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随着讨论的展开，我将描述并解释我对英国人的看法。在进行具体的描述之前，先作这样一个大致的概括也许会有所帮助。英国人相信宗教，讲究风度并热心于政治。在他们的历史上，教育一直是要么服从于宗教，要么惟风度至上，要么听命于政治，要么同时为三者所主宰。[2]但对待这一概括我将有所保留而不会全信。今天的情况已不像一代人或几代人以前那样符合这一大致的概括，因为在那时，英国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独占鳌头。如果英国要摆脱目前的困难局面，出于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它将与上述概括表明的情况相距更远。但即使是现在，尽管哲学激进派及其后继者做出了各种努力，纯粹的教育——即与实际、与教会或与贫困相脱离的教育，从原则或理念出发的、作为自由的人类理智权利的教育——在英国人看来也并无多大的吸引力。同时，据最早的记录显示，无论在英国大学之内还是英国大学之外，甚至在英国大学产生之前，纯粹的无私利性的学术和科学活动亦已在英国得到赞助和鼓励。当大学由于宗教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偏执而近乎死亡时，杰出的学者们便避世隐居，做自己的学问。同样，在英国的各个历史阶段，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有哲学家和科学家独行其是，与学术机构根本没有什么联系。一位银行家曾是直到他那个时代为止的最杰出的希腊史的作者，一位悠闲的绅士在《物种起源》中做出了对科学和哲学最令人意外的贡献。里卡多也好，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也好，都不是大学教授。因此，不管什么样的英国人，都首先是一个有显著的独立倾向的人，他对自己的非逻辑性感到自豪也并非毫无道理。此外，那些古老的大学，不管它们有什么缺陷——顺便说一句，所有这些缺陷已被英国人以其特有的坦率加以指认——作为高等学府，仍远远优于美国目前已经产生的任何事物。因此，在所有国家中，英国是最难描述和最难判断的。然而，即使在美国，站在原则的立场去判断事物，采取行动，忘却权宜之计、历史或传统，也仍未受到人们的日益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