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在高等教育领域，现在是古老的大学主宰天下，并且就人们所能猜测的情况看，它们将长期地——或许永久地——继续主宰下去。它们的独特条件使它们肩负巨大的责任——依我所见，并且出于我将阐述的种种理由，它们目前尚未充分履行这些责任。与地方性大学相比，它们属于全国性的大学，它们的声誉与资源使它们能够以一种民主的方式集聚一批学生，这批学生总的来看既代表了那些继承了财富与机会的人，也代表了那些只继承了聪明才智的人。不管它们有什么缺陷——它们的缺陷既不能说少也不能说无足轻重——在这两个学术重地汇聚一批才华横溢的学生、成就卓著的学者和极为出色的科学家，却使英国，更确切地说，英帝国获得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美国因缺少这种条件而受损颇大。这是两个真正的学术中心，规模宏大，学科多样，基础雄厚，自主独立，有充分的条件建立和维护学术标准。我已经分析了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是如何被卷进旋涡并因此而失去权威的——在一个文明国家，这种权威必须有扎根之地。在英国，这种权威扎根于古老的大学[15]。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管英国变得如何民主，人们也会宽容它的学术放纵。而美国的大学和美国的生活目前由于缺少一些稳定因素，却在这种学术放纵中苦苦挣扎。当然，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权威”容易变得保守。牛津大学过去和现在都很保守，比剑桥大学更保守。但不能通过抛弃卓著去医治“权威”的缺陷，必须——而且我认为能够——找到某种别的更好的办法。

牛津和剑桥是如何碰巧成为伟大的学府的？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它们在相当程度上是高级的中学，它们仍充满各种明显与其学府性质不符的偏见和惯例。牛津大学直到近期仍由圣公会教义控制，并且仍然珍视圣公会的规范；进步的努力所可能遇到的难以捉摸的和顽强抵制的传统，如同伦敦的浓雾一样难以穿透。两所大学虽然都向赢得奖学金的贫困学生和中产阶级自由开放，但频繁光顾它们的都是希望进入专业阶层或公共生活的豪门贵族子弟[16]——人们也许会想，从这种奇特的人才组合中竟可以吸纳到足够的、为创造和维护一种理想所需的、公正无偏见的学者和科学家！牛津大学近代最杰出的领导人，即乔伊特（Jowett）那样的人，以及学者们自己，比较关注的是培养那些主要兴趣在进入议会、文职部门或自治领地的人才，而不是培养哲学家、学者和科学家。在大致相同的时期里，剑桥大学中一群具有不同思想的人，如休厄尔（Shewell）、亨利·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凯厄斯学院已故院长休·安德森（Hugh Anderson）爵士及一段时期里与三一学院联系在一起的一批杰出的科学家脱颖而出。这两所大学的历史都非常奇特，一波三折，重温它们的历史自然能够加深理解。几个世纪以来，它们断断续续地一会儿支持这项事业，一会儿支持另一项事业，一会儿又处于休眠状态，不时有少数具有反抗精神的人对它们的惰性感到愤怒。然而正是在牛津和剑桥，大学成为最纯粹和最高意义上的学术机构，成为国家抵抗学术生活中一切浅薄、虚假和毫无价值的东西的堡垒。我尚未透彻了解它们的秘密，但我将努力接近它们的秘密的核心。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互不相同，不仅在主要的和特有的文化兴趣上互不相同，而且以外国人无法理解其全部价值的微妙方式体现它们的互不相同。一位出色的剑桥人在乘公共汽车回家的路上苦苦思考我向他提出的这一问题。第二天早餐前他给我写信说：“可能存在着两种知识——精确知识和价值知识。剑桥主要代表前者，牛津主要代表后者——当然有时你在一个实验室里会发现真正的价值，但那只是后一个回合的事，至多不过是一场对教条的辩论。”但随着科学和科学的思维模式在牛津得到发展，两个大学在这方面将变得越来越相似。再者，在两所大学内各学院也各有自己的特性。这种特性的确存在，只是外人不易察觉罢了。然而，即使外人也能够意识到在牛津的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与莫德林学院（Magdalen）之间，在剑桥的三一学院或凯厄斯学院与考珀斯学院（Corpus）之间存在的真正差别。时而在这个学科，时而在那个学科，互相变化、互相竞争和互相模仿的中心因此得以维持。也许正是微妙不同的实体在表面掩盖之下进行的静悄悄的竞争，激发了高层次的学术活动，从以青年人的培训为主要任务的学院的聚合体中创造出一所学术机构。“我投身于剑桥，交费初衷要做的是一件事，实际做的则是另一件事”——正是这“另一件事”做得如此出色，才构成了大学。很清楚——前面我已经指出这一点——容忍无所事事、心不在焉或敷衍塞责的环境，也同样是最大程度地发挥人类理智作用所需的必要环境。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十分幸运，能够提供各种环境。在各种各样的环境里，游手好闲者可以无所事事，认真做事者可以埋头工作，勇于创新者可以开拓创新。游手好闲者也具有某种价值，他们以后或许可以为英帝国效力，尽管在这一点上人们的看法很不相同。不管怎样，英国人的学院不会试图采取强求一致的政策，他们没有插手每一种事情的想法。我们美国人却恰恰相反。我们的做法失败了，最优秀的大学受到了损害。德国的大学较为明智，这一点我们后面将会看到。尽管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有种种章程、制度和惯例的限制，它们也同样是比较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