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德国的大学起源于中世纪。但从我们的角度考虑，它们则发端于19世纪。德国的大学保持了传统的外观，如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那样，甚至建在科隆、汉堡和法兰克福的新大学也具有与其他大学相同的外观。但柏林大学的兴建，使旧瓶装入了新酒，旧瓶也因此破裂。古老的学府如此彻底地按照一种理念进行重塑，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然，这一事件也是长期酝酿的结果，追根溯源，人们不难发现莱布尼茨、康德、歌德及其他人的影响——他们都积极参与了民族文化的创造。但具体说来，这一新时代与稍后出现的一批人物有关，他们是黑格尔、费希特、施莱尔马赫和洪堡。这一事件旨在倡导民族精神，反抗暴力统治。

体现理智精神的黑格尔国家统一思想，旨在将一个分裂成许多小邦国、在拿破仑大军面前仰人鼻息的德意志从绝境中拯救出来。自相矛盾的是，尽管德意志仍继续处于分裂状态，这一思想却受到了这个分裂的国家的拥护。并且，我可以预料，尽管地方自治主义的思想尚有一定的市场，但国家统一的思想目前仍会得到国民的拥护。在理想的统一国家中，黑格尔及其后继者视大学为为个性完善提供自由机会的场所。国家应由个性完善的人所组成——这就是黑格尔思想对德国意志复兴所作出的贡献。

在哈雷、哥廷根和耶拿等大学初步改革的先导作用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柏林大学，有意与学术传统作出了决裂。中世纪大学不可能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特征，它只能随着18世纪后期理性主义的发展而产生。新大学的首要目的是发展知识，次要目的——或许是一种让步——是在能够增进知识的层次上训练专业人员和公务员。洪堡认为要拯救德意志民族，就必须将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时间证明他是正确的。当然，基础是由前几个世纪的哲学家打下的，而且，19世纪的军人和政治家对德意志的思想统一也作出了不可缺少的贡献。虽然俾斯麦和威廉一世与大学的关系似乎并不特别亲密，威廉二世却为大学感到自豪，正如他为德国军队和德国商业感到自豪一样：因为他理解学者和科学家并为他们提供帮助。学者和科学家是思想王国中成功的依据，正如军队和商业是行动竞技场上成功的依据一样。尽管从整体上看，君主精神后来逐渐渗透到了大学之中，但如果认为教授们是在寻求皇室的恩惠，此乃严重的误解。君主制对大学的影响，与现代商业对美国大学的影响有类似之处。社会民主党人被排斥在最高层次的学术职位之外，教授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各种荣誉、奖励和照顾。不过，总有少数像保尔森（Paulsen）那样的学者，始终坚持民主信念和简朴思想，拒绝向皇室卑躬屈膝。

因此，“铁血政策”只反映了统一德国的缔造者们的部分面貌。真实的德国不仅是俾斯麦及其将军和王侯的德国，而且也是歌德、席勒、费希特、施莱尔马赫、卡尔·舒尔茨（Carl Schurz）、保尔森和微耳和的德国——在德国创建的过程中，哲学、文学、科学和战争起初都共同发挥过作用。经过一段曲折、辉煌、灿烂的相对较短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战争的因素被大大地夸张了——德国现在回到了正路，但回来时已有所不同。因为尽管俾斯麦没有完全消除德国人的地方自治主义，但他使德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幸好不是单一的——政治实体。俾斯麦的冷酷无情促使德意志各邦国认识到它们必须结合在一起，无论如何它们在自己的军事经历中亦已获得了很大的利益。尽管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哲学和政治上的差异，德国的教育——即文科中学和大学——却促使德国形成了思想的统一。最初表明这种统一的是“文化”（“Kultur”）[4]一词，但后来的世界大战却使其带上了极为恶劣的含义。

崇尚个性完善的黑格尔哲学，似乎与要求日益专门化的科学发展相冲突。但正如拉特瑙（Rathenau）指出的，经验可以看做是一个圆圈，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从圆周的任何一点都可以达到中心。在德国，优秀的中等教育和丰富的文化传统从思想上拯救了在这种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个人。这种情况在英国也经常出现，但在美国则很少见到。这就是为什么英德两国的学者和科学家经常给人以比他们的美国同事受过更好的教育或更具有教养之印象的原因。这当然也是为什么英德两国的大学都不能容忍在美国高等院校中公然出现的非正规教育的原因。

在德国革命的影响下出现的种种变革，有些我已经提到了。德意志帝国的迅速崩溃和工人阶级力量的迅速兴起，促使中等教育实现了部分民主化，由此带来的中学教育水平的降低和类型的多样化，同样也降低了大学的水平。另一方面，部分是由于缺少就业机会，部分是出于在此之前一直受压抑的那些人想“尝试埃及的奢侈生活”的天真愿望，大学出现了人满为患的局面，从而也造成了大学水平的降低。强调职业或准专业的主张在一些地方也赢得了立足点，尽管是不稳的立足点。必须“靠自己本事谋生”的学生人数的增加，损害了非赢利性学科的地位，提高了有助于即时谋生的科目的地位。存款受损的那些教授，被迫承担额外的教学任务，以聊补家用。建筑物等设施的修建一直步履艰难。然而，令人惊奇的不是大学的暂时滑坡，而是在整体上人们仍能清晰地感受到它的原始功能，是为使大学与当今的现实保持更密切的联系而采取的种种措施，是常设性行政管理人员具有的优秀素质——他们在坦率承认以往错误和眼前不足的同时，努力坚持历史的理念。

在过去的将近一个半世纪中，德国大学的教学与研究卓有成效。只要上述两项任务得到富有成效的结合，德国的大学不管存在什么具体缺陷都仍将保持重要的地位。教学与研究的结合促进了英国大学的发展；教学与研究的结合促成了新世界研究生院的诞生；教学与研究的结合也使工业生产、卫生保健及一切可以想像的实用性活动受益无穷。功利性也好，甚至实用性专业训练也好，都不是大学的本质目的或活动。的确，德国大学经常听到的批评并不是它的世俗性，而是它的超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