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四
依我所见，不管面临的压力有多大，上述情况并非必然出现。不管其他院校做什么，一些私立大学本可以坚守阵地，能够并且应该充分地体现现代学术、训练和研究的观念，而不必向各种突发的奇想敞开大门。用以辩解或解释目前状况的那些因素，也可能是在某种情况下维护标准和理想的最强有力的理由。用以提升舒适、健康、幸福和知识的普遍水平的精力和努力付出得越多，在某种情况下毫不妥协地维护正确的、真正的学术价值观的重要性就越明显——这首先是因为其本身的内在价值；其次，也是因为它对普遍追求的推动。在这一点上，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再次提供了一个样板。它一开始就确定了正确的方向，并努力勤俭办学。整整20年时间里，它的资源几乎没有得到增长，但它没有妥协，最终它得到了人们的承认，成为与众不同、水平更高、质量优秀而纯正的学院。它的影响遍及全国，成为公认的办学模式。曾有人竭尽全力，企图再造这所学院。该学院也时来运转，各种捐赠源源而来，还得到了新的诊所和设备齐全的实验室。如果它在孤独而贫穷的办学初期就向当地的私立学校、疗骨术和顺势疗法妥协，它还能有今天的辉煌吗？
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所能做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本也可以做到。它本可以做到“贫而诚实”，现在它依然贫穷。它努力追求大众化——发展本科生教育，争得美丽的校园，扶持体育运动，并与马里兰州签订无耻的协议——因此而失去了它曾一度拥有、并且本来可以继续保持的于国家福祉极其重要的意义与地位。
照目前的情况，依我所见，显然任何美国大学都不符合我所强调的概念——既由于存在种种与大学不相干的事情，也由于各项严肃的工作所蒙上的污点。“责有攸归”，耶鲁大学校长安杰尔（Angell）——顺便说一句，没人会认为他反美、缺乏同情心和鉴赏力——写道：“责有攸归，我们在美国根本没有形成一种普遍尊重学术的风气……最终支持教育的广大公众对杰出的希腊学者的重视远远不如他们对体育运动、尤其是橄榄球及其所象征的一切来得重视。这一事实也许令人痛苦，灭人幻想，但毕竟是事实。”[129]
怎么办？
首先，应面对事实，立即终止在美国已达到空前程度的自欺欺人现象，这是十分必要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在最近的一次演讲里[130]，根据对人类的相对意义，认真比较了哥伦比亚大学所在地莫宁塞德高地“与世界上最神圣、最鼓舞人心的四个地方——即芒特奥利夫斯（the Mount of Olives）山顶、雅典卫城（the Acropolis at Athens）、罗马卡皮托利诺山（the Capitoline Hill at Rome）和巴黎市坡度平缓的高地圣热讷维耶沃（Saint Geneviève）。”这种毫无批判性的语言泛滥成灾，严重阻碍了事业的真正进步。还有另一个同样严重的障碍。“我们是一个新民族，我们正在穿越一个阶段。”因此随着岁月流逝，随着我们走出这一阶段，一切都会一帆风顺。然而，我却无法坦然地忽视那片辽阔的地区，在那里，尽管条件有限，但凭着努力、智力和资源，即使现在也能取得重要的成果。“在你们美国的新大学里”，30年前德国一名杰出的解剖学家在给一名美国学生的信中写道，“你们拥有强大的‘动力’（nervus rerum），如果能把丰富的资源引入合适的渠道，在相对短的时间里取得累累硕果是有可能的。但在此要强调一点——涉及创造性的学术问题时，主宰进步运动的人应懂得什么东西是真正重要的。”[131]“阶段”理论解释不了吉尔曼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哈珀的芝加哥大学以及美国医学院在1910年恶劣条件彻底曝光之后出现的突飞猛进。我曾指出，将理智、努力和资源结合起来，在美国有可能取得几乎一切成就，而这正是我们很少做到的。我们有理智——却被打入冷宫；有努力——却狂热急躁，毫无目标；有资源——却铺张浪费。今天的美国大学，缺少合理而协调的哲学、理论或原则作为基础。
人数的压力，对真正的或被淡化的知识的渴望，对学术标准的普遍藐视，政治与宗教的四处插手，理想是“贵族的”而压抑人才与智者的自由竞争是“民主的”荒谬观念——由于这一切，使美国高等教育问题的迅速解决变得根本不可能——或者说，就此而言，使美国任何层次的教育问题的迅速解决都变得根本不可能。我们缺少教师，缺少设施，缺少标准，缺少理解，也缺少接受差异的愿望。在一片喧闹之中，优秀的工作仍在继续。高贵的学者和科学家从来就没有被击倒过——战争没有击倒他们，贫穷没有击倒他们，压迫也没有击倒他们，将来他们也决不会被击倒，就像过去他们没有被击倒一样。
然而，“大学”一词能否得以保留，或甚至是否值得保留，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继续使用该词，用以指向那些我在本章描述过的无形的和不协调的活动——无论是正确的，错误的，抑或是无关的活动？如果“大学”真的意味着哥伦比亚大学所宣布的“公共服务机构”，那么大学已经变成一种不同的事物，一种虽然不乏功用，但却肯定不是大学的事物。在这一点上，为了体现一种真正的大学的理念，有必要创建一个新名词——如高等教育学院或研究院（a school or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以便它能自动排除与学术机构无关的低级活动。
很清楚，无论如何，任何统一、彻底和全国性的革命都是行不通的。在哈佛、哥伦比亚或芝加哥等大学可行的事情，在密西西比、得克萨斯或密歇根等大学就会在很长时间里行不通，因为密西西比大学或得克萨斯大学易受政治风暴的袭击，而在密歇根选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则是一种错误的大学观念。变革也决不能只限于大学，中学也是问题的一部分。中等教育包括目前的中学教育和学院教育的一大部分：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是两个部分（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而不是三个（中学、学院和研究生院），这一点只要看看学院第二年教育结束时大学生人数锐减这一事实就很清楚了[132]。因此，大学教育的改进取决于中等教育的改进，后者应尽快废除学分制，放弃将实用性或技术性科目成绩计入大学入学成绩的做法，并花更大力气追求全面性和连续性（即更高的标准）。我知道我提出的要求很高——但如果我所选择的那些大学能够做到注重质量胜于注重数量，在适当的时间里它们完全能够达到我所提出的要求。
在这些大学内——其他大学将在适当时候迎头赶上——可以进行同样的改革：主修课、副修课、学分将立即消失；一些大学将取消第一或第二学年；全部或部分保留本科学院的大学至少可以放弃划一的四年制课程，承认个人在能力和勤奋方面的差异，并将属于教师任务的真正的教学与属于学生义务的学习区分开来。千篇一律既不可行，也不应追求。虚假的专业——新闻、商业、图书馆学、家政学和视力测定术——可以放弃掉，大学或社会都不会为之感到遗憾。坦率地说，所解脱的那些工作本来就不是大学所应关心的，而应是由社会来关心的，应由社会创建适当的机构来履行那些真正值得履行的职责。
最可怕的“学院”——哈佛研究生商业管理学院——可以加以分离。幸运的是它地处波士顿，还有比波士顿研究生商学院更合适的吗？这样哈佛大学就可以享有自由，以实验方式处理商业领域专业训练的问题。教育学院也可进行改革，试行发展；医学院、法学院和工程学院也应广开言路，进行必要的改革。全体教职员应实行专职制：任何人都不必为了生计去做“零星杂工”。另一方面，出于同样的理由，在大学一方和商业、企业、政府、教育和公共卫生另一方之间可以确立更密切、更有益的关系。因为对事物的金钱兴趣消失之后，教师可以将整个现代世界看成一个大诊所。只有如此，大学才可能实现我在开篇章节中所说的那种现代化，同时维护它的学术正义。推广课程可像英国那样限于有大学教育价值的科目和成年学生，函授系科应该取消。进行上述改革之后，美国的大学将得到极大的简化；广告将消失；管理将比较轻松且费用低廉；学术合作将及时得到进一步发展；哈佛、耶鲁、哥伦比亚、芝加哥将立即成为杰出的大学；它们在未来许多年里不再需要建筑；它们的财政状况将得到极大的缓解；它们将成为学者和教师小团体的代言人。由此，高得多的学术标准将得以确立。我大胆地认为，不出一代人的时间，大学对美国人生活的影响就将远远大于今天。
本科生学院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若干年前，我在波士顿的《实录报》（Transcript）读到一名哈佛校友的愤怒来信，抱怨大学正在“扼杀本科生学院”，正如随着中等教育的改进它肯定会这样做一样。在《哈佛回忆录》里，埃利奥特校长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直到今天，仍有许多哈佛的文学士认为，哈佛各专业学院的毕业生不能被视为哈佛的真正孩子，而且哈佛大学通过其研究生层次的专业学院为国家提供的服务，并不大于它通过其本科生院提供的服务。这是一种仍在阻碍进步的哈佛传统！”
的确，目前的阻碍还要大于埃利奥特校长写作的时代，因为根据现在的行政管理制度，虽然哈佛研究生院的发展取得了进步，校方追求的政策却明显向本科生工作倾斜。
直接创建一种研究生层次上的大学机构，即高等教育学院或研究院，将极大地有助于取得进步。它应该是一个学者的自由社会——之所以是自由的，乃是因为为学术目的所激励的成熟的人，可以独立地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目的。行政管理应是微量的和费用低廉的[133]。学者和科学家应参与大学的治理；校长不应高高在上。“组织”一词应严禁使用。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不仅不需要填鸭式教学，而且对此极为憎恨——大学应向这些人开放而不管他们是不是本科生院的毕业生。大学应提供简朴的环境条件——图书、实验室，以及更重要的是安宁——以摆脱世俗事物的干扰或对不成熟的学生整体负长辈责任的烦扰，应为大学教职员的校内外生活提供比较舒适的条件。没有必要强调完整性或对称性，如果一个讲座职位得不到理想的补充，就应该让其保留空缺。美国不存在这一意义上的大学——没有专门从事高层次教学与研究的机构和中心的大学。在各地的大学里，本科生和职业性的活动阻碍了大学为之存在的严肃目的的实现。科学和学术因此蒙受损失，资金因此遭到浪费，就是本科生的训练也达不到本科生院独立办学应有的水平。
如果建立一所现代美国大学，我们有什么期望呢？最杰出的学者和科学家将被吸引到它的教师行列，最认真的学生将被吸引到它的实验室和研讨班。它的规模很小，就像吉尔曼时期的霍普金斯规模很小一样，但它的动力却很大，远远超出它的规模的比例。它将像一块透镜一样，把现在发散的光聚集在一起。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规模很有限，其医院只有65张病床，但它毫不妥协的工作标准和成果标准却使它的影响遍及欧美的整个医学教育和研究领域。达到我所指出的那种水平的大学或高等教育学院在其他学科领域也可以取得同样的成就，并终将推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全面改组。
[1]默里（J.Middleton Murry）：《一个知识分子的演变》，伦敦，1927年版，第184页。他继续写道：“40英里的印花布并不真比半码印花布更能成为热情的对象，如果印花布碰巧印得很糟的话。重要的是质地的变化。”
[2]美国小说家辛克莱·刘易士（Sinclair Lewis）所著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典型的当代美国资产阶级事业家。
[3]哈斯金（C.H.Haskins）：《大学的兴起》，纽约，1923年版，第30页。
[4]“学分”是美国人的发明。它指的是一门学科在课堂里已经经过了一定周数或月数中的一定时数的学习。学习结束时要进行一次书面考试。通过考试的学生就结束了该门学科的学习——常常是与该门学科永别。他们几乎再也不可能听到它，也享有彻底忘却它的自由。尽管已有不同看法，但绝大多数美国中学和学院以这种方式决定学习成绩或学位条件。
当一份学院简介说明入学标准为15个中学学分时，一个学分，根据大学入学考试委员会的解释，指的是中学任何一门学科为期一年的学习，约占全年工作的1/4时间。四年制的中学课程总共为16个学分。绝大多数美国高等院校规定的入学标准为15个学分。在15个多少有些相互脱节的累积学分与“教育”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
[5]哥伦比亚大学要求入学申请必须获得招生主任的书面批准。哥伦比亚大学函授部所做的广告是：“我校函授部提供相当于中学四年课程的全套中学和大学预备培训。”《纽约时报》1930年7月20日。芝加哥大学函授部的广告是（1929—1930年）：“函授课程的申请者不必参加考试，也不必提供以前的学习证明。”“通过函授学生可以获得（从中学进大学所需的）任何15个学分。”
[6]约翰·杜威（John Dewey）：《学校与社会》，芝加哥，1900年版。
[7]见一篇题为《美国人都是孩子》的出色的文章。《哈泼杂志》，1928年7月号。
[8]见1930年2月25日《纽约时报》。
[9]芝加哥市正直无畏的教育厅长威廉·迈克安德鲁最近因为一场无耻的政治阴谋而被免职；几年前因表现了勇气和智慧而被降级的一名同样勇敢聪明的区教育局长约翰·L·蒂尔德斯利披露了纽约市学校令人震惊的低劣学业水平，按他的看法那主要是“政治”造成的。
[10]“我所见过的大学生甚至研究生所写的一些英语就是在英国的小学里也会受到严厉的批评。”埃德温·德勒（Edwin Deller）著：《美国大学研究》，伦敦，1927年版，第36页。
[11]所有的中学生学术测验都一致表明教育产品的低劣性。见布里格斯教授引用的例子。尽管他本人是乐观的。布里格斯（T.H.Briggs）著：《英格利斯演讲》（1930年），哈佛大学出版社，1930年版，第124—136页。
[12]菲茨帕特里克（E.A.Fitzpatrick）和赫德森（P.W.Hutson）：《中学教师的学问》，纽约，1927年版。
[13]有“▲”符号的课程必须先得到院长或主任的同意才算学位课程。
[14]《纽约先驱论坛报》。
[15]见《哥伦比亚大学简报》所载《校长报告》，1928年，第25页。
[16]《1927—1928年通告》，第12页。
[17]最近白宫儿童健康与保护会议建议将“家长培训”作为一个新的大学教育内容。见《纽约时报教育副刊》，1930年7月13日。
[18]称为《灰皮书》。
[19]“hippers”一词在牛津大词典中也找不到。为便于一些美国人和所有非美国人理解，我必须对该词解释一下：它指常在裤子后袋塞一瓶威士忌的那种人。鉴于这类语言在正式文件和学生出版物中的使用情况，人们对以下事实可能不会感到惊奇，即美国大学毕业生中很少有人能够流利、精确和庄严地说、写本国语。
[20]至于技术院系或专业院系，我后面再谈。
[21]帕西·罗布克（Percy Lubbock）：《伊顿的阴影》，伦敦，1920年版，第219页。
[22]最近我问过一位极有前途的青年希腊语学者，他的希腊语学生有多少是“值得教的”。他回答说：“研究生中没有，本科生中不到10%。”
[23]详细材料参见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编的《美国高校的体育运动》，第23号简报。
[24]这笔开支由门票支付，但这并不影响我的看法。
[25]伯格森（M.Henri Bergson）最近访问美国大学时说：“我认为法国大学生比美国大学生学得更艰苦。”
[26]关于“人事工作”，后面我将论及。
[27]名册上列为教育学教授。
[28]对这一荒谬做法比较敏感的明尼阿波利斯杂志慎重建议“至少应有一讲用于归还图书的高尚艺术”。
[29]《瓦萨学院优境学的意义》，1929年，第7页。
[30]哈佛研究生院名义上建于1872年，但确切的发展始于1877—1878年。见哈斯金斯（C.H.Haskins）为莫里森（Morison）主编的《1869—1929年期间哈佛大学的发展》一书所写的文章，哈佛大学出版社，1930年版，第454页。耶鲁大学研究生院建于1847年。
[31]由于其他高等院校缺少对本科生的科学训练，霍普金斯大学还建立了一个不怎么起眼的本科生系科。然而，该系科超出了它的目的和功用，今天已有害于而不是有利于大学的发展，因为它有力地摧毁了大学的独特性质。如果该本科生学院被撤消，研究生院得到健康的发展，我所说的故事就会不同了。
[32]“鸟儿是否会歌唱，并不取决于鸟笼。”（“Es kommt nicht auf den Kafig an ob ein Vogel singen kann.”）
[33]1929年2月14日皇家历史学会会长的演说“美国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伦敦，1929年，第10—11页。
[34]陶特教授呼吁人们注意这一事实，即（英国）皇家历史学会800名会员中有100余人是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在300家签名交流的图书馆中，有1/3位于“大西洋彼岸”；《现代史文献目录》是“我们最雄心勃勃的事业”中的一项，其中费城“负责16世纪”，17世纪卷在“芝加哥完成”。
[35]1929年2月14日皇家历史学会会长的演说“美国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伦敦，1929年，第4—5页。
[36]莱恩（Gordon J.Laing）：《研究生工作的水平》，见收录于《教育中的问题》一书中的演说，西雷塞夫大学出版社，1927年版，第201页。
[37]《对研究的捐赠》，伦敦，1876年版，第165页。
[38]莱恩（Gordon J.Laing）：《研究生工作的水平》，见收录于《教育中的问题》一书中的演说，西雷塞夫大学出版社，1927年版，第199页。
[39]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所著的《思想的艺术》一书对这一主题是一个巨大贡献。对美国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这样一些观点，即“勤奋”不一定是“思想”的同义语；“不受有意思考特殊问题干扰”的孵化期，对思维而言至关重要。
[40]经允许引自一封日期为1930年1月8日的私人通信。洛厄尔校长在其《年度报告》（1927—1928年，第16—18页）中讨论了人数问题并建议加以限制。
[41]见《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年度报告》，1927年，第14页。
[42]我之所以忽略工程学学院，既是因为并非每一所大学都设有工程学学院，也是因为我不熟悉国内外的工程学学院。因为同样的理由，我忽略了法学院。
[43]《哈佛回忆录》，哈佛大学出版社，1923年版，第28页。
[44]在《医学教育比较研究》（纽约，1925年，第55—58页、322—323页）一书中，我描述了“专职”计划并讨论了迄今为止的后果。
[45]哥伦比亚大学和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医务室也是依据我在本书中所使用的“专职”一词的含义组织起来的。
[46]《拉什医学院的理事》，参见伊利诺斯州芝加哥大学报告，第312卷，第109页。
[47]科恩（Alfred E.Cohn）：《医学与科学》，载《哲学杂志》，第25卷，1928年7月19日出版。同时参见鲁弗斯·科尔（Rufus Cole）：《哈维学会演讲中体现的过去25年的医学进步》，载《科学》，第71卷。
[48]新运动最有影响和最重要的哲学家最近曾以轻蔑的口吻谈到“欧洲自负的文化”。很难再用更不明智的话来讲美国的教育学教授了。
[49]正式的说法是：“这门课程将包括化学教学的理论、观察和实践。它是特别为那些准备在大学、学院和大型中学教化学的学生设计的。”
[50]不包括数十名推广部和暑期学校的教师。
[51]不包括暑期学校任职教师等。
[52]斯波尔丁（Francis T.Spaulding）：《小型初级中学》，哈佛教育研究系列丛书，第9卷，哈佛大学出版社，1927年版，第31页。
[53]这篇论文的作者是一所师范学院的妇女主任。论文想到了学生的家里是否有一架割草机、一套书桌、一张破地毯、一个内嵌书架、盆栽植物、组合餐具等。论文所调查的闲暇活动包括“购物”、“谈心”、“独坐”、“思考与梦想”、“野餐”、“随意交谈”（海阔天空交谈一番）、“与‘男士’约会”、“讲笑话”、“取笑人”、“做任何事，成群结伙”和“阅读”。
[54]我曾停顿一会儿想一想“小学门卫服务分析”这篇论文。为什么是小学？理由是：很明显，这一题目表明还有其他论文——随着学生的增加也需要新的论文题目——如初中看门人的职责，高中看门人的职责，学院看门人的职责，等等。我曾经问一位学校管理学教授：“它们真是不同的课题吗？”他回答说：“是的。例如，小学生遇到的卫生间问题与中学生就很不同！”
[55]见查特（W.W.Charter）和惠特利（I.B.Whitley）合著的《秘书职责和品质分析》。该书花2.5美元就可从出版商巴尔的摩市威廉姆斯和威尔金斯图书公司那里买到。
[56]我并不认为教师没有1001件事情要做！
[57]书名为《全州师资培训研究》。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售价4美元。
[58]我以前的领导，在通识教育委员会主任位置上任职二十余年、现已作古的华莱士·巴特里克（Wallace Buttrick）博士习惯于将这种英语称做“教师行话”。
[59]本人在此引述以下一段材料，作为问卷形式与内容的一个样例：
“根据您在耶鲁大学学习的课程，您认为一名成功的教师的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
专业声望 学术与研究 教材呈现方式
学科知识 热情 教学经验
为教学自身理由 个性 教学技巧
献身教学1. 2. 3.
您认为什么课外活动对个人的发展最有价值？您认为什么对大学生活最有价值？为什么？”
[60]顺便提一句，失去对斯特朗（Strong）与乌尔布鲁克（Uhrbrook）合著的《工作分析与课程》这类著作的了解机会，将是一件憾事。这本著作告诉人们该怎样培养“年轻人担任经理和管理人员的工作”。也许以下三部著作更为重要，因为它们是由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出版部出版的：
1.斯特蒂文特（Sturtevant）和斯特朗（Strong）著：《中学女生部主任的人事研究》；
2.巴克顿（Buckton）著：《学院与大学的乐队，其组织与管理》；
3.古德温·沃森（Goodwin Watson）著：《教育学科成人学生的快乐》。
如果未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教育学和社会学文献中充斥着大量的无用的东西——数量之多已经危及科学精神在这两个领域的发展，那么，要人们注意我前面提到的荒唐著述显然是不公平的。其他领域——即使所谓的“精确科学”领域也如此——也发表毫无价值的东西，但它们如过眼云烟，转瞬即逝。其作者通常也不可能在主要大学担任教授。
[61]这段对话出自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其中“哈姆”即哈姆莱特，“吉尔”即吉尔登斯吞。此处译文参照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版《莎士比亚全集》第九卷（第81—82页）的译文。
[62]其成果样本参见代理院长主编的《2—5岁儿童习惯编目》，师范学院出版部1928年出版。它表明儿童最多可具有2325项习惯（包括情感、思想、动机、社会和道德等各种习惯）。儿童在每一类习惯中得到的分数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出：
，其中T，S和X代表什么并不重要。与人事专家发表的东西一样，这项研究具有严肃的目的。与有人可能推想的不一样，它不是统计方法的粗俗表演。
[63]我找不到任何人能够区分一套“apartment”与一套“flat”之间的差别。
[64]哈纳克（A.Harnack）：《论科学的广泛应用》（Vom Grossbetrieb der Wissenschaft），载《普鲁士年鉴》（Preussissche Jahrbucher），1905年，第193—194页。完成上述著述后，哈纳克教授就去世了。
[65]“首先，毫无疑问，目前现有各系的成员正在进行的个人研究或多或少永远存在。例如，心理学或社会学领域的一名学者不会因为他是该研究所的一名成员，就被要求中断或放弃他正在从事的研究工作，也不会因为某项研究对该研究所成员有重要意义，就会强迫他从事他毫无兴趣的研究工作，虽然从实际情况看，该研究所的成员总是在相互关系十分密切的领域中进行工作。但在另一方面，更充分地理解人的行为和社会组织，发展基础领域的合作研究，从一开始就是该研究所的明确目的。这类基础研究既可以由为完成课题的某项特定工作而临时兼职的学者进行，也可以完全由——通常情况下的确如此——专任学者及其助手进行。该研究所目前计划首先进行研究的领域之一——家庭，可以提供一些说明。”安杰尔（James R.Angell）：《耶鲁大学人际关系研究所》，见《耶鲁大学校友周刊》，1929年4月29日。
[66]汉斯·津瑟（Hans Zinsser）：《捍卫学术》，布朗大学论文集，布朗大学出版社1929年版，第12页。
[67]该项计划的倡导者之一曾在《科学》杂志（1930年第71期第235—236页）写道：“对那些从研究、教学或治疗角度关心人类福利问题的大学组织而言，该研究所起着一个发电厂和装配厂的作用。”一个“发电厂”和一个“装配厂”！比喻的混乱与思想的混乱相对应。
[68]耶鲁大学一位在科学上取得杰出成就的教授写道：“虽然我还缺乏勇气发表我的看法，但我认为——我相信这里其他许多人也认为——最近那项最庞大的发展计划追求的是十分模糊的目标。”
[69]耶鲁大学咨询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写信给我，说他曾认为会要求自己提供咨询：“然而，没有人向我们请教。相反，最近的一次宣传却使我有了这样一种感觉，即大家不过是‘橱窗里的摆设’。”
[70]《学校评论》杂志上一位作者对问卷的缺陷作了清楚的表述：“社会科学领域处事谨慎的工作者依靠长期的经验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不能充分依赖通过问卷收集证据。很少有人精于分析自己的经验，并善于对究竟是哪些因素促使自己形成现有的思维模式得出可靠的结论。”
[71]这个问题的确在1930年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一名教师提供的问卷中问过当年的新生。
[72]我强调的是学术合作，它不包括根据指令进行工作的技工。
[73]笔者曾在向全国社会学家会议宣读的一篇论文的结论部分指出：“我根本不清楚我们在权衡什么。”
[74]我禁不住再提一些本书中未涉及到的学术论文：在1929年12月美国社会学学会会议上宣读的一篇论文，题为《面对面相互影响实验研究》；还有锡拉丘斯大学一位教授撰写的论文，题为《事故的易感性》；《家庭丧事论》——这是西北大学一位教授开辟的新的研究领域；还有《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个性问题》（芝加哥大学），《家庭生活发展中的诉讼技能》（图兰大学）。我愿意为罗彻斯特大学卡森（Cason）教授所作的题为《普通烦恼的起源与性质》的问卷研究颁奖。卡森教授在1929年9月举行的第九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上宣读了这篇重要论文。经过几年的工作，他收集了21000种烦恼，但在发现有重复和许多假造烦恼的例子之后，他归纳总结了507种烦恼，并设计了分值从30—0的量表。“在我吃的食物里找到头发”，分值为26；“床很脏”，分值为28；“有蟑螂”，分值为24；“看见一个秃头”，分值为2，等等！该项“研究”已由心理学评论公司（the Psychological Review Company）作为单行本出版，售价3.25美元。
另一方面，荒唐之事不只出现在社会科学和教育学领域。在我撰写本书时，我收到了堪萨斯州立农学院的一篇部分完成的理科博士论文，论文题目是《棉背心的细菌内容分析》。从外在形式看，该论文符合学术性要求——有问题评述，文献评论，研究描述并以总结和结论作为结尾。论文里有不少制作精细的图表和表格并列出了详细参考文献。从其结论我简单地引一段话：“根据研究结果，我们有理由相信，内衣的确含有不同数量的微生物……热天时由于身体大量排汗，很可能导致微生物快速繁殖……对穿着时间长短不一的衣服所作的比较显示，细菌的数目随外衣穿着的时间长度而增加。”
[75]一所州立大学的新任校长，用他自己的话说，“头脑简单地”开始研究课程后发现，“课程一而再再而三的持续分化将导致它们最终不能得到大学方面的承认。那些专业院系由于开设了本属于职业学校和技术学校的课程，从而变成贫瘠荒芜之地”。（引言稍经简化）
[76]引自布朗大学已故校长方斯（W.H.P.Faunce）1928年1月16日的来信。
[77]1929年发行的一份浮华的小册子写道，有7519人报名学习函授课程。“每个人”都得到了应有的关注，都被“个别地”加以分析。这一点可从这样一个统计数字看出来，即在上述人数中，有884人的年龄“尚未确定”，有794人以前的教育情况“尚未确定”，有1361人的职业“尚未确定”。在有关材料中，“个别化”的调子都是一成不变的。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有一份像传单一样供人随手取阅的活页资料包含以下内容：
哥伦比亚大学根据函授的特殊要求开设了供自学的正规大学课程。这种做法将一所著名大学的教育上的好处扩大到各地无法参加课堂学习的所有人身上。
个别教学。自学将得到经过认真设计的教学方法的指导，以使学生享受到各种好处，包括接受大学教师提供的大学层次的教学，全面的教学，连续不断的指导、建议和批评。
[78]这是很合乎逻辑的：如果学生可以住在俄克拉何马州，教师为什么不可以从缅因州写信给他？但在这种情况下系主任如何维持“大学标准”呢？
[79]这些证明包括好几页。人们会感到奇怪，由该大学“正式教职员”中的一名成员挑选出来供散发所用的推荐书，会有那么多文理不通之处。
“从物质利益的观点看，大学确保所开设的许多课程是一项短期有利可图的投资。”见1930年10月份《通告》，第10页。
[80]见1929年《财务主任报告》。
[81]“榜样”有好有坏。安·阿伯尔（Ann Arbor）的《每日新闻》（1930年8月25日）宣布，密执安大学将“仿照哥伦比亚大学计划的模式开设函授课程”。
[82]这一说法实际上出自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理事会下属特别课程委员会的一份报告（1929年6月5日）：“他们（明显指教师）中有一位一开始就以这样一种假设表明了他的看法，即学院是出售教育的商业公司。”对这种称赞性的看法，《纽约时报》的社论表示异议：“它（指三一学院）是一个文化的机构，它的职能不是商业性的。”但上述报告讲出了真话——虽然并不全部是真话。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各州立大学和其他许多同样著名、同样重要或不那么著名、不那么重要的高等院校都在“出售教育”；但它们的商业化程度与声誉好的商业性机构相比要低一些，因为“货物”如与广告的条件不符，后者必须将货款退回购买者。我们那些曾“出售”过“宗教”的大学还明显未遇到这样的情况。同样，可能超越大学的教会也明显未遇到这样的情况。总有一天“货币兑换器”会被赶出或轰出大学殿堂。
[83]这一组织包括美国的422所高等院校，其中有斯坦福、耶鲁、芝加哥、阿默斯特、威廉姆斯、哈佛、拉德克利夫、达特茅斯、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康乃尔、布林莫尔、斯沃索莫尔和范德比尔特等院校。
[84]指庸俗、短视和守旧的中产阶级实业家或自由职业者。
[85]在我所提到的美国主要大学中，有一所大学，即普林斯顿——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所学院，尽管在它的一些系科内正在形成重要的研究生工作小组——没有开展我所提到的任何一类“服务性”活动；耶鲁——它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一所学院——也基本上未从事这类“服务性”活动，并且“没有朝那个方向发展的雄心”。（引自校长来函）
[86]威斯康星大学开设了一门很有吸引力的课程——“茶室与餐厅管理”，因为“需要安排一次去芝加哥的考察旅行”。
[87]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家庭经济科目的活动只限于“家庭经济新趋势（粗体符号为本人所加）概论，包括食品与烹饪、服装与纺织品、家庭管理与照看儿童方面的教材内容、教学方法和课程计划”。如果“趋势”一词从学术词汇中删去，人们不知道美国高等教育会发生什么事情。人们不知道因此可以节省多少无用的劳动和开支。
[88]见《师范学院档案》，1930年1月第320—331页。
[89]见《师范学院档案》，1930年2月第472页。
[90]乔治·赫伯特·帕尔默：《艾丽斯·弗里曼·帕尔默的生平》，波士顿，1908年版，第225—226页。
[91]在这一点上，我再次提请诸位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同时兼任教育推广部主任和拉丁语（铭文学）教授。想一想如果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 Murray）教授担任牛津大学商学院院长或维拉莫维茨教授（Wilamowitz）担任柏林大学商学院院长，所有欧洲人都会表现出的那种讥笑表情。当这些不同的职责荒谬地结合在一起时，大学究竟把古典学科或商科看成了什么呢？
[92]本书提到的其他商学院也提供高级学位水平的研究生教育。
[93]盖伊（Edwin F.Gay）教授在其论文《社会进步与商科教育》中也确立了大致相同的标准。见《西北大学商科教育会议论文集》，1927年6月，第84页。作为哈佛商学院第一任院长的盖伊教授对商业和商科教育都采取了一种怀有希望的——或者说怀有祈祷愿望的——观点，但他未详细论述他的看法。
[94]这位地位显赫的人物是马达里亚加（de Madariaga）。
[95]商学院的一位学生写道：“我很失望地发现，至少在第一学年，院方并不鼓励学生从任何价值观体系出发权衡他们所研究的制度的利弊……观点仍是分析性的，着眼于行动。资本主义制度被认为是必然的起点。对‘哲学化’——有位教授当着我的面这样说——冷嘲热讽的教授太多。所需要的是对‘怎么样’（How）的‘坚定的’思考，而对‘为什么’（Why）的思考被认为是学术性的。”
[96]该小册子有两处简单提到现代外语：在描述“预备科目”时，婉转提到学习现代语言是“有益的”；为获得博士学位（而不是硕士学位），“申请者必须在其专门领域至少能够使用一门现代外语”——这仅仅是一种技术性的要求，并只与授予的高级学位有关。1926—1927年，该学院有两人获得高级学位，学生总数为785人。
[97]哈佛广告奖从1923年设立的一项基金中支付。每年颁发此奖的评奖团由广告部经理、宣传部主任和哈佛商学院一些教师组成。
[98]《1930年哈佛广告奖》（Harvard Advertising Awards for 1930），第9页。
[99]虽然我挑选哈佛大学商学院进行分析，但我要提请读者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其他大学的商学院也差不多，没有什么不同。如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销售心理学，旨在“以一种科学方式呈现与销售过程有关的心理学事实”；“春季学期的（广告研究）工作将由……一系列有关广告、广告用语和广告标识的测试组成”，等等。
[100]不过商学院本身的财务管理太糟糕，结果没钱用于研究。
[101]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该商学院出版了15卷有关广告和销售管理等方面“问题”研究的巨著。“在10个月的时间里，本系列丛书至少出版了8部。”（《哈佛问题丛书》——见扉页）这是否算得上高生产率？书的厚度从386页到1050页不等。这套丛书的目的陈述得很大胆：即“使学生做好经商的准备”。整套文献丝毫未涉及社会的、伦理的、哲学的、历史的或文化的内容。它是“广告”，在文字和精神方面与推销巴黎吊袜带、专卖药或人造丝袜中使用的那类广告毫无差别。
[102]引号中的话均引自近期发表的一份文献，题目是《哈佛商学院的250位合伙人》。
[103]“所有成员都将获得亲自观察——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包括参与——本学院进行的实验的机会。”
[104]图书馆培训属于大学吗？如果不是必然如此，它就应与大学无关——维护纯粹的大学理想的重要性就在于此。卡内基公司已经——在我看来并不明智——为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服务研究生院拨款141万美元。类似的学院在哥伦比亚大学、威斯特里塞夫大学和一些州立大学里也已设立。然而，卡内基公司主席在他最近的报告（1929年）第12页和第13页指出：“应该指出，虽然普拉特研究所根本不颁授学位，但它却保持了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最佳学院之一的地位。”——因此完全将“大学”抛在了一边。
再者，在此凯佩尔（Keppel）校长不仅彻底打败了大学图书馆学学院，而且指出：“应为富有学术趣味并受过学术训练的能人提供方便，使他们能从过于拥挤的英语教学领域（或者，我要补充一句，任何其他领域）转向图书馆学等领域。”
[105]《信息简报——1929—1930年视力测定法专业课程概况》，第5页。
[106]在这一点上请容许我提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我实际上将讨论的范围限于美国的主要大学。如果我将那些教会院校和密西西比大学之类的州立大学——在这些院校州长“解雇”校长和教授既不需要理由也不必举行仪式——包括在内，画面是会明亮一些呢还是会更灰暗？
[107]请参见亨利·普里切特（Henry S.Pritchett）为《第23号简报》所写的序言，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出版。
[108]美国有几位杰出的学者审读了我的手稿。他们坦言对手稿中披露的事实感到十分震惊。
[109]要了解对条件普遍良好的美国大学校长的公正和深刻的分析，参见德勒的著作，引述同前，第20页起。德勒博士对学术自由的看法也是正确的。
[110]芝加哥大学设立了副校长办公室，从而极大地减轻了校长的行政责任。
[111]引用此话时请允许我向纽约市比尔兹利·拉姆尔（Beardsley Ruml）博士致谢。
[112]下列引文出自纽约《世界报》近期一篇社论：
“显而易见，我国各院校的形势是很严峻的，并且目前也没有好转的迹象。为了激发兴趣并获得捐助，各大学校长使尽九牛二虎之力去唤醒校友协会并取得了成功。然而唤醒校友协会之后他们却发现，它们手中拥有大量的弗兰肯斯泰因怪物（Frankenstein monsters）。（弗兰肯斯泰因是英国女作家玛丽·谢利（Mary W.Shelley）于1818年所著同名小说中的主角。弗兰肯斯泰因是一个创造怪物而自己被怪物毁灭的医学研究者。——译者注）因为这些协会除了橄榄球外什么都不感兴趣，而对橄榄球的狂热则在校园内引起了各种各样的麻烦，干扰了学术工作。最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仍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我国的院校要继续发挥其作用，它们必须理顺的事情之一就是校友的地位问题，尤其当校友认为有关院校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他们时更是如此。”
[113]在不久前哥伦比亚大学175周年庆祝纪念会上，校方颁授了百余个荣誉学位，获得了47幅捐赠画像。校董会主席不无自豪地指出：“1/4个世纪以前，本大学拥有11个学部，455名教师和4709名学生。今天，我们拥有12个学部，5个独立的学院，9个附属机构，近2800名教师和50000名学生。”
[114]要协调美国教育署的统计数字和从各大学得到的统计数字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的分类有所不同。但本书中采用的统计数字将尽可能准确地反映实际。
[115]“根据校规，几乎所有的暑期学校课程都可以计作文学士、文学准学士和理学士学位的半数课程。大量的暑期课程可以计入文学硕士和教育硕士的学位课程。”因此，耐心加算术就产生了哈佛大学的文学士和文学硕士！（见1930年暑期学校预告）我并不反对暑期学校，但它们的工作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学术性的，其教师是四处随意招聘来的，不可能对学生进行适当的挑选。这种美国意义上的“学分”不应该被“认可”。
[116]《1928—1929年校长报告》，第11页。
[117]有必要公正地补充一句，在同一份报告中，洛厄尔校长提出了研究生院的规模现在是否不应加以限制的问题，因为本科生院（3233名学生）、医学院（515名学生）、法学院（1589名学生）、商学院（868名学生）的学生数是有限制的。的确，所有高水平的医学院都对每年的招生数有所限制，坚持理智和学术标准也会导致对其他系科的规模有所限制。
[118]林德和林德（R.S.Lind and H.Lynd）：《市中心区》，纽约，1929年版。
[119]学院和大学学生人数的膨胀部分可归结于入学条件的普遍提高：护理学院要求学生学过两年本科课程方可入学，图书馆学学院开始要求入学者拥有学士学位。因此学院和大学充满了不合适的学生和不切合实际的研究生系科。的确，哥伦比亚大学实用艺术学院的入学要求（学士学位）或图书馆学学院的入学要求，实际上要高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最低入学要求（本科两年学历）！
[120]不包括专业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
[121]不包括专业学院。
[122]我在此以最近似的整数表示。
[123]在此我省略了令人不解地列在“一般性大学管理”名下的若干开支项目，如“面向盲童学生的公共补助”、“面向教师子女的幼儿班活动俱乐部”、“人文学科研究”、“新闻研究”，等等。
[124]包括“普通礼拜”（“Commons”）、国际关系协会、法兰西馆、意大利馆、德意志馆、牙科学院、暑期讲座，等等。
[125]在当时情况下是否应上一项新的基建项目是很值得怀疑的。大学负担不起，本来这一问题也解决了。但某些具体设想近乎荒谬：根据建议，建造“一座校友宿舍”需花费50万美元，校友提供10.7万美元。而理事们不但没有放弃这一项目，反而再向常规储备金借资40万美元，从而进一步耗空了常规储备金。
[126]自1900年以来。见诺伊斯（W.A.Noyes）提交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一份报告：《付给教授的薪水是否公平？》
[127]《不定期论文集》，第8期（美国通识教育委员会出版物）。有关一所代表性大学薪水状况的详细而令人敬佩的研究，参见亨德森（Henderson）和戴维（Davie）：《一所大学教职员的生活费用》，耶鲁大学出版社，1928年版。
[128]塞利格曼在1930年5月份出版的《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公报》第16卷第5期发表了一份有关公用事业宣传的报告：《学术的义务》。这份报告虽然没有涉及薪水问题——我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明智的与温和的讨论。在这方面，我再次提请人们注意哈佛商学院那些从事贸易、运输和公用事业管理的合伙人的愚蠢行为。不管这些人的出发点多么美好，他们却掌握了大量的资金，用以促进他们中有些人认为拥有巨大商业利益的那些领域的研究。
芝加哥大学的保罗·道格拉斯（Paul H.Douglas）教授在他的著作《真实的工资》（1930年）的序言里，披露了进行没有实际利益的研究面临的困难：“如果我事先就知道，为了完成这项工作需要近六年的时间……以及那段时间里我的大部分收入，我也许没有勇气承担这项任务。”
[129]《过剩的学院人口》，见《哈珀杂志》，1927年10月。
[130]演讲题目为《别了，不朽的母亲！》，1929年10月31日。
[131]摘自威廉·希斯（Wilhelm His）教授1899年4月22日写给摩尔（Franklin P.Mall）教授的一封信。感谢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萨宾（Florence R.Sabin）博士为我提供此信的复印件。
[132]参见明尼苏达大学分别于1924年3月17日和1925年2月10日发表的研究报告《大学生的“失败率”》和《大学生的成功率》。这些研究报告显示，新生班中只有1/4学生最后学完正规的四年课程。
[133]一名哈佛大学教授给我写信道：“我认为，目前提倡反对行政侵夺某些只有学者才能适当履行的学术职能的趋势，是极其重要的。我常常认为，对我们来说有利的是，我们应该回归——至少是部分地回归——在德国长期行之有效的制度，即由商人和职员承担教育机构的房管工作和财务工作，而从资历较深的学者中任命院长，任职一至二年，解脱他们的教学任务，使他们在担任行政职务期间，能有时间与一个由同事组成的委员会协商，专心考虑教育政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