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正如斯普拉格尔（E.Spranger）指出的[15]，尽管学部没有增加，讲座仍在增设——如宪法史讲座、国际法讲座、经济地理学讲座和教育学讲座，直到战后出现的贫困阻止其继续增设为止。自世界大战以来，由于国家出现财政困难，无法提供所需经费，部分正统的学科讲座被改设为新学科讲座。一些宝贵的马克浪费于在大学中根本就没有合适位置的学科上。例如，德国未设遗传学讲座，但一位解剖学或生物学教授可以将系科的日常工作交给助手去做，自己去发展遗传学，虽然他仍然被称作解剖学或生物学教授；或者他也可以减少与自己讲座有关的讲课内容，以便挤出时间讲授被所在学部忽视的课题。令人感到不妙的是汉堡增设了体育[16]副教授职位，同样令人怀疑的还有在夏洛滕堡出现的企业社会学研究所（Institute für Betriebssoziologie）。更站不住脚的是柏林大学新设的新闻学副教授职位，其来由十分耐人寻味。其实海德堡大学长期以来一直设有系列论述报业史——设该讲题有足够的理由——的课程，只是不太引人注目。而在美国，新闻学已被哥伦比亚大学和一些州立大学提高到了一种“专业”（“Profession”）的地位，尽管它正日益变成一种商业性的活动。据称，阻碍新闻学在德国被承认一种专业的，完全是顽固和保守的大学。各教育部虽然没有自欺欺人，但它们被风暴吹弯了腰，只能牢牢抓住“中心”主干，尽量不屈从于令人痛苦懊恼的商业利益和时髦喧闹。于是，柏林大学新设了新闻学（Lehrstuhl of Zeitungswissenschaft），不久又为之成立了一个研究所——或者说一个实验室或图书馆，里面摆放了800种剪报，但这种做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又有谁知道？讲课计划遵守常规模式，实践性课程也是一样。同时，一种哲学应运而生。它始于“实践”（“Praxis”），对它的分析称作“研究”（“Forschung”），接着是安排精细的“讲课”（“Vorlesungen”）和旨在训练记者、音乐评论家和文学评论家等的“课程”（“Kurse”）。整个课程安排表现了“新闻”（“Journalismus”）的“本质”（“Wesen”）。“新闻”因此也和“科学”（“Wissenschaft”）一样“引起轰动”，但它对德国的新闻业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正如它对美国的新闻业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一样。作为一种影响巨大并极其重要的社会学现象，新闻值得一所现代大学加以研究，但大学一旦设立新闻专业，其影响与活力就完了。维拉莫维茨说得很对：“一个持续挖掘宝藏者很快会转向去挖蚯蚓，如果找到蚯蚓令他感到愉快的话。但挖掘宝藏者如果只找到蚯蚓，则不必泄气，只要扔掉蚯蚓就是了。”

同样与大学目标无关的是一些邦国强加给大学的部分时间性质的行业教师培训任务，它要求行业教师至少进大学学习三个学期，听助教或编外讲师授课，并参加不是由大学或教师而是由职业学校主管部门（Gewerbeschhlbehorde）主持的考试。当然他们的知识水平不高，如果公正地看待他们的影响——正如人们所应该做的那样——结果就是他们会降低大学的水准。也许这种做法对各行业来说是件好事，但对大学来说却是件很糟糕的事。这一培训任务主要落在年轻教师身上。这些教师虽然因此增加了一些收入，但他们所消耗的时间和精力并不是微不足道的。由于学生人数和工作任务的不断增加，大学一直面临着分裂成一系列职业专科学校（Fachschulen）的危险。的确，人们在研究所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即大学变成一个教学机构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把研究留给为此而成立的研究所去做。我本人并不信这种说法，但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教学任务不断增加，行政职责也不断增加，的确十分可怕。德国的局面不像美国那么危险，但大学通过降低学术水准去为社会或企业提供服务的任何做法都是可悲的。人们应该做必须做的事，因为在现代生活中引人分心的事情在不断增加。大学不能通过远离社会来保护自己。惟一能够保护大学的，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大学的标准与理想，并朝着精简的方向不断努力。

有人遗憾地指出大学还存在某些其他方面的缺陷，虽然这些缺陷可能并不重要。如尽管只有新闻获得了讲座的地位，但通过聘请“练习课教师”（“Lektoren”）和“体育课教师”（“Turn-und Sportlehrer”），速记和体育也悄悄进入了课程表（Verzeichniss）。当然，它们不计入学位成绩，也尚未赢得并且决不会赢得这类课程在美国所有的那种学术认可。速记是一项有用的技能，而且让德国大学生去击剑、游泳和拳击，也总比让他们去喝啤酒要好一些。但给有关通告和工作安排贴上学术性标签则既没必要也不合适。大学本身不必提供速记课程的教学，因为这种训练很容易在大学以外的学校得到。体育馆也不必装饰得像一个研究所或实验室。正如美国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小人物或辅助人物的自鸣得意是件危险的事情。这种情况在德国的危险程度虽低一些，但它也会毁损德国大学的尊严。大学完全能够在思想和行动的中心发挥作用而不必贱卖自身。

对照一下基尔大学、柏林大学或其他大学新闻学教授与文学和戏剧学教授的态度是十分有趣的。这些教授的外表都很相似，德国大学新闻学者与美国大学新闻学者一样，在努力培养新闻工作者。但戏剧学教授并不打算培养演员或剧作家。他将戏剧作为一种文学手段加以研究，正如他研究抒情诗一样。在他的“研究所”里，他收集了许多舞台造型和维克多唱片——但完全是为了可以展示具体的事物，一如艺术教授展示一个雕刻，或建筑学教授展示一个模型。他在自己的工作与“实践”之间划出了明确的界限。他不关心如何训练人们写剧本。剧作家要么具有天生的剧本写作才能，要么是在现实世界的喧闹中学会这项本领。人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研究戏剧甚至创作戏剧的方式，正如人们研究其他艺术形态一样。显然这只是一项旨在扩大文学范围以便将严肃的戏剧艺术包括在内的工作——这种工作完全不同于训练作家、话剧评论家、“无声电影”与“有声电影”剧本作家以及新闻记者的工作。它的最终目标是使文学的概念变得更加充实、更为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