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大战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是其对“编外讲师制度”的影响。我已说过，长期以来德国“科学界”从志愿者和众多的编外讲师那里得到充实，他们献身于教学和知识的增进，依靠学费或其他办法得以生存。在我看来，编外讲师代表的是纯粹的学术型人才，其职业选择体现了一种理想主义的生活态度，一种对知识和理念的专一的兴趣。因此，编外讲师制度是一种以学术潜力为中心的幸运的制度。它是大学的真正精神所在——以极为崇高的方式将学者引入极为崇高的职业。困难的确存在，因为人类的一切都不完善。但尽管存在着贫困、艰难以及过滥和过早发表研究成果的现象，编外讲师制度仍确保了为高级学术职位提供热爱学术的优秀后备人才。当大战耗尽了中产阶级的存款的时候，它也几乎埋葬了德国学术的摇篮。年轻的编外讲师现在都急于获得一份有报酬的工作。普鲁士政府目前提供了100万马克的年度拨款，以努力填补空缺，资助没有教学任务的讲师，而可由教育部自由处理的资金数目则比较少。其他邦国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为学者提供少量的薪水而不给他们强加任何明确的任务。就这样，为使这一不可或缺的制度生存下去，德国正在竭尽全力。

各大学的物质条件都每况愈下。在整整15年的时间里，大学用于更新实验室、扩建图书馆甚至改善研究条件的基建开支微乎其微。在这种形势下，医学、法学、化学和物理学等学科的遭遇比语文学、艺术学或哲学等学科要好些。任何方面的工作都困难重重，而近些年来为“人文学科”（“Geisteswissenschaften”）提供资助更是越来越困难——尽管如此德国大学的近代化最初还是发端于这些学科。德国大学所面临的贫困局面——包括其设备的日益陈旧和编外讲师所遭遇的困境——的确值得全世界关注。

在德国如同在整个西方世界一样，实证主义、功利主义以及对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视已经给积极向上的人文精神设置了严重的障碍。人们希望，贫困不会使历史上有名的德国大学生和学者所拥有的理想主义彻底枯竭。这不仅是为了德国的利益，也是为了文明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