象，有些人辩解说本科生院可受研究生院的刺激而发展，有些人则辩解说研究生院靠本科生院“喂”大。对前一种观点，指出以下一点是十分令人信服的：联合型的大学还应包含一所中学，与本科生院相衔接。事实上，以前许多本科生院设有预科，直到州立中等教育制度建立后才逐渐废弃。至于后一种观点，一所高水平的研究生院并不需要专用的“供给机”。敬业的学生会寻求优秀的教师，“忠诚”在此是不合适的。统计数字表明，最优秀的研究生院都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本校的本科生院：在过去四五年里，哈佛文理研究生院从其他大学的本科生院招收了75%的学生；在过去两年里，即1928—1930年期间，哈佛法学院从其他大学的本科生中招收了80%以上的学生；在过去五年里，即1925—1929年期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在本校本科生院之外招收了近85%的学生。仅就人数而言，本科生院帮不了研究生院多少忙，而这种结合对研究生院造成的损害我已作了解释。

通过对统计数字进行精确的分析而使人们估计到有多少美国人现在正在接受自由教育或高级教育，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除非数字要少于——远远少于——所公布的数字。统计数字被“浮报”了。断言现在只有少量的美国人能够在师资优秀的学院和大学学习，并且有可能成为有教养的、有学问的或有才能的人才，肯定不会错。如果这少数学生能够集中在少数学术中心学习，他们也许会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或一种重要的带动发展的因素。然而不幸的是，由于他们分散在各个大学，相互之间缺少联系，他们的影响被削弱了。他们不仅没有带动其他人上升到较高的趣味和思想水平，反而自己也被拉了下来。因此平庸之辈充斥美国决不是什么秘密。大学生人数不是100万，而可能是10万——甚至这个数字也达不到，因为他们中有许多人所受的是有缺陷的中学教育。大多数所谓的“大学生”都是在各种类型的大学和学院里学习特定的培训课程——南部和西部的人数要多于东部，或者学习技术性的课程而不是学习其目标和精神体现科学性或自由性的课程。这一结论，因所谓的知识阶级——如教授、教师、律师、建筑师和记者——所表现出的文化薄弱而得到充分支持。统计数字虽可能误导，但林德（Lynd）夫妇在他们研究有代表性的美国社区的著作《市中心区》[118]中披露的却是事实[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