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谓的“精密科学”方面,情况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尽管比较强盛的西方国家的大学更乐于为其本身的理由发展这些学科。这些学科——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取得的进步要比以前许多世纪大得多。即使如此,它们仍在襁褓之中。由于这些学科采取的是“纯”科学的发展模式——我指的是它们的发展与应用无关,现在它们的地位至少在理论上十分稳定,无须我再强调它们的重要性。然而,纯科学或应用科学提出的问题远远多于其解决的问题,这一点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赞同。首先,从理论或哲学的角度说,我们越来越痛苦地认识到自己的完全无知。50年前没有一位科学家能像当今所有一流科学家一样充分认识自己的无知。不久以前我们还相信牛顿已经探究到底了。令人不安的是,那种自负的思想已转变为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或吉尔伯特·刘易斯(Gilbert Lewis)的态度,前者将自然规律描述为习惯或惯例,后者则问道:“我们不能像对待所有终极事物和绝对事物一样,将各种精确规律看做是寓言中所说的彩虹尽头埋藏着的金坛子吗?”[8]科学发现的理论后果因此令人困窘。一心追求满足自己好奇心的科学家,周期性和间断性地摧毁科学和社会刚刚适应的舒适状态的基础。我们今天听到的不是一个而是许多个哥白尼在荒野中悲惨呼叫,他们的声音被放大后传播到整个社会和知识界。被视为仅仅是理性爱好的物理学和化学不会“静止不动”,它们有从调查研究者手中溜走的躲避方式。

前面我说的是科学进步的理论后果和需要有一个地方来对这些后果进行冷静的哲学反思。现在要考虑科学进步带来的实际后果和由此产生的问题,以及为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机会的必要性。医学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人们研究病症,不是出于人道主义就是出于纯粹的科学兴趣。结果呢?一个问题——这种传染病或那种传染病的问题解决了,完全意料不到的后果出现了:解决了一个问题,又产生了其他种种问题。生命延长了,因此我们面临一系列新的疾病。在婴儿死亡率很高或预期寿命限于三十几岁时,这些疾病几乎不被注意。因此,医学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自己的负担。但事情还不限于此:人的寿命越来越长,生活越来越安全;比起小村庄或乡村旷野来,居住在大城市里的人们更健康,更满足。然而,卫生条件改善带来的人口的拥挤,马上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教育、政府、法律、制度和道德等方面的问题。这还不是全部。人口将增加——大量增加,他们必须吃饭穿衣。对原材料的需求剧增;必须有超量的产品可供销售。对原材料、殖民地和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战争不再是解决办法,反而产生更多的问题。因此,科学正是在解决问题时产生更多的问题。这就是西方世界一个小小角落里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这部分的进步所带来的后果。各门科学将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更大程度的发展。因此会产生什么样的新问题,我们无法预知。但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纯科学使人的思想发生变革,而应用科学则注定要使人的生活发生变革。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开端而不是末尾,因此面临着大量的问题——既有由于无知而产生的问题,也有知识本身带来的问题,并承受由这些问题产生的压力。勉强应付是不行的。要采取明智的行动,就必须先研究这些问题。谁会去研究这些问题?由谁并且在什么地方研究?当然,偶尔也会出现一个孤独的孟德尔或达尔文,对人类作出划时代的贡献。但如今研究者越来越需要合作者,越来越需要各种个人所不可能拥有的设备;他还需要用以耕作的土壤。不管天才的作用有多大,世界上大部分研究和教学的工作仍得由大学来做——如果大学是其本来意义上的大学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