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英美两国对大学与国家的关系问题都已有所认识。但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对这种关系的处理都并不令人满意。从研究和训练的角度看，对这种关系的处理在德国比在英美两国要好得多。尽管德国的大学如同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未能完全彻底地保留其独立地位，但仍在这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我们已经看到，在私立院校和公立院校并存的美国，政治因素、院校特性和低标准造成了极度的混乱。在由两所古老大学主宰局面、各大城市寻求在合作的基础上发展大学的英国，有时以保守的面目出现、有时又以功利面目出现的邪恶也会悄悄入侵大学。从1914年的情况看，实行国家垄断、大学拥有同等条件下的合法伙伴地位的德国做得比英国或美国更好：大学的发展程度更高，自主性更强，更受尊重，影响也更广泛。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德国的大学也不是没有缺陷的，目前的局面本身也不能免除危险。正如我所说的，在旧体制中，德国的大学是帝国皇冠上的一颗宝石。大学从未完全屈从于宫廷，但它以微妙的方式接受宫廷的影响，思想逐渐地变得越来越保守，这在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排斥工人阶级也带来一些后果。因为，既然一个社会民主党成员（a Social Democrat）可以成为一名教授，那么就很少有人或几乎没有人受过全面的训练——由于孩子们被排斥在文科中学大门之外，他们就不能进入大学获得如今是本应有的教育机会——当然，这是对旧体制的一种严厉的批评。结果，在比较进步的邦国，大学被广泛认为缺乏同情心。为努力克服右倾倾向，大学有时被强行向左派倾斜。也许在这方面偶尔犯下的错误并不至于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只要它最终使各党派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学既与左派或右派无关，也与政治党派或政策无关，大学的客观性和无私利性必须得到各方的承认。最近试图努力“超越党派利益”的普鲁士教育部长贝克尔博士辞职一事实在可叹，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了教育部是党派的战利品。后来成为新秩序的政治牺牲品的贝克尔博士，一方面猛烈抨击旧体制的缺陷，一方面继续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大学不会忘记它的基本职能——在“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的气氛中从事教学和研究。在结束严厉的批评时他仍坚持认为，“在本质上，德国大学是健康的。”[25]

对大学的整体安全性和独立性的解释，部分存在于理念领域，部分存在于组织方式。大学作为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理智科学）发源地的思想一经形成就得到极大的重视，因此它对德国人想像力的影响从未真正减弱过。内外交困的政治局面已经出现；应用科学已经取得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工商界人士也许已经成为初露端倪的最显赫人物。然而，“科学”（“Wissenschaft”）仍然是基础——是解决问题的基础，是技术发展的基础，也是企业家经营企业的基础。随着知识总量和生活复杂程度的增加，社会越来越需要产生足够的思想。在表面上对大学构成威胁的那些变化，事实上增加了大学作为一种机构的重要性，在这种真正符合洪堡思想的重要机构中，师生们必须享有学习和教学的自由。

同样，大学的组织大多数是有利于维护自由的。的确，大学的经费几乎完全依赖国家拨款。除非国家提供经费，否则学科不可能得到发展；没有教育部的批准，不能设立新的讲座；国家不仅控制而且参与各种考试。在很大程度上，国家掌管着预算——尽管在缺乏理想与传统时，这种制度可能成为危险之源，但事实上它对大学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解脱。因此，很显然，教育部的权力足以支配大学。安全屏障是法律、理念和传统，因为德国大学的自主权和独立性就是由这三方面来保护的。德国的教授和行政官员仍在努力从学术上讨论大学的概念，这就是说，民族也好，大学也好，都必须时刻牢记奠定大学基础的历史理念和法理理念，牢记大学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国家对大学发展的需要。德国人对国家有一种近乎宗教的敬意，对大学也是如此。共和宪法虽作了重大修改，但并未触及大学，尽管大学存在着公认的保守倾向。这是大学得到人们尊重的一个绝佳证明[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