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们的世界并不只是民主和科学的问题。要实现某种文化平衡,包括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必然会逐渐增加而不是减少。所谓人文学科,我不仅是指传统的人文学科,还包括深奥的科学知识本身所固有的人文价值。在科学突飞猛进之时,哲学和人文主义的发展却阴云笼罩。哲学和人文主义为自己辩护,认为它们也具有或能够具有科学性。诚然,它们的确具有或能够具有科学性;过一会儿我再阐述这一点。但是,除了追求一种科学精神外,世界没有失去——除非它丧失自己的趣味——将来也决不会失去纯洁的、欣赏性的和人文的精神:对美的热爱,关注由勇于主宰命运而非消极服从的理想所确立的种种目标。科学虽然扩大了我们的视野,增加了我们的满足感并且解决了我们的问题,但同时也带来了自身所特有的种种危险。知识的进步和控制力的增强会冲昏我们的头脑,使我们失去眼力,失去历史感,失去哲学观,失去对各种有关的文化价值的洞察力。许多或者说大多数热心的、清醒的、向前看的(也许只顾向前看的)以及高度专门化的年轻的科学信徒,已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从文化角度说,他们过于浅薄生硬。他们受到的训练侧重于技术性的方面而不具备广博深奥的科学性。我已经强调过,作为科学之科学,是不关心功用和效果的。兴趣和理智不会阻碍科学家追求真理,但它们在评价社会如何使用科学家所释放的力量时的确是起作用的。我认为我国一些比较年轻的科学家常常表现出已丧失人性,一些人文主义者也是如此。因此,在现代大学里,科研工作越有活力,就越迫切地需要社会担负起实现各种更为广泛的知识经验所致力于实现之目标的责任。由于科学促使生活更加复杂——某些方面是理性的,某些方面则是非理性的——哲学家和批评家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

现代大学促进人文主义还有其他理由,因为人文主义不仅涉及价值观,它还像科学一样具有后果。乍看之下,还有什么比一种已死亡的语言复活更无害呢?但每次发掘出一种已死亡的语言,都有可能产生一个新的民族。对东欧的巴尔干化和凯尔特人感情的复苏,不仅土耳其人或政治家或报纸要负责任,人文主义者也至少要负部分责任。和科学家一样,人文主义者既解决问题也产生问题。他们帮助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摆脱土耳其人的统治获得自由;在英国他们既促使产生又帮助解决了地方自治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无需负责任;他们有力地刺激了印度、埃及和美国黑人的自我意识;他们发现,自己成了导致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恶化的原因之一。这种恶化的局面尚无人能够缓解或消除。我重复一遍,人文主义者无需对自己制造的麻烦负任何实际责任,他们的工作和义务就是要保持其独立性和无责任性。但他们必须继续思考,在这方面他们的责任是最重要的。在适当之时,在事先没有目的或预想的情况下,他们的思考会激发出种种发明创造或具有深远影响的问题解决办法,就像到目前为止所做的那样。

即使有篇幅,我也不想列举希望人文学科强劲复兴的所有理由。但我必须再指出一点,在19世纪,古生物学家和历史学家就已表明,我们对地球上的人类发展史及其意义是多么无知。一条鸿沟仍留待众人去填,他们包括:考古学家、语文学家和古文书学家,在图书馆工作及在实地考察的希腊语和拉丁语学者,在美吉多、尼罗河谷、杜拉以及其他地方进行发掘工作的东方学专家。根据最近发现的一些由希腊碑文碎片拼合而成的文字,整个雅典帝国的故事都得重写;一旦古希腊雅典的市民辩论会场展露它的秘密,谁知道又会发生什么事?如果赫梯语[9]、苏美尔语和马来语在过去和现在都得到正常发展的话,我们可能会对文化的起源、发展和传播得出与现在完全不同的看法。我无需再通过细述人文主义在中世纪和现代的发展来对上述观点作充分的阐述。仅仅指出这一点就足够了:深入研究中世纪和现代的艺术、文学、音乐与历史,必将改变在有缺陷的资料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观念。而迄今为止我们的思维一直受这种有缺陷的资料控制。

我认为现代大学的最重要的职能,是在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深入研究各种现象:物质世界的现象、社会世界的现象、美学世界的现象,并且坚持不懈地努力去发现相关事物的关系。对物质世界的研究要比对社会世界或美学世界的研究更深入一步,但差别只是程度上的——它们都很重要,都非常有价值,这是因为它们本身有价值,有意义,有内涵,有用处。仅将知识堆积如山,大学并未充分履行它的职能。大学除了要尽力查明事实外,还要利用智力将事实拼串起来,要进行推理和思考。大学里需有卢瑟福(Rutherford)分解原子,怀特海(Whitehead)或爱丁顿(Eddington)来证实原子分解的全部意义;需有微耳和(Virchow)演示细胞生物学,班廷(Banting)从世界各地收集各种材料合成胰岛素。据说雅克·洛布(Jacques Loeb)在世时,有人曾问他是化学家还是生理学家,他回答说:“我是问题的研究者。”现在流行指责专门化,但事实上正是专门化使我们达到了今天的高度,而且只有更高程度的智力专门化才会使我们更进一步向前发展。当然,仅靠专门化是不够的,大学里必须引进既能专门化又善于综合的人才;必须有哲学思维能力,要在积累新材料的同时,尝试新模式,尝试认识事物的一般性,而不管这种尝试是否劳而无功。正因为大学是能动的调查研究和思考的中心,也因为大学里聚集了各类基础人才,因此在大学里进行这一工作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