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决定大学的目的与质量的根本因素是中等教育。尽管哲学家和改革家做出了种种努力，英国的大学和获得捐赠的公学却几乎直到19世纪晚期还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和知识圈。它们都是圣公会的机构；它们都对不信奉国教者抱有敌意；它们都是培养一种类型的人——英国绅士——的机构，这种类型的人注重的是道德的和社会的内涵而不是知识的多寡。拉格比公学（Rugby）的阿诺德（Arnold）博士进行的革命，导致性格养成成为绅士教育的主要目的。这一点直到现在仍是那些公学以及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工作中心。人们感到奇怪的不是性格和风度重要不重要，而是像清洁整齐或口齿清楚这些优点现在为什么不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持久地强调早已牢固确立的、明显的、基本的和典型的民族性，往往导致注意力从其他个人的、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事务分散开去——而在现代生活事务中理智已变得越来越必不可少。

即使在宗教检查和其他标准被摒弃之后，我所描述的圈子也很容易得到维持，因为公学的教师主要来自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它们的学生毕业后也进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一个圈子因此得以建立，纳入圈子的是某些明确的影响，而被排斥的某些联系有的是重要的，有的也许是有害的。有一点很重要，决不能被忽视，即：不管公学有什么缺陷，它们所有的一切都与大学相关联。由温彻斯特（Winchester）公学或拉格比公学毕业的男孩已完全具备进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深造的能力。由公学提供的那种类型的中等教育是与大学相连接的，它们双方一起变化。既然学术成就在大学的威望日益提高，公学也就竞相努力，争取获得最多的杰出人才。同时，它们双方都继续以典型的方式养成风度，发展体育。这样，学术和体育，公学和大学，沿着两条线和谐地齐头并进。

然而，其他因素却使这一简单而单一的局面复杂化了。激进派和功利主义者从未对英国圣公会教义或有关教育机会的任何其他限制表示过满意。但它们的立场也并不令人愉快。它们的自由放任（laisser faire）哲学越来越明显地剥夺了大众的教育机会和其他机会：自由放任时，国家的政策明显有利于特权阶级。对国家干预（更不用说国家控制了）的厌恶，在英国仍然势力强大。因此，国家垄断教育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不可想像的。1800至1870年期间民间力量在解决教育问题时只得到国家微不足道的资助。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指出了为全国中等教育提供适当设施的极端必要性。他撰写的题为《欧洲大陆的中等教育》（Secondary Education on the Continent）的杰出报告，至今仍是充满生气的文献。在初等教育领域，格莱德斯通（Gladstone）先生的改良政府促使地方政府负责提供义务初等教育，甚至支持开办不信奉英国国教的学校和非教派学校。后来英国议会通过的一系列法令进一步推动了教育的发展。1899年法主要是在英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文官之一、已故的罗伯特·莫兰特（Robert Morant）爵士的努力下颁布的。该法为1902年和1903年立法铺平了道路，尽管这两个法令承认的是圣公会的既得利益。这些法令带来了教育的量变和质变。1918年通过的费希尔（H.A.L.Fisher）先生教育法推动了教育结构的基本完善。地方当局继续控制初等学校和中等学校，中央政府则提供教育补助。获得补助的条件是什么？条件由白厅制定。明智的督学深知影响比权威更适宜、更有效，他们漫游全国，与地方当局讨论计划与形势，他们决不挥舞“大棒”，他们也不制定法律，但他们在身后留下各种建议、问题以及在伦敦形成的有用的教学大纲，并告诉人们其他地方是怎么做的，获得国家补助的条件是什么。井井有条和生气勃勃的进步随之出现。合乎逻辑的结论是，费希尔法最终将使英国建立高度灵活而恰当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制度。这一制度根基扎实，界限明确，依据白厅确定的明确标准开展工作。这是一种为英国人性格所接受的民间与政府的愉快合作。民办（非政府开办的）学校的数量仍占多数，虽然地方公立学校的学生人数要比民办学校多1/3，但约有25%的初等学校的教师仍未获得证书。但上述事实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重要，因为为比较聪明的儿童提供免费学额和奖学金的灵活自由的做法[3]，为那些推动未来进步的人才打开了机会之门。另一方面，没有迹象表明英国人愿意归顺美国人的理论，即认为一种学院教育或大学教育对任何能够读完中学的人来说，都是有益的。显然这不是事实。很多18—22岁的青年更适合于就业而不是读大学。英国人正是通过开办技术学校和其他学校，努力为这一批学生——也是大部分学生——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和所能吸收的知识。但英国也和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一样，财富仍然胜于理智：我们也好，他们也好，其他人也好，都未找到将懒惰愚蠢的富人子弟归入适当场所的有效办法。

在以教育机会增长和平等主义哲学兴起为特征的时期，为了维护某种教育的纯洁性，享有很高声望的古老大学虽然壁垒森严、抵制性强，却也施加了一种强大而有益的影响。它们适当地接受了科学和现代语言，但没有接受体操和烹饪。在英国，现代化并没有消除学术活动与低级活动的区别。因此，在职业性和实用性危及所有正确的教育观念时，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一直是致力于维护其纯洁性的机构[4]。这并不意味着英国这个商业国家没有慢慢地悟到技术教育或工业教育的需要。它只意味着英国人没有像美国人那样失去对重要的文化和教育区别的认识。德国各州教育部中那些训练有素、头脑敏锐的人才为德国所做的，也是英国十分固执的公学和老大学在一种真正的价值观的帮助下为英国所做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

不管好坏，还存在另一种局限性：公学主要为一个阶级服务；它只生产一种类型——一种精神类型、一种风度类型；它百折不挠、专心致志地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塑造学生。在其领域内，它是一所有效的教育机构，但其领域不能与现代生活共存，因为现代生活是一种参与世界各地的智力竞争和工业竞争的民主社会的生活。只要英国社会仍是贵族的等级分层的社会，公学就能够按自己的方式存在下去。但英国人的生活正在迅速地民主化，在某些方面，它甚至比实行共和制的美国还要民主——也许美国人对此会不以为然。在某种程度上，公学已经认识到这一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如它们开发了具有现代性的领域。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贵族和希望跻身于贵族行列的富人的领地。至少在目前，由于另一类中等教育的日益发展，公学的局限性令人奇怪地得到了巩固。这些新建的百余所新型学校的地位仅次于历史上的公学。它们受公学的影响很大，但满足的是更为广泛的中产阶级的社会需求。这些学校接受了公学的某些传统，但主要为专业阶层和商人阶层服务。拥有免费学额的市立学校根本不具有社会声望，能够承受公学奢侈费用的人则往往被推向公学——因此民主的发展反倒奇怪地扩大了社会的鸿沟。如果公学找不到办法控制这一趋势，它们将注定逐渐失去自己的相对重要性。

英国中学的学生人数增长很快[5]。然而，按人口计算的平均入学人数仍远低于美国。但统计数字容易令人误解，无多大意义。美国的公立中学大多数仅是名义上的中学。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况英国也有，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虽然白厅通过认可与补助措施而实施的间接控制划出了一条在美国不存在的界限。因此，尽管英国的中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这一教育既不像它表面上显示的那样充足，也没那么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