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在描述和评价古老的大学时，我已尽力做到不偏不倚。要知道，我在意识到自认为能够纠正的种种缺陷的同时，作为一个美国人，我还由衷地羡慕这些古老的大学。只有在一个耀眼而年轻的新世界——不管是美国还是澳大利亚——成长起来的外国人，才能充分感受到那静悄悄的四方校园、学院图书馆、大学图书馆（这些图书馆拥有丰富的珍本和善本书籍）以及院士花园的魅力和教育价值。它们是民主与传统、禁欲主义和高贵奢侈的奇异结合。没有任何一所美国的或德国的大学享有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那样无可估量的优势，能够以高尚而博学的方式与各界名流建立丰富的联系——这不仅带来愉悦，而且是产生一种深刻的精神激励的源泉。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的学者不管收入多么微薄，他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一名政府部长、著名科学家或哲学家的座上客。最后，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不可估量的财产中，还要加上克拉伦登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和研究是不可分割的。如果学者付出毕生精力取得的成果只是放在书橱抽屉里发霉，那还有什么成就可言？美国的学者一直为这一压力所担忧。自世界大战以来，欧洲大陆的学者也同样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出于理智和公正之心，上述两家出版社的经理不仅出色地为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者提供服务，而且还为全世界说英语和用英语阅读的学者提供服务。

至此，我已对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包括大学本身及各自所辖的学院——作了概况性的讨论。现在我以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考虑作为本章的结尾，希望能更清楚地表达我的感受。工业革命使英国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国，一场政治的和社会的革命也在齐头并进。我曾对目光特别短浅的美国大学商学院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需要像研究疾病与犯罪那样对工业、商业、交通以及管理的现象进行研究。英国是一个工业国，目前正在与其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问题作斗争。英国还是一个民主国家，其现行政体在理论上与维多利亚时代基本相同，但它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却是由工业革命的发展和民主制度的迅速传播所带来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有多大的勇气去攻克这些难题？相当奇怪的是，对这些难题的认识，剑桥大学似乎比牛津大学更为清楚。牛津大学作为政治家、外交家和记者的摇篮居然直到大战爆发时还未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学是一门合理而重要的本科生与研究生科目。大学根本未设有关的学位（只颁文凭），也没有一个学院导师教授这门学科，只有巴尼特学堂（Barnett House）中一批富有奋斗精神的非正式的成员代表了过去一个世纪中英国思想家为全世界开辟了道路的这一学科。战争结束后，牛津大学始设“现代文学士学位考试”（“Modern Greats”），它由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组成，分量很重。新旧“文学士学位考试”在要求上相差不会太大。学校在经济学方面仍然缺少足够的图书资料和辅助人员。有关的研究人员在伦敦经济学院可以找到更多的机会。但请想一想牛津大学在史学、法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水平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丰富经济学研究者的思想，增强其洞察力，拓宽其视野！然而除非经济学本身得到充足的发展，否则所有这一切对经济学都无济于事。

不过，经济学仅仅是政治或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学科。如果研究问题是大学的主要职能之一，为财政问题和政府问题所困扰的英国肯定需要部分本国最出色、最冷静的人才去客观地考虑这些问题。有两条明显的道路可走，即由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训练统治英帝国的人才——如殖民地总督、外交家、军人和文官。由此，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通过毕业生与全世界各种管理问题、财政问题、工业问题和政治实验问题保持接触。从这种丰富的实际经验中牛津人和剑桥人为各自的母校带回些什么呢？这两所大学应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以积累经验、更好地训练下一代人呢？只要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善于利用经验并处理好各自的毕业生问题，它们就能够对管理和政治作出独特的贡献。

但这毕竟只是经验的方法。只依靠这种方法，难免危机四伏。殖民地的开拓、原材料的获得、民族的交往、古老政府形态的瓦解以及新的政府形态的构造与建立（它将满足本地民族的愿望和古老民族追求空间和原材料而非贪图权力的要求）——所有这一切问题虽然现在都由善意能干的行政官员进行处理，但由于他们既不了解也无法了解其他地方的经验，又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思考，因此其处理问题的方式难免有些勉强。大学法律和政治学部的职能应该是不仅传授已知的知识，而且要研究并非明天就要做而是十年后可能要做的事情。正如一流医学院的职能应该是不仅使学生懂得今天我们懂得的事情，而且能够理解十年以后某人可能发现和提出的事情。经济学家和国际法学家并未设法这么去做。在牛津大学思考的那些人主要是根据英帝国的现状进行思考，并希望其思考结果有助于印度和非洲那些焦虑不安的行政官员。我相当肯定地认为这种做法过于接近实际的决策责任，但他们的职责，正如生理学家和药物学家的职责一样，应是对各种现象进行研究、报告和思考，而将这一材料的有效运用留给行政官员，正如生理学家和药物学家将这一过程留给临床医生或中间人一样。这种工作不可能完全在图书馆里完成，研究者必须拥有时间并以超然的态度对问题进行现场研究，收集实际行政官员的经验，倾听他们的想法，但决不为他们的想法所左右。调查者可以信赖行政官员对学术性或理论性太强的调查结论所作的修改，但决不能为行政官员或殖民者的日常需要所牵制。调查研究人员需要有比一般人更加广阔的视野。

与罗得斯基金会在牛津大学新建的罗得斯学堂（Rhodes House）有关的一个有趣而危险的可能性因此产生。该学堂的设计和建造并没有明确的功用目的，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它既然已经建造起来，并成为一个各种事物可以群集在其周围的有形物体，有人建议应使它成为政治学或其中某些分支学科的中心场所。美国史和殖民史教授已经在该学堂拥有研讨班教室和学科资料室。该建筑很容易扩建，可以满足建立应用性和理论性的政治学部所需的为其他学者提供类似设施的条件，并可提供文书辅助人员的工作用房。危险存在于将罗得斯的名字与一个专门培养政治人才的学院联系在一起。有意创设一所政治学院并牢记一切历史和经验障碍的学者，必须站到新的高度，使自己的视野超越这种联系。他们必须研究政治学而不必考虑政策问题。英国人对政治学和政策领域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天生的兴趣，尽管他们在这两方面都作出过十分重要的贡献。除非有影响的和独立的思想学派能够在大学里得到发展，否则在处理当前和未来的种种实际问题时很容易变得目光短浅。当霍布斯（Hobbes）、里卡多（Ricardo）、边沁（Bentham）、穆勒（Mill）、霍布豪斯（Hobhouse）和华莱士（Wallas）在著名的大学里缺少训练有素的接班人时，某种有意义的东西就已经失去了。

尽管我知道离开相当安全的一般性分析的领域是很危险的，我还是要大胆地触及牛津大学图书馆这一棘手的主题。该图书馆的情况不仅不能令人满意，事实上它还阻碍了大学的发展。有些院士利用自己所在学院的房间藏书和工作，有些则利用自己的住宅，没有一个地方有总的目录，因此在学院图书馆、泰勒研究所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巴尼特学堂、罗得斯学堂之间缺乏协调的安排。与此同时，科学研究的活力和两者相得益彰则取决于各高级研究者小组与各学科文献的密切联系。很显然，牛津的大学图书馆实在宝贵，动它不得。同样明显的是，它不仅规模发展得过大，而且功能也已超出其范围。早在1880年时，由于它的实际规模有限，连藏书都无法满足，因此需要使用毗邻“学院”的附加用房，并在后来又建造了宽敞的拱顶室。这毫无用处。在预计的时间远未到来之前，汹涌而来的图书浪潮已经席卷了它的每个角落。大学图书馆到哪里去寻找更多的空间？针对这一问题，一场尖锐的争论由此产生。另一方面，有名的学者则在考试学院空荡荡的大厅里授课，在自己所在学院的工作室里会见寥寥无几的研究生，并分别在大学图书馆、学院工作室和自己的家中进行自己的工作。由于目前大学图书馆甚至不适宜作为一个藏书馆，这就提出了大学未来的问题，并为鼓励和促进高级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提供了机会。这个问题不是新问题。马克·帕蒂森（Mark Pattison）在半个世纪前就有力地指出了这个问题。最近的皇家委员会也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看法。处理这一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即通过大学发展研究生教育而让本科生学院独善其身——已从改进大学图书馆，改进藏书办法，采取措施填补目前的藏书空缺，为研究生的学习、教学和研究创造健康便利的环境等需要中突显出来。

因此，我斗胆指出：虽然藏书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但目前大学在次要的问题而非决定性的问题上投入力量太多。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应如何收藏牛津的图书？”而是“牛津在发挥大学的作用吗？”如果后一个问题得到肯定的回答——依据我的判断，在时代的压力下，这一问题必须给予肯定的回答——那么藏书只是考虑大学职能这一基本问题之外的一个次要问题。设想一下大学不仅是拥有一群偏激的研究者的学院之集合体，而且是能够为开展系统的研究和培养更多学术英才提供设施与机会的比较发达的上层建筑。新的图书馆将是所有与书本有关的学科的大学——包括哲学、历史、语言和文学。它将是一个为阅读、学习和教学提供非常便利的条件的图书馆。因此，它的图书将部分地重新分类，图书将向所有合格的学生开放，并消除目前由于目录陈旧、人员缺乏、秩序混乱而带来的种种限制。图书馆中开设与各大学科关系密切的工作室，既为教授和学生个人分别提供安适的工作或学习环境，也为高年级或研究生的小组讨论提供场所。“一等”或“二等”的优秀学生不需要高级小组的激励和指导的观念将被抛弃。如果能将五六位有自己的研究课题的学生组织在一起，和教授讨论与每个人的课题都有些不同的问题，那么他们人人都将获益颇丰。这只有在总的学科文献很容易获得时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当然，必须有足够的空间用于藏书；当然，在各实验室和罗得斯学堂仍必须设置系科图书馆。但藏书不再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其他问题将取而代之。一所现代大学的图书馆应履行哪些功能？哪种建筑适合于顺利地履行这些功能？需要什么样的图书馆人员？拉德克利夫（Radcliffe）、泰勒研究所和巴尼特学堂应设在何处并应如何与大学图书馆这一宽敞的建筑相适应？该建筑需有多大（藏书的问题）才能满足未来几代人的需求？如果这些重要的问题能够得到回答，大学图书馆就将继续存在，尽管它将如何使用我不清楚，但它将以一个新的图书馆的面貌出现，与牛津的建筑处于最佳的和谐状态，并且不仅仅代表了大学的空间的扩展，而且是对现有建筑充溢着的一种先进理论的补充。为什么不？大学随着时代的改变不断汲取新的思想，并因此证明自己的活力所在。赋有某种新使命的学院一个接一个应运而生，各种限制已被取消，一些女子学院已经诞生，一批实验室沿着南公园路（South Parks Road）纷纷出现，有关东方研究、农业研究、林业研究的学院也加入了大学。每迈出一步，大学的实力就增强一分，学院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没有必要为它们感到担心。因此大学理想的发展随大学图书馆问题的解决而定。如果解决得好，牛津大学就将成为英帝国生命中一支更为强大的力量，并在文明世界中拥有比以往更重要的地位。一种彻底的解决办法将使在牛津大学内部寻找出路的种种力量得以满足。

医学将提供最后一个例子。它是一个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甚至数学都在其中起作用的学科。但医学既不是物理学、化学或生物学，也不仅是解剖学、生理学或病理学。疾病是一种存在：生理学家不关心它，化学家或病理学家也一样。为对疾病进行科学研究——我们的希望在于以科学性取代经验性——就需要一个联合小组，其成员包括解剖学家、生理学家、病理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当然还有受过科学训练的临床医生。在丹麦、荷兰、奥地利、德国和美国，都有由上述人员组成的联合的医学院。在英国则一个都没有。伦敦大学的医院附属医学院在培训实践型医生方面相当有成绩，但它们在组织、设施、资助条件方面都不足于促进科学医学的发展。伦敦的大学学院在基础医学科学方面集聚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小组，但它在临床水平方面尽管已经有所提高，却仍远不能令人满意。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基础科学实力很强，各医学实验室也幸运地一起坐落在南公园路。但直至目前，牛津大学也好，剑桥大学也好，都未建成起学部作用的医学研究组织，即使在临床方面也一样。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医科学生在学完生理学和病理学方面富有启发性的课程之后，到伦敦实习时却降到较低的水平。此外，在其他地方也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诊所。牛津和剑桥作为疾病的科学研究中心——这的确是帝国的需要——可能是完善的。两个市镇的规模虽然不大，但也决不是什么障碍，因为对相当多的各种各样的病人来说，哪里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疗，他们就会去哪里，如同他们去梅奥医院（Mayo Clinic）和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一样，他们也会去牛津和剑桥[28]。同时，英国的医生也许是非常优秀的临床专家，像休林斯·杰克逊（Hughlings Jackson）、亨利·黑德（Henry Head）、詹姆斯·麦肯齐（James Mackenzie）和托马斯·刘易斯（Thomas Lewis）这样的人物在今天发挥的作用，与哈维（Harvey）、艾迪生（Addison）和布赖特（Bright）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是同样的——他们都对阐明疾病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但他们在今天所做的工作，并没有得到组织、设备和经费方面的帮助，他们将越来越不可能训练出后继者或者说数量足够的后继者。近些年来，美国在医学领域取得成就超过任何其他学科，为什么？因为它拥有威尔奇（Welch）和奥斯勒（Osler）这样的领头人，就像英国也拥有一样。但美国的学科领头人走在前面。美国在一些大学里依次将自然科学、医学科学和必需的诊所结合在一起，使它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为它们配备训练有素的人员和充足的设备。除非英国提供同样的条件，否则依我的判断它无法取得同样的成就。因此，作为国家大学结构支柱的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

在许多地方，人们能够感受到一所以稳固的学院结构为基础的现代大学已初露端倪；在某些学者和某些学科方面，人们也能够感受到比较先进的事物，尤其是某些在学术、数学和科学方面的工作是世界上最出色的。但是，一所现代大学的建筑师、砖块和灰浆在哪里？能够使基础完善的理念在哪里？从数字上看，“古典文学士学位考试”已不起作用，但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它仍然很有影响。

大学拨款委员会、医学研究委员会和工业与科学研究署（the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and Scientific Research）的创建说明了英国缺少现代大学这样一个事实。上述组织提供了临时的解决办法，即提供一揽子拨款，资助有前途的研究者或重要的研究工作。这些机构并非多余，无论如何它们有它们的用处，但它们不能替代捐赠丰厚、设备充实并拥有一大批献身于追求真理事业之人才的大学。这些组织的存在似乎是在说：“我们缺少发达的大学。当我们在等待它们出现或为它们的出现作准备时，让我们来培养这位或那位有前途的学者，让我们来完成这一件或那一件工作。”这很好，但不能解决问题。

坦率地说，尽管英国和美国都拥有杰出的学者和科学家，但这种事情对英国或美国来说都不容易做到。这两个国家都以自己是实干家而自豪：难道英国没有征服一个帝国？难道美国人没有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征服一个大陆？他们都是行动家而不是思想家或空想家。当大不列颠的命令等于海洋上的法律时，当印度的财富大量流入英国的国库时，当煤、铁和蒸汽使英国在对外贸易中独占鳌头时，当一个国家丰衣足食时，一切都平安无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完全可以凭经验生活。因此，在美国，只要森林几乎保持原貌，只要精力充沛的移民若干年后能够变成一个资本家，只要本国能够无视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一切都会非常完美。但无论在这两个国家，还是在世界其他国家，这种秩序已不复存在。单凭经验办事已经不够，未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再也不能产生世界性的思想或控制世界。无论对内部的社会问题和工业问题还是对外部的殖民地问题和外交问题，都必须有所认识。以同情和理解为基础的理智，必须加以控制。无论在科学与工业领域，还是在政治、哲学、文学和艺术领域，国家的重要性都不再与其人数或财富成正比，而将与其对思想领域的贡献成正比。

虽然自1850年以来，“研究”一词在有关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文献中——如相继发表的皇家委员会报告，帕蒂森的著述和柯曾（Curzon）的备忘录——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人们却有这样一种感觉，即批评者几乎都缺乏针砭时弊的勇气。柯曾勋爵认为，研究和高级教学作为一个方面，本科生教学作为另一个方面，两者一般属于不同类别的工作，把它们混杂在一起所遇到的强烈反对，不会亚于把温彻斯特公学与新学院混杂在一起引来的反对。因此，那种犹豫不决的态度迟早要被抛弃，提供连续性指导的、或许以英国地方性大学的主体为模式的研究生学部将不得不成立起来；目前的机构或许可加以精简，以满足本科生教育的需要；各学院可以各行其道；那些最优秀和最有前途的科学家和学者则必须拥有一个多少有些独立的组织，必须拥有采用最适合个人和学科的教学方法与研究方法的自由，必须拥有学者和科学家为训练学生所需的设施条件。为了努力迈出这一重要的一步，所有影响学院和本科教育的小事都不妨搁置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