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甚为得意地认为——在我看来并无根据——它们为依靠立法机构提供资助的不幸者树立了榜样[81]。如果像这两所大学那样实力雄厚的私立大学都有过失的话，那么人们对州立大学所做的任何事情也就都不会感到惊讶了。威斯康星大学开设了从“初等学校和文法学校教育”到“通过累积学分攻读学位”的几乎各个层次的大学函授课程。学习的机会相当广泛，包括“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发音对函授学生会非常容易！），“比较文学”，“工程学（民用工程、电器工程、结构工程和机械工程）”，“自然科学”，“商业学”，“数学”，“图书馆管理方法”，“演讲”，“药学”，“体育”，等等。在这些总的标题下，还包括许多特别的课程，如“零售广告”、“海报创作”、“职业指导”、“商业算术”、“化铁炉实践”、“未来母亲”、“患病儿童”、“乡村学校烹调法”、“缝纫”、“小学图书馆管理方法”、“社区音乐”、“开处方实习”、“演说词创作”、“辩论”以及“演讲教学的问题”。州立大学的服务也不限于一般性的函授教学或“研讨班”。在某种程度上，教师与商业界、企业界、卫生界或慈善界的交往对他们来说是更为至关重要的。在那种程度上——也只有在那种程度上——这种交往才会发生。但因为大学的职能是增进知识和培养人才，因此，如果交往的增加和责任的扩大超出了我所指出的程度，这些交往和责任就会有害于大学，因此也会有害于社会。这种有害的和破坏性的发展的例子举不胜举；不管有没有报酬，不管付出的努力与所取得的成就之间的关系如何，当大学教授完全听命于企业、会议和政府时，这种情况在受捐赠院校就会产生；在那些依靠税收资助的院校里，当经济学家受到心急的公司干扰时，当化学家和农学家被迫对牲畜和庄稼承担一种有私利而非科学的责任时，当教育专家被要求从事与解决国家或地方教育问题有关的服务时，这种情况或许更容易产生，并更具有灾难性。我承认分界线很难划定。但同时大学应该通过教训与榜样使公众相信，如果公众将大学主要作为一个服务机构加以对待，从长远的目光看，公众将招损而不是受益。无论如何，像俄亥俄、密执安和威斯康星这样的大学是难辞其咎的，因为它们插手根本不属于大学的实际责任事实上阻碍了适当的政府机构的发展。它们不应该什么都做，而应该尽量少做——应培养人才去承担大学目前的活动本身的确不能开展的工作。

经询问，我发现对承担“服务”重任的人员的评价存在不同看法。某大学的函授部主任曾向我保证，承担函授工作的都是各系里推荐的“最优秀的年轻人”。但同一所大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则向我保证说，没有任何一位“一流人才”被分派去担任此项工作：“我们推荐的是三流的、需要其他收入补偿低薪的人。”这种观点上的不同不论对能力较强、热爱学习的学生还是对仅仅作为精明广告的牺牲品的学生来说，都不无意义。

我曾表达过这样一种怀疑，即美国教育中对“学分”的狂热的确代表了人们对获得教育的渴望，或者表明学院和大学在努力“出售教育”[82]——值不值得做并不重要，只要能获利就行。1929年12月9日，美国学院联合会（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常务秘书致信每一位“亲爱的同事”——涉及的学院数逾四百所，大意是：正在筹划将“各学院形式多样的宣传材料的展览会”作为“年会的一个特色”。他希望获得“既有学院通常的宣传价值又有利于筹集资金、吸收成员和促进实现良好愿望的代表性宣传材料”。他还希望得到的其他材料包括典型的“新闻报道，包括故事选萃”、“市内有轨电车招贴画”、“演说精选”等等。美国老百姓追求教育的愿望是如此真切和自然，以致大学抱怨说它们已被这种需求所淹没[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