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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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机器还不够复杂——部分原因是它已变得很复杂。近些年来一项新的运动（让我补充一句：它不一定是坏事）导致大学创办了一些“研究所”（Institutes）。什么是“研究所”？该词是从德文术语中引进的，在德国它是指一个或一组实验室。在美国，它可能具有某种含义或不具有任何含义。在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是指与有关东方的学科打交道的教师群体。研究所在其他意义上并不存在——它不是独立于院系的团体，也无自主权，它只是一些人或一些系科，与其他一些人或系科完全一样，资助部分来自一般性经费，部分来自大学拨给的专项经费。哈佛大学在法学院中设了刑法研究所，后者只不过是刑法讲座教授研究活动的代名词——这种做法甚为可疑，因为它意味着在一个大学讲座教授职责范围里教学与研究有可能分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创设了医学史研究所——首先，其名称令人愉快，因为它意味着与苏德霍夫（Sudhoff）教授在莱比锡大学创办的著名研究所目标相同。其次，根据威尔奇（Welch）博士的设想，该学科的范围大于医学院的一个系。

在研究所方面，哥伦比亚大学超过了所有竞争对手，仅在师范学院就设有“教育研究所”、“学校实验研究所”、“国际研究所”、“儿童福利研究所”和“实地活动研究室”。国际研究所由一群行政人员组成；至于儿童福利研究所，我们还是少说为妙[62]；实地活动研究室由一群“服务”人员组成，面向全国提供付费服务。结果有关人员花了大量的时间从事与他们并不相干的奇怪的工作，而本来他们应该在学生走向各自岗位后再训练他们做这些工作的。除了其他繁重工作外还要管理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那位碑铭学家，在他的近期报告中建议建立一个“分配研究所”，而这只不过是商学院或经济系内部又一次恶性膨胀的表现。分配研究所将全面研究“消费者需求变化的性质、各种分配方法的相对效率、外贸形势、分配的经济成本、外贸与债务形势、国家关税政策与外贸、广告的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以及分期付款及其对信誉的影响”。

研究所方面最近的——我认为也是最不可理解的——发展出现在耶鲁大学。耶鲁大学的医学院长期以来一直比较弱。近些年来，在现任院长温特尼茨（Winternitz）教授充满智慧、热情和活力的领导下，该医学院迅速改善了它的设施、人员和资源条件。但它的发展还远非完美，它的资源条件也仍然极为不足。因此，尽管它属于美国少数得到很高评价的医学院，但还未达到一种稳定或平衡的状态。至少在今后一二十年里，它需要拥有过去十年那样的领导者。耶鲁大学早就拥有一所法学院，近来它已发展成为一所学术性的机构，而不仅仅是过去那种职业性的学院。它还拥有通常的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讲座教授席位。现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建议组建一个“人类福利集团”（Human Welfare Group），该集团将包括耶鲁医学院、耶鲁法学院、企业工程学研究室，从智力、体力和社会等方面研究人的生命以及对其他生物有机体进行比较研究的部分系科，最后加上人际关系研究所。整个集团被正式看做是“一个深入研究智力、体力和社会福利问题的中心”。据有关人士郑重宣称，通过协调包括儿童发展、心理生物学（psycho-biology）、心理学、社会科学（主要是法律）和医学等方面的活动，“现有的教育程序”将被简化，许多问题将得到阐明，包括身体健康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智力稳定与职业之间的关系、犯罪与娱乐设施之间的关系、儿童训练与智力发展之间的关系、经济条件与离婚之间的关系以及立法程序与尊重法律之间的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对个人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调整，使他变得更加幸福——由于这项工作实际已超出了教学和研究的范围，因此它应与大学无关。就像前面提到的教育领域的“实地”调查一样，它应属于受过大学培训的人所关心的事，而不是大学本身所关心的事。

人际关系研究所不但获得了一座相当美观的新大楼，还得到了相当多的经费。但新楼里面有什么？有用于“儿童发展”、精神卫生、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方面的相当充足的设施，少量的供人类学研究和教学使用的场所和社会科学系统计室。大楼的名称与内容不相符。

旨在解释理念和争取资金的文献不断涌现，它们强调破除“分科制”（“Departmentalization”）的重要性。由于篇幅有限，我在此无法对这类术语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思想混乱作详细的分析。知识的进步首先依靠人为的简化；系科之所以建立，不是因为生活或物质世界是简单的，而是因为不限定研究领域，就根本不能通过观察或实验取得进步。一旦得到观察或实验结果，就必须进行谨慎的整合。因此，如果在今天提出将医学理论与医学实践分门别类是不适当的，那将十分荒谬，不管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个别医生的医疗事故会导致什么后果。在现代医院里，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相互影响，关系密切，效果甚佳。另一方面，除非措施严格的简化方法仍然盛行，并且在任何要解决问题之时都有可能实施这种尝试性的简化，否则诊断法和治疗学领域就不可能取得什么进步。鲁弗斯·科尔（Rufus Cole）博士最近在一次关于医学进步的演讲中，无意识地从医学角度彻底打击了人类福利集团赖以成立的理论。他说，“微耳和十分明智地认识到，‘每一个医学系科都必须拥有自己的领域，必须自己开展研究工作……病理学不能由生理学家来构建，治疗学不能由病理解剖学家来构建，医学不能由唯理论者来构建’”——科尔自己补充道：也不能由“化学家、物理学家或数学家”来构建。这样，在确立了医学领域秩序的重要性之后，这一可敬的演说剩下的篇幅主要用于运用具体的例证来说明临床医学在进步过程中如何吸收和利用物理学、化学和医学基础学科的研究成果。

我并不认为法学教育或法学培训与医学做得一样好，但解决办法不在于切实地或强制性地废除法学与经济学之间的界限，也不在于确立几个分支学科或图示各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在于根据目的发展理智和灵活性。当需求和机会出现时，研究者既可以在广阔的领地自由漫游，也可以愉快地回到他们的狭小的探索区域。

事实上，有关设立耶鲁研究所的提议毫无新意——甚至算不上“整合”。每一所优秀的现代医院都既把自己的病人看做是社会问题，也把他们看做是个别的病例。如果一所医院或医学院的成员不关心社会和经济因素，解决办法不应是设立“信息交流中心”（clearing house），由它去考虑应受到重视却被忽视的种种因素，而是要拥有一批具有现代观点的新成员。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法学。霍姆斯（Holmes）法官和布兰代斯（Bradeis）法官对法学、经济学和哲学进行了“整合”。他们从什么地方获得他们的观点？不是在一个特别的人际关系研究所里。他们受过教育，接触广泛，并不断阅读、观察和探索。他们的观点通过法庭、法学专业和法学院不断扩散开来。他们的观点之所以最终得以确立，不是因为创立了一个独立的研究所，而在于法学院的教职员是由一些思想开通的人组成。我们的困惑无法由制图员来消解（见下页图表）。因为如果人类福利集团要把法学包括在内，那么法学是否要把历史学拉进来？如果人类福利集团要把神学包括在内，神学难道不需要哲学？如果该集团需要生理化学，那么物理学、化学和数学会怎样呢？能否想像一个人类福利集团会省略教育学？如果所有这些与图中所代表的各个学科或分支同样重要的内容都包括在内，我们会得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人类福利集团将完全等同于耶鲁大学！我们将完全回到我们的起点，我们不会因为一个理念变得更加充实，却会因为楼房和资金的增加变得更为穷困。耶鲁大学会因为建立四拼八凑的集团而蒙受损失。正在自食其果的医学院院长写道：“医学院……有目的地缩小了自己的目标。”

（在下页图表里，由于表格空间所限，只有生物学方面和精神病学方面画得比较详细。很显然，图表的“A”部分所列出的任何学院的活动都可进行同样的概述。因此，“B”部分只列出对医学院有影响的系科。这些系科在研究生院也起作用。该部分位置较下面的一排显示的是大学临床医学系的科室。“C”部分显示的只是临床医学的精神病学和精神卫生科。其他科室如妇科、儿科或外科，都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概述。

该图表必然是不全面的，它只是以医学院和精神病学与精神卫生系为例，表明纯科学和应用科学领域里的活动以什么样的方式相互联系，组成一个统一的集团，人际关系研究所是该集团的活动中心和联络机构。）

耶鲁大学人际关系研究所最初承担的那些项目从形式上看被公认是尝试性的，它们既表明研究某些问题时必须实行“分科制”，也表明伴随着“打破障碍”的努力会出现混乱不堪与互不相关的局面。该研究所以一项源于一次问卷调查的失业问题研究为开端。而该项长达14页报告的研究并没有超出一个普通经济学系的范围。有什么必要撇开经济学系而将这类研究置于一个新的研究所之下？课题属于经济学，问题属于经济学，所参考的资料属于经济学。我向这项研究的负责人指出这一事实并请求他们予以说明，但我希望讨论一下这一课题的约会要求却被他们婉言推脱了。

更糟的是对新泽西州1500个破产案例的问卷调查和个人追踪研究。当然，该问卷调查也说是“尝试性的”，无疑要作修正。但重要的事实是，调查本身明确分为三部分——各部分都是高度分科的：法律部分、经济部分和社会学部分。在社会学部分调查里可以看到这样的问题：

破产者是住在一套apartment（公寓）里，一套flat（公寓）里[63]，还是出租房里？

有多少房间？

说明是否大多数房间位于通风道上。

睡眠时数？

他有焦虑倾向吗？

在他居住的街区里（同样地在他工作的街区里）有没有车库、剧院、墓地、汽车修理厂、马厩、警察局或台球房？

不管这些问题之间的联系有多微妙，有谁会相信新泽西州破产者的困境会因为他有多少房间位于通风道上或他是否住在墓地附近而得到说明？难道需要靠这些事实来辨明他的生活水平？想像一下导致浪费与失败的根源，以及这种复杂圆滑之术对研究者的探索造成的阻碍吧！

人际关系研究所也忽视了真正的思想所必须具有的个人特征。通过特意安排的组织去促进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就像通过一个委员会去写一首诗或作一曲交响乐一样容易。但各个领域真正一流的思想家能够被人为地和机械地安排在一起进行合作研究吗？如果某些平庸之辈机械地将活动汇集于一个“信息交流中心”，有可能取得什么新成果吗？领导德国威廉皇帝学会的著名学者曾经写道：“科学，本质上和最终都是个人的事。任何发展都不能改变这一点。但有些工作会超越一个人的生命；有些工作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一个人根本不可能真正完成它们；还有些工作是如此复杂，必须进行劳动分工才行。我们甚至还可以说，近一些看，所有的科学工作都是一项范围更大的工作的一部分，如果以孤立的方式加以对待，就不可能取得进步。这样，我们就面临一种对我们的精神生活有很大限制的困境：科学是个人的事，但科学问题决不能由一个人去解决。我们如何摆脱困境？我们不能将科学完全留给一个人的书房或实验室，我们也不能在一个公共工作室里进行科学研究。我们最好在一个不断扩大的中心圈中开展工作，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使工作者保持非正式的接触，努力取得系统性的进步。”[64]换句话说，太多的计划，太刻意的计划，太多的结合，太刻意的结合，会摧毁作为进步的最终基础的个人自由。知识和实践的进步既需要专门化和分科制，也需要自由便利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耶鲁大学校长对此不是没有认识的，但他认为新的研究所将满足所有人的需要[65]。我不能同意他的乐观的期望。思想史也不赞同这种看法。大学里轻松自由的交往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刻意安排的合作则令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汗颜。它只能吸引平庸之辈，决不能吸引具有创造性思想的学者。津瑟教授写道：“真正的学者——如果他是称职的，他一定是固执的——不会仅仅做一个佃户，而会开垦自己耕种的土地。”[66]

根据上述情况，我认为人类福利集团的各项计划是失败的。医科学者的工作无休无止，法科学者的工作无休无止，在我看来，认为事实上有效地填补鸿沟会像纸上谈兵那么容易，那就太荒谬了。在这方面，就如在其他方面一样，资金预算会揭露老底。我说过，人际关系研究所的办公大楼主要用于“儿童发展”、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为此它获得总数达30万美元的年度拨款；其他一切都属于医学方面，应被称为医科研究。据宣布，该项目需要的其他经费为：

仔细检查一下“资金需求”情况就可看到，在打破分科制问题上，尽管情况并不复杂，但耶鲁大学或许有意用语言修辞混淆视听[67]。只有一项明显的创新建议被提了出来：设立临床社会学教授。但哪家优秀的医院会缺少社会工作者，并且让他们只工作不讲课呢？耶鲁大学需要的，这个国家需要的，不是一个新的研究所，而是像哈纳克教授指出的，需要创造一种便于轻松自由地进行各种学术交流的环境，并通过招聘一流学者发展基础学科。这些学科包括精神病学、神经病学和犯罪学等等。确实，这些学科本身已相当复杂，涉及解剖学、生理学、社会、经济和教育等各种因素。对一位精神病学家，是不加干涉地任由他根据情况进行他认为有价值的综合和简化对他帮助最大呢，还是让他感受到自己是一个涉及法学、医学和社会科学等的庞大组织的一员对他帮助最大呢？[68]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建立了一个有关法学问题的研究所。在大学取消了法学部之后，一个独立的研究所应运而生。很好！那么研究所的计划是什么？“对广泛的问题进行建设性研究，以期研究结果具有直接的价值。”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法学研究所的学者选择的研究课题不是因为它们具有深刻的意义，不是因为它们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也不是因为它们令作为“固执的个人”的真正的学者感兴趣，而是因为它们“具有直接的价值”。的确，正是罗兰（Rowland）、西尔维斯特（Sylvester）、吉尔德斯利夫、赫伯特·亚当斯（（Herbert Adams）和摩尔选择了研究结果有希望具有“直接的价值”的课题，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才变得非常著名和有影响！但这还不是一切。该研究所已发表了第一项成果——根据问卷反馈情况编辑的长达200余页的《法学研究现状（1928—1929年）》（Current Research in Law）。法学领域的“研究”事实上已成为已出版的或正打算出版的东西的代名词：因为该书列出了新版或修订版教科书，新版或修订版案例著作，法规汇集，法学评论文章，翻译著作，“黑人律师的尝试性发现”以及五花八门的报告等等。有一点一定会令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人文学者或医学科学家感到羡慕：法学研究者常常能够事先预言什么时候完成研究（6个月，一年或两年），出版成果需要用多少张纸——如一卷、两卷，一本书，一篇论文，等等。

耶鲁大学人际关系研究所和霍普金斯大学法学研究所有一点是相同的：都设立了全国性的咨询委员会——它们都是由律师、医生、编辑和各种知名人士组成的奇怪的集体。它们的作用是什么？难道这两个研究所的学者对他们的目的是如此不确定，以至需要别人提供咨询？这样他们就能明确目的了吗？耶鲁大学咨询小组的成员被告知，他们既不需要花时间，也不需要作出努力；霍普金斯大学咨询小组的成员“将在2月份的晚餐上相聚”。我曾问过这两个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他们设想自己该发挥什么作用，没有一个答案是相同的。一些人则承认自己不知道，还有一位在霍普金斯大学咨询委员会任职的著名律师让我弄清楚后告诉他[69]。事实上，任何大学都无权为了一种标新立异但令人怀疑的革新求助于公众的支持，摆出一些名人支持自己的计划，而这些名人实际上对此根本不了解或仅仅不愿意站出来表示反对，只是出于友好的目的将自己的名字借给这些计划。在一个未知领域开展特定的研究和革新应悄悄地进行，无需大张旗鼓进行宣传。耶鲁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这两个研究所为了宣传的目的，都通过报社或直接地通过大学自身发布了一系列“消息”。它们的一些说法是不成熟和不合理的。至少在高等教育领域，不应该搞有偿宣传。使霍普金斯大学自豪地成为各路英才的汇聚地的那位伟人，就没有对这些英才在此领域或彼领域所能取得的成就作过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