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

虽然捐助者和有捐助条件者的比例普遍被估计过高，近些年来，美国公民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慷慨，为学院和大学提供了大笔的捐赠和资助。然而相当数量的资助都捐给了次要的或无足轻重的对象——如不是必需的建筑、大学不应设置或负担不起的系科和研究所。因此美国人的慷慨捐赠没有受到明智的目的控制或引导。从长远来看，捐助是否会充足到可以忽略这些浪费和误用，人们将拭目以待。

应该指出的是，资源仍十分匮乏，但我希望先探讨一下资源的数目及使用状况。1906年美国教育署列出的大学、学院和工学院为622所[120]，1928年为1076所[121]；在同一时期，不动资产从5.54亿美元上升到24亿美元，图书馆和设备的投资款从0.45亿美元上升到2.45亿美元，大学的房地产从2.6亿美元上升到13亿美元，产出性捐赠从2.5亿美元上升到11.5亿美元，等等[122]。

关于这些巨资——再加上学费收入——的用途，我只使用近似的统计数字，因为这将足以说明我要阐明的主要观点。大学的核心是文理研究生院、重要的专业学院（在美国主要是医学院和法学院）及某些研究所。哈佛大学的年收入现在接近1000万美元，其中只有1/5用于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文理系科。由于几乎一半的本科生教育属于中等教育层次，因此很显然哈佛大学用于大学教育层次的中心学科的开支不会超过1/8。图书馆方面的开支虽然相当可观——全年达30万美元，但如果所招收的学生限于有才能的大学生，这笔开支可以取得更大的效果。建筑学院、伯西学院（Bussey Institution）、法学院和医学院、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Art Museum）、天文台及其他若干个研究所在很大程度上或完全具有大学水平，它们的开支约为200万美元。这样，在总数1000万美元中，400万美元被用于大学水平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那么其他开支哪里去了呢？10万美元拨给暑期学校；近100万美元拨给商学院；60万美元投入餐厅；约100万美元拨给体育运动委员会；50万美元用于宿舍建造和管理；75万美元用于行政开支。这些开支中，有些如餐厅和宿舍可从收费中平衡；体育运动的高额开支可由门票收入冲抵；行政管理的大量开支则部分可归结于大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部分可归结于商业管理方法的不当介入。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哈佛大学的预算中有很大一部分被用于根本不属于大学范围内的事项。如果不是每年将1000万美元用于与大学如此格格不入的各项活动，而只用一半的经费发展摆脱了各种无关之事与荒唐活动的学术事业，今天的哈佛大学会显得更加伟大。更不必说，如果它将目前的全部收入用于扎实的和高层次的学术事业，它的影响还将远远不止目前的两倍。

哥伦比亚大学的总开支实际上同样达到1000万美元，但这笔开支并没有全部用于大学层次的教学与研究活动。行政管理——因其复杂性和多样性而变得代价高昂——全年用去了50万美元[123]；由于学生人数庞大，校园活动繁多，一年用于各种校舍和场地的费用几乎达100万美元；剩下的种种不属于大学层次的活动需要50多万美元[124]；大学推广课程和函授课程吞掉了150万美元，不过这些活动也创造了可观的收益，对此前面我们已经提及；商学院的开支略少于16万美元；用于研究的仅71.53美元！罗马尼亚研究所的开支则为86.50美元！无论如何，可别忘记分配研究所尚未建立！本科生院、研究生院、出版物、法学院和医学院、图书馆及其他一些研究活动约开支500万美元。因此说哥伦比亚大学开支1000万美元显然是一种误导。就它实际上是一所大学而言，它的开支不是1000万美元，而是400万美元。如果它合理地使用这400万美元，它作为一种教育力量的影响会大得多，因为它会成为一个学术机构——而它现在却不是。如果它能够把它目前的全部开支用于追求真正的大学目的，它将会更出色、更优秀。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财政运作值得认真关注。该大学（不包括管理得当的医学院和医院）最初获得的捐赠为35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大数目。几次金融灾难（其责任完全与董事无关）使这笔资金化为乌有。但后来捐赠资金不断积累，目前已经达到600万美元，其中400万为完全非限制性资金，不包括投资于一项新的基建项目的150万美元非限制性捐资[125]。当然，这笔资金根本不够用，其购买力只相当于60年前霍普金斯先生所提供的捐献的1/5。因此，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文理学部这一大学的核心部分显得十分贫穷。显然，理事们应限制自身的活动，避开资金不足的风险项目，节省大学的资源。此外，美国总的学术状况基本上表现为，一所高水平的小型大学在大学领域所能取得的成就，至少相当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和洛克菲勒研究所在医学领域所取得的部分成就。确实，各大学的理事、教师和校友近来一致同意严格实行这一政策。尽管资金尚未落实，但由于目的高尚，需求明确，开支有限，毫无疑问，计划项目往往会随之出台的。然而，虽然制定计划时热情十分高涨，但往往不出数年，所制定的计划就在惰性的作用下逐渐被中止，然后一个新的项目——尽管其本身不乏价值，但启动时严重准备不足——会取而代之。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大学工作所能获得的资金已被愚蠢地削弱了。但在过去两年里，尽管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面临资金不足的困境，它还是创建了法学研究所，并筹资17.84万美元作为该研究所三年的开支。可是不过才两年，该所的支出已超过了预算总额。如果企业这样运作，任何企业都会很快失去偿付能力。用于教师和工程学院的年度总预算不到100万美元，其中30万美元用于行政管理、常规开支、推广课程和各种各样的零星支出。可以有把握地说，用于吉尔曼校长最关心的目的之开支不到总支出的1/3。用于维持场地的开支多于植物学、哲学、植物生理学或希腊语等系科方面的开支。同时，即使将建筑物及场地设施等排除在外，仅医学院获得的捐赠已是文理学部全部捐赠的四倍以上！

我在前面提到过，美国大学的资源会随着前所未有的社会捐赠而大量增加。极为遗憾的是，这巨额捐赠被大量地用于次要或毫无价值的目的。大笔的开支浪费在无用的或奢侈的建筑项目上。所资助的都是威尔逊校长所说的“次要事项”，而为主要机构提供的资助仍很不足。有资金风险的项目匆匆上马，大笔开支耗在一些特殊项目上，结果捐赠不但没有得到积累反而被分散用掉了。无数的资金被用于复杂的行政管理以使学校这架笨拙的机器得以运行。每年还有大量的资金浪费在根本达不到研究的基本条件的所谓“研究”上。近些年来，美国大学的校长都难以做到勇敢地坚持原则，只接受用于一般的和重要的目的的捐赠——即用于主要学科和得到承认的必需专业的捐赠，而拒绝接受几乎必然使大学越来越穷、越来越弱而不是使大学越来越富、越来越强的特定捐赠。几乎每一项活动一旦得以启动，它的发展就需要进一步资助，因此今天的财产会变成明天的债务。这一点本来有助于大学谨慎对待新的义务，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芝加哥大学新任校长赫钦斯（Robert M.Hutchins）博士竭力要求人们注意，一所颇具规模的大学尽管一方面其财富可能在逐渐增加，但另一方面它也会因为接受多项专项捐赠而陷入财政困境。他的前任梅森（Mason）博士已将芝加哥大学描述为“拥有捐赠的穷大学”。在这一点上，大学校长的处境尤其困难：为了提高薪水——尤其是优秀人才的薪水，发展陷入困境或缺陷明显的系科，大学需要额外资金，但这种资金却最难获得。相反，所提供的捐资都有特定目的——有些是有价值的，有些毫无价值；有些肯定能够及时赢得进一步捐助，有些也许将成为极大的消耗和沉重的负担。拒绝捐资可能导致疏远捐资人，并使这一微妙的事情产生许多不愉快的结果。由于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资金，也即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捐助人提供捐资的目的，因此大学根本做不到自主管理。经验使我确信，大学本身要受指责，因为它们往往过于羞怯，没能很好地开导捐助人。没有一所接受捐赠的大学必须承受它无法承受的任何事。因此，尽管大学财产有时看起来相当可观，但没有限制的、可任由大学当局支配用于发展真正属于大学的工作的非限制性捐资，却出奇地匮乏。一方面是在建造富丽堂皇的哥特式、新哥特式或殖民时代式的建筑，建造能够容纳五六万橄榄球赛狂热观众的水泥体育馆，设计精美的学生宿舍，另一方面学院或大学却在为自己无法支付像样的薪水而辩解——这种现象到处可见。真正的穷大学是没有那种自己其实无法负担的大楼可夸耀的大学。同时，十所左右的美国私立大学却拥有多达2000万美元的捐赠——这相当于建造一艘巡洋舰的费用！尽管这些大学拥有商学院，却显示出了极低的商业意识，因为它们在着手进行一项自己承受不起的大事业。

近些年来，一些大学采用各种可疑的办法筹集事业扩展所需的资金，尽管在许多特定情况下这种扩展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私立大学的资助取决于富人的理智和善意。大学应该等待这种理智和善意的形成。在这种理智和善意的形成过程中，大学决不应采取有损于自身尊严或面子的行动。不幸的是，大学都匆匆向公司、企业敞开大门，任由它们采用“房地产经纪人”在“开发”不动产项目中所使用的方法，帮助自己筹集资金。依靠这种办法筹资的所谓的“半个世纪运动”（Half-Century Campaign）接近结束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承认，尽管依靠此类办法进行了有组织的宣传，“（筹集的）非限制性资金总额只有10万美元”。大学雇用一批人做广告，这些人收了钱后愿意“吹捧”任何自称学术的东西——这种现象是否有损于大学尊严，我不想证明。我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尽管有人可能会辩解说，既然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都开设研究生层次的广告术课程，大学就有权开展教学实践。

为了帮助哥伦比亚大学筹资3950万美元，一群杰出的公民正在呼吁纽约公众提供捐资。其他大学则嚷嚷要筹资7500万美元或1亿美元，还有500所学院要求筹资5亿美元。没有一所院校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批判性思考；没有一所院校知道，要成为一所真正的大学，它需要的资金应多于还是少于现在的估算。除非大学制定有关明确的学术标准的政策，否则大学不可能确定自身的经费需求。此外，私立大学所需的资金总数在持续增加，上升很快。能否解散一个系科并有节制地重新确定新的发展方向？没有人提出这一问题。但是这一事实再清楚不过了：随着知识的进步，在原定目的达到之后，各种因素——包括人员、资金和设备——应该加以重组，确定新的发展方向。除非大学当局不断伺机调整开支，否则以民间捐资为基础的高等教育财政制度终将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