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从历史上看，大学先于学院而存在。大学是贫困的师生经常前往教书与学习的场所。学院都是宿舍，院士职位（fellowship）是“研究性”的，而非教职。随着学院发展成为教学中心，大学的重要性逐渐衰退，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仅仅成为学院集合体的名称，甚至大学教授和讲师也仅仅成了为向不同学院的本科生教授不同学科提供便利的参与者，这一点直到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如此。一个学生要进入大学，他必须进入一所学院。学院主要希望招收本科生。海外的大学毕业生前往英国留学，他们得到的建议通常是攻读牛津大学的文学士学位——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无疑是合理的建议，但这一政策却不利于研究生工作的推进。由于一流教师的主要身份是学院导师，因此他们所承担的研究生工作被摆在了次要的位置。他的成绩取决于本科优等生（“firsts”）的培养，而不是成果丰硕的学术工作。许多世纪以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工作重点一直放在本科生教育方面。如果数字可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今天的情况依然如此。我不想过分强调数字的重要性，但以下这些数字的确说明情况。根据大学拨款委员会的报告，1928—1929学年这两所大学共有8900名全日制男生和1312名全日制女生——总数为10212名学生。共有563名学生（其中男生482名，女生81名）攻读高级学位。在1929年复活节学期结束时，在剑桥大学注册学习的学生近5000人，高级学生为308人；在1928—1929学年，剑桥大学共授58个高级学位（49个哲学博士学位，7个理学硕士学位，2个文学学士学位）。在牛津大学，1930年三一节学期（Trinity Term）的第一天，向高级学位委员会注册的高级学生总共为212名，其中79名攻读文学士学位，49名攻读理学士学位，84名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人数少得不成比例，并且分散在各个学部。
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院和大学的组织管理极为复杂。即使在这方面能够进行描述，也无法得出什么认识，因为章程和条例实际发挥作用的方式，无法从这些章程和条例的字里行间去推导。为了对它们的组织作出尽可能清晰的描述，我暂时只考虑牛津大学的情况，并且人为地将不可分割的事情分开考虑。这样来看，牛津大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其中任何一部分其本身都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
首先，它是约30所学院[17]的集合体。这些学院碰巧坐落在同一个小城市。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学院是自主的（autonomous）和自治的（self-governing）；学院的院士（fellows）——他们有时是高级教员（如万灵学院），有时是教授（如其他学院）——要尽可能承担学院的教学工作。但由于每个学院自身不可能拥有足够的教师承担每一学科的教学，各学院在某些学科领域开展合作。在现代语言和科学方面，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将教学和研究的任务留给大学或大学研究所，以及有可能担任学院院士的演示人员。这样，分设的、自主的和独立的各院所不但不可思议地相互交织在一起，而且与由它们所构成的大学也相互交织在一起。当这一切合在一起时，它已超出了学院模式的意义。
其次，大学由于拥有学院可以利用的教授、研究所和附属机构以及与学院无关的人员，它成了学院的补充机构。例如，在牛津大学，为各学院提供设施的大学机构有博德利图书馆、考试院（the Examination Schools）、农业和林业研究所、泰勒现代语言研究所（the Taylor Institution for Modern Languages）、科学实验室、博物院和阿什摩尔博物馆（the Ashmolean Museum）等；在剑桥大学，大学图书馆、费茨威廉博物馆（the Fitzwillian Museum）、古典考古学博物馆、卡文迪许实验室、莫尔特诺寄生虫学研究所（the Molteno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Parasitology）及其他各种纯科学或应用科学实验室是属于大学的。大学里共有10个学部，它们由教授、准教授和讲师组成，任务是开设讲座和课程，供各学院的学生选修。这些教员或者在名义上或者根据权利与学院保持关系，薪水或者由大学提供，或者由某所学院提供，或者由大学提供再加学院给予的津贴。此外，大学还设有一个总的学部委员会（Board of Faculties）和一个高级教学委员会（Committee for Advanced Studies），关于这方面，后面再详叙。
最后，大学本身是一个自主的和自治的实体，负责颁授所有学位，作出总的决策，如招生要求、女子地位等。然而，在这些问题上，它再次与学院交织在一起。因为，大学所有的活动都受到一个主要由学院成员组成的机构的管理。在牛津大学，目前由“高级教职员全体会议”（Congregation）选出的“七日理事会”（the Hebdomadal Council，又称每周校务会）成员有：校长，这实际上是一个荣誉性的职务；副校长，他是一个学院的院长，同时担任为期三年的大学负责人；每年选出来担任学监的2位院士；7位院长；11位院士（或学生），其中有几位是大学讲师或大学教授。这些人中有些位置坐在学院一边而不是大学一边。此外，与美国或德国的大学一样，在英国的大学里也可以找到大量的委员会。因此，从管理的角度看，大学的确是学院的产物——在涉及革新或开支的问题时，这一点显得极为重要。各学院虽然财力不同，但总的来说都很富有，并负责管理自己的资产。大学的资产甚少。它从学院那里获得资金，后来又从国库获得资金。没有这些资金，大学付给其教授的薪水常常只是名义上的。从研究生发展的观点看，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学院主要负责本科生教育，而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是大学的事情，但大学缺少必要的资金和管理机构以负责研究生教育并制定和执行有远见、有连续性的政策。
不揣重复，让我回顾一下前面分别叙述的三个方面并作些归纳。30所自治的学院由它们的教师团队即院士治理，他们根据所设职位担任各种职务。行政首长，即院长，有“warden”、“master”、“principal”、“president”等各种称呼，因其天赋能力和卓越程度不同，影响也多少有所不同。院士层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是治理团体。学院是相对自主的——拥有捐赠、制定规则、选举官员、招收本科生，好像根本不存在大学似的，尽管学生只有达到大学确定的入学标准方能进入一所学院。另一方面，不是出于自愿就是因立法规定，学院将某些权力交给大学，后者为包括各学院全体师生在内的法人团体。学院任命自己的导师（tutor），但大学也聘任作自由公开演讲的教授、演示员和准教授。只要教学还只限于语言、历史和哲学，一个学院就完全能够自我满足需求。但随着总体知识的进步尤其是科学的发展，有几所学院变得越来越不平衡和条件不足。院际教学因此得到发展。在某些领域，尤其是科学和医学领域，大学创设了面向所有学院学生的教学机构。但除了某些依靠捐赠设立的大学教职外，大学缺少用于公共教学所需的资金，这种资金部分来自向学院收取的费用，急需时则部分来自国库的补助。没有人对大学的发展作出规划，并要求学院拨款资助大学的发展，除非英国人养成为高等学府慷慨捐资的习惯，否则中央政府的贡献——最终还有影响——将不得不逐渐增加。
牛津大学的行政管理是在一个分级系统中实现的。“教职员全体会议”（Convocation），由所有大学的硕士和博士（不论是否寄宿在大学）组成，目前人数将近1万；“高级教职员全体会议”，由住在大学中担任教学或管理工作的硕士或博士组成；“七日理事会”，其组成前文已叙。教职员全体会议是一个影子团体，立法由“七日理事会”提出，提交高级教职员全体会议批准[18]。从大学发展的观点看，这种管理方式是不力的。学院设常任院长，掌握充足的资金；大学校长则经常调换，校长同时担任一所学院的院长，他所在的学院及其他学院通常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最后，在“七日理事会”中，大学教授要与通常代表学院固有利益的人以及在构成与倾向上以学院成员占绝对优势的高级教职员全体会议相抗争。此外，近亲繁殖的状况已持续多年。院士通过选举按自己的学衔填补空缺。牛津大学各学院自由地从本校其他学院中选聘人员，但很少从剑桥大学选聘，而且几乎完全不从地方性大学选聘。学院数量众多，差别很大，因此应该可以避免僵滞，但它们对其他学校几乎一无所知。在这种环境里，我称之为“大学”的那种总的、高层次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代表，因而不可能进行有效的管理并形成持久的政策。在过去70年里，曾连续有三个皇家委员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去解决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问题，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将这两所大学引入现代生活主流的目的。但依我所见，它们几乎没有触及大学活动与组织的根本性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三个皇家委员会的成员主要由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毕业生组成，他们对母校的忠诚影响了他们作出深刻、客观的分析。他们的最佳愿望就是在代表各自学院的同时，也成为各自大学的代表。
从理论上说，政策似乎是由大学通过各学部来确定的。各学部都通过学科委员会开展工作，并且每一个高级学生都有一名导师指导。但学科委员会（the Boards of Studies）在肩负重任时更倾向于考虑学院的利益而不是大学的利益。因此，很显然，相继颁布的法规名义上加强了大学的权力，但中心管理机构的权力实际上远远没有其表面上所显示的那么大。以男女青年的教学为己任的学院[19]仍占主导地位。从严格意义上说，“学部”是不存在的。因为在目前的环境中，学部的工作会受到学院因素的干扰，并且也会受到“七日理事会”和老学科占主要地位的高级教职员全体会议的指摘。此外，由于教授由特别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遴选，这就极大地增加了推行某种思想——例如创办一所注重增加研究生教育机会和组织管理的大学的想法——的难度。
就本科生教学而言，我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够表述这些古老的大学所取得的成就的词语。在英语中我没能找到这个词。不过，我不知道德语中的“Bildung”（教养）一词是否能够大致满足我的要求。什么是“Bildung”？它指有助于人们在保持尊严、施展能力的同时履行生活职责所需的知识、修养、表达能力、性格、风度以及各种相当均衡和成熟的品质。正如大量攻读荣誉学位的学生所表明的，牛津大学的各个学院都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然而学院生活的组织却不能说明智力是它最热衷的事情。学院组织的考试之多远远超过了适当的程度，考试的内容往往偏重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而不是将考试作为发现特殊人才的途径。令学院感到骄傲的是有才华的绅士而不是有独创能力的学生。它挑选学生时也经常听取一些中学教师和牛津人或剑桥人的建议，这些人十分关注寻找这两所大学所珍重的特殊人才。风度是公学、贵族乡宅、学院的集体生活以及周期性出现与消失的俱乐部的产物。最终的产品是令人敬佩的——即有教养的绅士，他思维清晰，善于写作，行动敏捷，能够充分适应兴趣广泛的英国人迟早要面临的实际环境。因此，老大学培养出的人能够创设地方性大学，能够正直、有效并且像绅士那般治理英国和众多领地。这些人的显著特点是头脑冷静，判断准确。当然，这部分要归功于社会的和政治的经验，但确定无疑的是，部分也要归功于英国人在中小学和学院受到的那种教育。我们在美国无休无止地谈论教育技艺。我不否认这样做具有某种意义。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本科生与导师之间确立的人际关系，尽管可能存在种种个人的局限性，却是世界上最有效的教学关系。课堂教学的稀少，师生间每周的面谈，有时延伸至漫长假期的非正式的关系，促使学生独立自主，也使他直接受到教师的影响。毫无疑问，这种简单的安排对师生双方都具有风险。一名学生可能得到一名较差的教师。遇到这种情况时，大学的讲座就可能对他有所帮助，或者他也可以拒绝接受安排。缺少班级教学刺激的导师也许会变得墨守成规，因此正如我已指出的，经常会出现一个很有前途的人毫无理由地逃离大学的情况。
就这样，古老学院的优缺点奇怪地交织在一起。作为单独的学院，它们过着自己特有的社会的、学术的和教育的生活。这种生活虽然并不完全与其他学院的生活相脱离，但也决不会相互融合在一起。本科生通常来自一所由牛津人或剑桥人任教的公学。他进入牛津大学的某所学院读书，受到的主要影响来自他的导师——一位牛津人或剑桥人。每周他向导师提交一篇文章，接受导师多少有些严厉的批评指导。没有人知道导师们使用的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方法，或是否坚持同样的标准。没有办法比较、转移或分享教学经验。如果一位导师是优秀的，学生就是优秀的；如果导师很差，学生也就是差的。只有期终考试能够说明情况。这些考试主要测试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一如法庭上对律师智慧的考验。没有人会认为律师对案件事实的掌握或在陪审团面前的相互诘问、辩论、展示物证，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创造性学术活动。持这种否定态度的最有力的证据，是成功的律师对世界思想的贡献很小这一事实。毫无疑问，许多导师的确对学生起了启发作用，但即使如此，也不存在将他们的经验传递给其他导师的有系统的方法。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导师的个别教学可以得到大学课堂教学的补充，尽管学生常常不是课堂教学的爱好者[20]。他们被送去参加有助于考试的课堂教学。考试地位的重要性不仅在大学里被夸大了，而且对学生的一生都产生影响，因为它永远不会被忘记。上述环境合在一起所培养的那类人才是否太传统，以致他们不能以最广博的视野与正在诞生的新世界而不是正在消逝的旧世界打交道？
在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学习3—4年后，聪明而有风度的年轻人尽管实质上还不很懂行，却能够进而进入议会、文官阶层或某个专业施展才华。不管怎样，这方面的情况也就谈到此为止。迄今为止，依我所见，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已经刚刚跨过现代大学的边缘。但它们毕竟已经跨过了这一界限。在剑桥大学或牛津大学攻读荣誉学位的本科生所做的工作无疑相当于美国研究生院或德国大学层次所做的工作。的确，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所运用的教学方法，荣誉学位攻读者独立发挥其聪明才智的程度，学生与优秀导师的密切关系，学校竭力避免的在美国甚为流行的填鸭式教学——这一切都说明，这种教学方式比美国研究生院的许多工作更能与真正的大学精神保持一致。荣誉学位模式很容易占主导地位，因为在牛津大学目前只有少数学生攻读普通学位，而攻读荣誉学位的学生有数千人，尽管这些学生中有些人可能比较适合攻读普通学位。相当人数的牛津大学本科生达到了美国和德国的研究生层次，这样说绝不夸张。
让我们现在来看看待在幕后的导师、教授和高级学生的情况。大学在何种程度上对他们有利？
在导师方面，当被选中的学生开始担任一个学院的导师时，人们难免疑窦丛生。我说的是一名刚刚还是学生身份的人成了一名导师。如果他尚未结婚，在花钱和社交方面马上会变得自由自在。他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社会里的一名成员，并且已成为他的前辈的同事。他可以与世隔绝，并拥有宽敞的住房，幽静的环境，上乘的饮食，漫长的假期。在美国，我们会说他已经“成功”了。当然，他也许会继续努力。凭他的才能与雄心，他一定会努力，也的确作了努力，尤其在他以任本学院或其他大学的教授为目标时更是如此。他已经被打上了“一流”或“数学学位考试第一名”（senior wrangler）的标记。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他获得院士职务后会继续发奋努力——这种假定十分危险。绝大多数人需要不断的激励。这种激励性的机制是我所描述的组织所固有的吗？相反的情况真的不可能发生？担任辅导工作的院士承担着十分繁重的教学任务，他对待教学通常又极其认真负责——如一位导师所说直到“筋疲力尽”，再加上他同时还要承担繁重的日常工作，因此他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很高的社会的和物质的回报。我说的不是个人的情况，而是趋势与环境。这种环境有利于实现大学的理想吗？
从大学的观点看还有其他的缺陷。繁重的教学任务使得导师只能保持一种对待本科生学业的批判性态度，而不能保持一种对待广大学者和科学家的竞争性态度。他向下看而不是向上看。如果他结婚成家，他从事创造性工作的机会就更加有限。然而“院士制度发端于促进学问而不是促进教学的愿望。”除非他晋升教授职务，否则开始时他拥有最大的机会和报酬，但随着子女进学校受教育，他要承担更多的日常工作。因为，要增加收入通常需要承担更多的额外工作，如撰写材料和参与考评，虽然还有间接的方式——尤其是那些比较富有的学院——可以帮助他摆脱困境。这种简单、严厉和民主的生活方式是很有价值的，尽管人们也感到奇怪事情为什么不可以颠倒过来做。艰苦对年轻人是有益的。它劳其筋骨，促其向上。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刚好在一个人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刺激学问增长的时候使其免除了这种艰辛。而四五十岁时的艰辛是令人沮丧的。那个时期似乎应该过上像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导师最有可能享受到的舒适生活才好。
与我刚刚谈到的学院导师有所不同，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还拥有教授、准教授、讲师和高级学生。大学日常工作的任务不重。教授一年只上36次课。其他时间他可以干他自己的事。为照顾兼任大学所聘职务的导师的利益，他们的学院工作负担有所减轻，但两方面工作加起来任务仍然很重。零零星星的改革会遇到什么困难，只要看看不久前皇家委员会提出的一些建议的结果就清楚了。为了促进大学的发展，校方设立了讲师的职位。但填补讲师职位的不是研究工作者，大学把这一职位提供给了本应晋升的导师，尽管这并不完全符合创设讲师职位的宗旨。在剑桥大学，新设的讲师职位大部分被作为一种经费补偿给了那些老教师。因此，皇家委员会的计划不能说是成功的。教授，有时包括准教授，原本从整个英帝国选聘，有时甚至从英帝国外选聘。这样大学得到了发展，并在独立发展的同时牺牲了学院的某种利益。在许多学科领域，图书馆设施是一流的。实验室近些年来也有很大改进。在某些分支领域，如物理学、生物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它们具有欧洲大陆意义上的、优秀而真正的大学研究水平。它们得到了抵制差生的有效保护，因为学生经过个别考查之后才能进入高级阶段的学习。这种做法就其本身而言值得称赞，但当人们研究了世界的和英国的需求之后，不免会问：“这么做就行了吗？”没有人希望减少学习古典文学、古文书学和哲学的机会，人们所希望的是将这种机会扩大到尚未被包括的领域。重点没有得到合理的分配，社会科学，也许还有现代语言，并没拥有所需的条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则根本没有足够的出路。
在高级学生方面，我已经指出英国人的观念，即一旦获得了荣誉学位，就可以比较放心地让高级学生随心所欲；同时，我也指出了这种观念的不足。但另一方面，“填鸭式教学”和“过度的组织”（over-organization）则更糟。诚然，一个总的学部委员会在决定学习科目时也考虑高级学位的情况，但无论在人文学科领域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这都不是产生适应现代知识的复杂性要求的稳定的进步压力和密切的内部联系所需要的那种组织。如果——我同意这种观点——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是英国教育领域最迫切的需求，那就必须建立某种致力于高层次教学与研究的研究生学部，暂时不必考虑学院。目前那种不规则、偶然和附带性的上层结构有必要加以规范并正式确立起来。现任新学院（New College）院长撰写的维诺格拉道夫（Vinogradoff）回忆录表明可以怎样完成这项工作——并且表明牛津大学现有的学术如何能够取得更大的成果——更不用说必须及时补充的科学和学术了：
“研讨班的设立与牛津的传统不那么一致，但维诺格拉道夫却使他的研讨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一个通过难度很大的综合性考试比需要耐心的发现性工作声誉更高的大学里，取得这一业绩是有相当难度的。牛津没有任何一位法学教授，可能也包括没有任何一位历史学教授，能将如此多的男女青年引上硕果累累的历史研究之路。他的方法，他的深刻性，他对法学与历史学的把握，他那种将细枝末节与比较法学和历史学的广博知识结合在一起的罕见的才能，使他成为一位给学生以深刻印象的教师。如果他能够给人以鼓励，那么他也能够使人感受到严厉。如他的研讨班中哪位粗心大意的学生写信向他要证明书，下次上课时他就会对着全班喊道：‘我什么也不给你，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因为他决不宽容自己，因此他希望学生也付出同样的努力。
莱韦特（levett）小姐写道：‘研讨班是一种艰苦的训练’，‘牛津的青年人不热爱高等教育’，这是维诺格拉道夫失望时常常发出的感叹。然而总是有一小批学生准备跟着他研究凯尔特人的采邑习俗或年鉴手稿，或舍利法典，或末日裁判日的经济统计资料。有些人已从他在巴黎的朋友夏尔·贝蒙那里理解了维诺格拉道夫观念中的‘高等教育’含义，许多人欢迎将研讨班的方法引入牛津。在罗得斯基金会资助的学者中，他也发现了与他的小团体志同道合的人。不止一个人来自比较远的剑桥和伦敦地区。
他对初期的无知并不在意，只要学生有某种明确的目的和研究能力就行。他惟一严词相斥的就是自以为是的作业。他会把文章还给学生，简单地说一句‘重做’，但对初学者或胆怯者他决不这样做。他对英国某些类型的评论工作持不抱偏见的藐视态度。在得知一位评论者对一项严肃的学术研究表现出极不妥当的滑稽态度后，他说道：‘你会认为我很粗鲁，但我认为它是你们英国人养成的愚蠢的一个范例。’发表不合适的成果会激起他的怒火。‘它是一个错误，一种失败，一项罪恶’，这是他对一个案例所作的结论。最后，他用从来没有熟练掌握的带有缺陷的口语说，‘他是一个坏家伙。’然而，他表达赞赏时也是慷慨友好的。‘如果梅特兰（Maitland）还活着，他会非常高兴’，这句话本身就是一种很高的奖励。”[21]
维诺格拉道夫的一名学生这样写道：
“我们先花了四个星期做准备工作，然后我们轮流交换看法。这包括就原先共同确定的题目宣读一篇文章——例如，我的文章题目是《塞尔登对布莱克顿的批评》，我们每个人所选的题目既与布莱克顿有关，也与我们每个人专攻的历史分支领域有关。文章要在研讨班上大声宣读，然后维诺格拉道夫会拿走文章，在他有空时阅读。下次上课时提出他的建议和批评意见。他总是很少表扬学生，但另一方面，他在表达批评意见时也很注意不去冒犯学生，他提出的建议总是很有帮助的。研讨班结束后，他继续与研讨班的成员保持联系。学员们离开他时都感到自己的潜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我在研讨班的经历使我确信，维诺格拉道夫是一位了不起的教师。他善于因材施教，善于激发学生的热情，并通过鼓励和指导去引导和保持学生的热情。但他决不是一个什么学生都喜欢的教师，因为他的工作不是要传递信息，而是要培养追求知识的热情和能力。他的研讨班在方法论训练上特别有价值，这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当时我的学院日常工作任务很重，并倾向于认为自己只适合于埋头做苦工。维诺格拉道夫恢复并开阔了我过去的理想，我所遇到的他的每一个学生都有这种深切的感受。”[22]
将上述情况推广到研究生教育是再合理、再令人信服不过的了：各方都能得益——学者自己、他的高级学生群体、学院导师，还有学术。假设每一个学部都有一个研究生组织取代一位维诺格拉道夫，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得不到的呢？维诺格拉道夫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例子。他本人就提到了梅特兰。可提及的还有整个剑桥生理学家群体和杰出的古典学者、数学家与哲学家。但每个人都是一种个别现象，每个人都得开辟自己的道路，尽管剑桥生理学家的不断涌现——如福斯特（Foster）、朗利（Langley）、谢林顿（Sherrington）、霍普金斯（Hopkins）、巴克罗夫特（Barcroft）、哈迪（Hardy）、卢卡斯（Lucas）和阿得里安（Adrian）等——也表明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但体制帮助不了他们。现在所需要的体制不是一种机械的体制，而是指大学能为各种类型的人提供灵活的机会，使他们能以自己的方式处在增进知识和训练学生的最佳环境之中。人数多少或环境如何，因学科和教师不同而异。
但我希望谨慎行事，不想夸大其词。美国大学的动力通常来自校长。没有一位精力充沛的校长，教授个人仍可以工作，但整个机构将停滞不前。在德国，正如后面我们将要看到的，略去柏林或其他首府的教育部所发挥的作用不说，由正教授（Ordinarii）组成的教授会负责管理工作，而副教授（Extraordinarii）、助教和编外讲师（Privatdozenten）的发言权要小得多。与这些集权的制度——即一种是个人集权，一种是小团体集权——所不同的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制度，后者拥有一批学院，每个都是独立的实体，都有自己的历史、特色、习惯和传统；学院组成了大学，它们与大学的关系多少有些不同。表面看起来，似乎很难设想有一种不适于取得进步的组织，但事实上在大学的历史上的确存在停滞不前的时期。作为一个机构，它十分贫困、累赘、笨重、浪费，因此对那些正确的并知道自己是正确的人来说，它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然而，如果我们将过去半个世纪中哈佛这样的大学在一位伟人领导下取得的进步与同时期剑桥取得的进步相比较——前者没有需要与之抗争的传统，只有需要突破的障碍，后者则背负已渗透到习俗或法律之中的种种传统、种种限制和种种偏见——那么，人们会惊奇地发现，与1870年时的情况相比，古老的大学在过去60年中已取得了多大的进步。诚然，它们仍然顽强地坚持前几代人的风度、礼节和惯例。此外，在1783年革命战争结束到1789年通过联邦宪法这段不愉快的时期里，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各分设学院与大学之间关系方面的结构、组织和惯例与美国是有些类似的，但也存在差异，因为由敏感的殖民地组成的十三州联邦什么事情也难干成。牛津大学，如同马修·阿诺德所说的，“虽然以自己的缓慢方式”[23]向前发展，但已取得很大成就。尽管有时不免混日子，但它却已经建立了各种科学研究机构，并且目前正在犹犹豫豫地考虑高级学位的组织发展和建造一座条件更好的大学图书馆的计划。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有一些能干的个人在开辟自己的道路，而能够最大程度地体现个性的联系松散的学院制度为他们这样做创造了条件；是因为一所学院——例如贝利奥尔学院、三一学院或凯厄斯学院——稳步前进引起了众学院之间的竞争；是因为皇家委员会的偶尔干预消除了限制障碍与糟粕污垢；是因为结构松散带来的学科自由发展的内部压力；是因为有可能为某个特殊的导师、教授或学科的利益而作出任何一种特殊的安排。
从研究的观点和尊重研究的情况看，剑桥大学从总体上说是两所大学中比较现代和比较重要的一所。诚然，牛津大学出版了优秀的词典并且在发展它的科学实验室，但剑桥大学在现代史方面也成就斐然，并且总的来说在科学和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水平超过牛津大学。要解释这种差异并不容易。但人们怀疑这一结果与关于牛顿的传说、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建成、迈克尔·福斯特（Michael Foster）的独特天才[24]以及较早放弃独立的院属实验室的做法等不无关系。近些年来，已有四项诺贝尔奖归属卡文迪许实验室。剑桥的大学数学史十分奇巧。起初当然是各学院各教自己的数学，后来四所较小的学院开展了合作教学，并使这一学科的教学分化出来。三一学院规模宏大，实力雄厚，足以继续维持自己的独立。现任伯明翰主教25年前在三一学院任数学导师，当时正是他将三一学院也引入了合作教学。接下来一步，即建立大学数学学科委员会就很自然了。在另一方面也存在不可思议的不足之处。在新建的条件很好的病理学系实验室里，只有动物材料被作为研究对象。由于该系既很少进行临床教学又几乎不做尸体解剖，因此它在艾登布鲁克医院（Addenbrooke Hospital）中毫无地位。
顺应性在美国所导致的奇怪结果，我已作了详细分析。它在伦敦大学也导致了种种荒唐之事的产生。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实际上是能够避免这些荒唐之事的产生的，但当人们发现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拥有一所政府开办并提供有限经费的农学院或林学院时，就不免有些惊诧。当然，农学和林学都值得办一所学院。但为什么将它们分设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罗瑟斯特德（Rothamstead）大学？在这种状况下即使英国人也难以保持其稳健的特点。在许多令人惊叹的事情中，还包括牛津农学院出版的一份研究性出版物《屠宰场》[25]，它告诉乡村屠夫“在屠宰小公牛时，通常认为需要一个4人小组。人员也可以减少”，但在那种情况下，“小公牛可能有时间挣扎，并会伤害自身”。当该出版物告诉我们“肉类展览中具有精妙的艺术时”，我们真搞不清楚我们是在英国还是美国？当然在英国，其时作者在列举消费者时将“医生、律师、种马场主、牧师、教师”等等都包括在“专业阶层”范围内。在我研究英国大学时[26]，该出版物已经发行了120本。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此类事情的徒劳无益。我冒昧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两所大学在创设这些分散的学院时，是否完全是从林学与农学学科自身价值的角度去考虑的[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