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一所大学，不管它属于什么类型，如果说它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这种活力不是由行政手段所带来，而是由理念和理想所激发——并拥有一种社团生活，那么我坦言我根本无法理解在何种意义上伦敦大学算得上一所大学。尽管伦敦大学避免了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过度行为和荒唐做法，但它却比其最接近的美国亲戚还缺少有机的统一性。它不是一所真正的大学，虽然它的确也拥有总部办公室和范围广泛的校董会（Court）和理事会（Senate），但它只是由大量的质量与目的很不相同的机构组成的混合体。在它的圈子里容纳了将近70所机构。其中有两所是相当完善的学院，即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和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它们与美国的大学相比差别不大，但更为简单，更为实在，不那么做作。有一些是研究性机构，如其研究成果逐渐改写了英国史的重要时期的历史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和新建的卫生学与热带医学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其中有36所所谓大学的学院是一种不加区分的混合体，包括伦敦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一所家政学院（College of Household Science）[6]——尽管它比美国的函授学校扎实得多，却仍不适合于大学——十几所医院附属医学院（Hospital Medical Schools）和帝国理工学院（the Imperi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有23所拥有得到认可教师的机构——即多科技术学院、音乐学院、师范学院、研究所和特殊医院[7]。在主要的方面，每一个机构都保留了自主权，尽管它们都上缴了一些权力，以使某种联合得以存在。有36个机构属于“学院”，构成了大学的核心，尽管它们都是实体，却由大学任命教授和副教授——但不包括初级教师——并分配公共经费。财务由各院所独立核算，学位标准的确立和颁授学位的工作由大学负责。大学对各院所的工作质量进行“督查”，并因此进行巧妙的影响，必要时帮助有关院所逐步提高工作质量。剩下的23个仅仅是拥有合格教师的机构，它们也开设导向大学学位的课程，但获得学位的学生比率比“学院”要低得多。它们的学生中有些可以是伦敦大学的学生，最终攻读的是伦敦大学的学位。例如，在巴特西多科技术学院的2940名学生中，有226名（不到1/10）是属于伦敦大学而不是该学院的学生。在这60余所院所中，教师分为四类：由大学聘任的教授和准教授；几所学院自聘的初级教师；由学院聘任，但需经大学批准的得到认可的教师；与大学无直接关系的未得到认可的教师。大学聘任和认可的教师现在共有1140名，未得到认可的教师共有2306名。认可是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对教师而言，它意味着拥有大学总部签发的批准书；对学生而言，如果他就读的不是那些构成大学核心的“学院”，那么只有受业于被认可教师的学生才有资格获得校内学位。但是，认可工作本身缺少明确的原则，多少有些随意性和偶然性。上述情况清楚地表明，伦敦大学之所以不是一所合格的大学，不是因为它缺少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条件，而是因为它缺少精神和设计的统一。我不否认大学的各成员院所以它们各自的方式服务于各种目的。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把它们纳入一所大学，由于大学能够履行某些有效的决策职能，它们甚至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各自的目的。但这仍然构不成将这些院所纳入一所大学的充足理由，或者说仍然得不出伦敦大学是一所严格意义上的大学的结论。我同意，总的来说，医院附属医学院受益于“标准化”和各种联系，这要归功于伦敦大学。但是，它们真的标准化了吗？在什么水平上实现标准化？对它们起促进作用的各种联系是否提高了伦敦大学的水平？伦敦大学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医院附属医学院水平的提高，但它没有——在我看来也不可能——使它们成为大学的临床教学机构。

伦敦大学初建时期迈出的步子是正确的。当时一群开明的自由主义者和激进派主张“不分阶级和信仰”，向所有符合入学条件的学生提供大学教育——当然是当时意义上的大学教育，为此他们创办了大学学院。这所新的学院办得很出色，它甚至可以说是杰出的剑桥生理学学院的前辈。不久，圣公会教徒在市内办了一所函授性质的学院，即国王学院，以与“不信神的大学”抗衡。伦敦大学联合了这两所学院而成立：每个学院保留自己的自主权，由大学负责学位考试。同时，独立的教学机构在全国各地涌现。为了控制局面，避免混乱，1858年伦敦大学受权负责各地学生的学位考试，不管他们如何学习，在何地学习。当然，好处是有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稳定，学生获得指导和激励的机会大大增加。但即使如此，坏处也留下了。书面考试的意义过去一直——现在仍然——被过分强调，而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发展的可能性则严重地受到削弱。随意处理发展问题的做法——这种情况在说英语的地区很流行——导致了种种问题的产生。随意的做法是不能弥合所存在的各种差异的。

为伦敦大学辩护的理由是：像英帝国一样，它也是一个联邦。在它的范围内，各成员单位享有很大的自由。英联邦是一项不合逻辑但起作用的组合，松散而牢固地将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南非、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联系在一起。完全可以证明这种组合是给分散的民族带来和平与善意的最友善的方式。没有这一方式，这些民族可能会给相互之间或世界其他地区带来麻烦。与之相似，伦敦大学也有理由作为一个由各种事业单位组成的联邦，这些事业单位联系在一起比分散独立时更有利于各自的发展。上述类比不能使人信服——各种类比都很少使人信服。诚然，伦敦是一个大城市，但它毕竟不是世界。加拿大、开普殖民地（Cape Colony）和澳大利亚相互之间的遥远距离消除了产生摩擦的大部分原因，而国王学院、大学学院、多科技术学院和校外学生的近距离，则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诸领地和属地有代表参加的联邦管理机构是不存在的，它们通过王室形成各自的统一整体。但伦敦大学拥有一个大学理事会，各成员院所在理事会中寻求统一。这就产生了一种与英帝国十分不同的情况。即使类比十分完善，伦敦大学也不能由此成为一所大学。最多只能证明，从伦敦大学的情况看，数量众多的不同机构和活动可以以这种方式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的最高使命是否会受到忽视或摈弃，仍有待于证明。

伦敦大学通过校董会和理事会的各分委员会实行管理。校董会掌管财政；理事会由60位左右的理事组成，他们代表各院所或学科，负责制定教育政策。但正如我所指出的，不管校总部管理机构的权力和权威有多大，它只有有限的和间接的政策控制权。医学院——大学学院医院除外——近来排斥女生。它们这样做有自己的理由。大学的一个委员会“看不出在医学领域反对实施男女合校有什么好处”。但该委员会所能提供的最重要的建议又是什么？它只能“向这些学院提交报告，建议它们考虑招收一定名额的女生，以实行大学的政策”！校董会是一项革新，它可以侵占理事会的教育禁区，因为它“受权最终决定有关大学行政的财政问题”，不过“在对直接影响大学教育政策的财政问题作出决定之前，校董会应考虑理事会提出的任何建议或报告。”[8]校董会尽管纳入了一些院所负责人，但没有纳入任何教授。教师缺少与校董会直接和适时的联系。因此校董会与大学附属院所的关系，正如美国大学的董事与教师的关系一样。校董会虽拥有批准具体建议的权力，但对具体建议的优劣却往往缺乏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因此，在校董会里，一位心存不满的院所领导可以很容易轻率地否决所在院所教师提出的任何建议。理事会则明显是一个臃肿笨拙的机构，但这也正是它不会遭到反对的理由所在。理事会实行代表制——任何负责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教育机构都不会采取这种制度。结果，理事会时时都面临着一个统一的有机体难以想像的分裂局面——试图通过建立校董会来解决财政公平问题就是这一困境的反映。后面我们还要谈到，外部机构维护的是其自身的利益，这一点以前如此，以后可能仍然如此。它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尊严与声望，而不是什么共同利益——如果在利益如此分散的条件下还真的存在什么共同利益的话。由于同样原因，十余所医学院也需要有人代表和保护自己的利益与理念。大学政治不可能避免，而政治与理想则往往是同床异梦。

学科委员会（The Boards of Studies）是跨院所的机构。由于新章程的颁布，这类委员会的数量大幅度减少，但它们仍保留了混杂性的特点。这些学科委员会也许能够保护最低限度的利益，不像美国的巨型大学中根本不存在任何有效的利益保护。在避免荒谬行为方面，学科委员会和理事会只能起到部分的作用，这只要看看为何新闻、药学、家政及各种纯粹的技术院校未被拒之门外就很清楚。由学科委员会带来的各种交往具有教育作用和促进作用，但它们的工作既费时又费力。我很怀疑它们的工作是否对最优秀的人才有所帮助——从大学的立场看，这一点具有至高无上和压倒一切的意义。从学生的角度看，也完全可以得出同样的看法。本科生和专业学院的学生很容易找到自己的适当位置。但在伦敦大学和在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一样，除非研究所在达到目的之前能够得到导师的指导，否则他们很容易迷失方向。绝大多数系科没有任何有助于他们发现自己的需要的组织和出版物。

从真实的意义上说，伦敦大学实际上既不是由所属院所构成，也不等同于这些院所。它是这些院所的外部机构。它与这些院所的关系非常疏远，其人员有的从各所属院所中挑选，有的从在有限程度上对所属院所进行管理的外部机构中挑选。大学学院、韦斯特菲尔德（Westfield）学院、伦敦经济学院和各医院附属医学院都派代表参加校部机构，以照管自己的利益。这种校部机构不管如何称呼，一般都通过一批行政人员开展工作。因此，与任何一所院所有关的管理机构都是由该院所的外在人员构成的。例如，当管理机构处理与经济学院有关的事情时，参与投票的大多数成员都与经济学院无关。他们既对经济学院了解甚少，也对经济学院没有什么特殊兴趣。相反，他们都对自己的所在院所感兴趣。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认真而努力地公平对待伦敦经济学院，但要他们对伦敦经济学院和自己所在的学院一视同仁，他们得十分人道才行。其他任何院所与其管理机构的关系也是如此。要使教师们视野开阔并不容易，但在一个一体化的大学里，教师毕竟都由具有相同素质的学者组成，有一条捷径可以通向视野开阔、公正不偏和目光远大的行动，尽管此路困难重重。在那些一体化的大学里也会产生各种困难这一事实，最充分地说明了在管理机构和各委员会中纳入所有各类院所的代表并非毫无必要，尽管他们中有许多人根本不理解大学工作的特点。

中等层次的和服务性的学校、院所与教师对一所真正的大学来说是完全不合适的。研究性院所和若干所普通学院构成了伦敦大学的栋梁。我将后者——我认为这不会不公正——与美国的大学进行比较。它们是主要招收18—19岁男女青年学生的中等教育机构。它们的研究生工作不如美国组织得好，因为它在更大程度上属于个人的工作，但因此也更加有效而不是相反。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的教员队伍里过去和今天都拥有一批最杰出的英国学者和科学家——其中包括皮尔逊（Pearson）、斯塔林（Starling）、希尔（Hill）、波拉尔德（Pollard）和理查森（Richardson）。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无论是大学本身还是各学院，其主要功能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创造有利于上述杰出人才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的环境。这种环境在历史研究所的确存在，但除此之外还会在什么地方存在？总的来说，高层次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通常——虽然不是全部——都是利用本科生日常教学工作的间隙进行的。

伦敦经济学院一度曾是大学的经济学和政治学学部。在其教员中仍有一些杰出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如：鲍利（Bowley）、拉斯基（Laski）、汤因比（Toynbee）、马林诺斯基（Malinowski）和韦斯特马克（Westermarck）。与美国的同类学部一样，伦敦经济学院也从事研究或高层次的教学工作，有一些学者为成熟的学生举办研讨班。在适合于大学教育的经济学史或政治学史等学科领域，伦敦经济学院是英国最重要的研究生教育中心。然而，该学院还是以本科生工作为主。它不只是从事经济学领域的教学，它还进行英语、法语和德语方面的教学。其教授与美国的教授情况一样，面向混合班进行教学，不过教学水平要高于美国，结果是教授的注意力往往较为分散。在新建的教学楼里，院方还为高级学生提供了几间工作室，但这主要是供高级学生安静看书的场所。更有甚者，重心似乎正在移向“服务性”工作和本科生教学。读夜校的学生往往显得筋疲力尽，教授的重复授课也常常是——虽然也同样不全是——一件苦差事。夜校生大多属非大学意义上的学生。1928—1929年伦敦经济学院共招收2577名学生，其中678人攻读某种文凭或本科学位，1720人属于兼读制学生，179人为研究生。因此，很明显，仅从学生情况看，该学院主要属于本科生层次的学院，学生的构成也是五花八门。

我已指出，伦敦大学共有12所医学院，其中11所属于过时的一类，只有一所——大学学院附属医学院——接近大学的水平。那些医学院之所以过时，有三个原因，涉及它们的教师、学生和设施。在医学基础学科，居支配地位的是专职教员，其中不乏优秀人物，但这些领域的人财物状况及注重教学的特点，使独立的工作很难开展也很少见到。大学学院的环境则极为有利。在该学院，医学学科可以取得与其他学科相近的进展，实验学科则可以获得比伦敦大学其他学院更令人满意的资源与设备。但伦敦大学各附属医院并不是真正的研究性医院，与它们有关的实验室只能从事常规性工作，虽然一个有思想的人也可以找机会走自己要走的路。诚然，那些医院通常都拥有足够的床位，但床位的分配并未考虑到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构建研究性诊所。医务人员由忙忙碌碌的开业医生和注定要接替他们的苦苦奋斗的青年医生所组成。他们都是偏重实际的人——经验丰富的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很少有时间、有资源或有兴趣开展临床科学研究。由一名高级医生和他的助手组成的“工作小组”需要照看少数的病人——正如实习医生必须处理各种疾病一样。英国医科训练的显著特征是重视与病人的接触，理论性和推论性的内容很少，也许是太少。学生们在门诊部和病房解剖与分析样本，研究病人。这种教学虽然注重实用，却缺少科学基础。它是优秀的医疗培训，而不是大学训练——大学训练应是在未知领域的边缘上探索，即使在已知领域，也要体现一种怀疑和探索的精神。医学可以按上述方式进行实践，但并不是说这就是最佳的教学方式。更加可以肯定的是，经验表明，按上述方式进行教学时，知识并不能以这种方式取得最理想的进步。事实表明伦敦大学各附属医院落后了——同样，除了个别例外情况，临床教师也落后了。

与德国的系科或美国最好的系科相比，英国人的发展十分缓慢，这一点在医学领域比其他任何领域表现得更明显。的确，德国人或美国人所指的大学医院在英国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这类医院在人员安排和资金供给上要注意考虑教育和研究的需要，它们像大学而不是慈善团体那样运作，服从大学的管理，并与大学的科学研究保持有机的接触。争辩说英国人的工作做得与德国人或美国人同样出色是没有用的，事实并非如此。偶尔也会出现一个利斯特（Lister）、霍斯利（Horsley）或黑德（Head）在逆境中奋斗，但这种人才很少。不过以全时制诊所单位为形式的胚芽已经培育出来。虽然它们仍人员不足，经费短缺，但它们终将使伦敦大学相信，一个人也许做不了一名优秀的大学医学教师，但却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医务人员。伦敦大学由校方负责聘任专职的临床教授和其他学科教授；各学院自己聘任其他的教职人员。由各学院若干学科教师组成的学科委员会达成某些总的决议，但这些形式上的和偶尔的接触不能产生大学系科，各种学科委员会也无法实现完全的整合，成立一个医学部。大学和大学理念的影响与力量，在各学院的利益或偏见目前显得十分微弱无力。尽管有些医学院已行将消亡，大学却无法削减医学院的数量，无法将医学院的教学限制在攻读伦敦大学学位的学生范围内，也无法为任何一所医学院提供充足的资金。最后，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它在招收女生的问题上仍拒不让步，不仅不愿对男女学生一视同仁，而且不愿在任何条件下妥协。在伦敦的医院附属医学院中学习的许多学生根本不是伦敦大学的学生，他们并不攻读伦敦大学的学位；他们的目标是攻读由联合委员会（the Conjoint Board）提供的某种其他学位或资格。1927—1928年，伦敦共有3425名医科学生，其中只有一半多一点（1814人）攻读伦敦大学学位。教学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因为目标是学生自选的特定的考试。根据学生的不同目标，开设特定的课程。最优秀的学生通常都是曾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过医学基础科学的学生，但他们根本得不到临床实习或做实验的机会，这种情况与他们未受到良好的医学基础科学教育的同学完全一样。

由于死守滞后50或70年的学院体制，总的医学科学及英国的医学科学和实践蒙受的损失简直无法估量。

伦敦大学校外机构的作用一直是引起激烈争论的话题。校外机构无疑提供了有价值的服务，为进不了伦敦大学的学生提供指导。在一个学院和大学发展如此缓慢的国家，某种中心考试机构亦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而如果它要发挥作用，或许就需要一个叫得响的名称。人才因此而得以发现和开发。这也是在美国常常听到的“亚伯拉罕·林肯”派的观点。但不管原来的情况如何，这种做法如果持续时间过久，将有损于而不是有助于大学的发展，至少它们混淆了不同的事。与我讨论这一问题的一位前副校长指出：“我们一直说我们自己是一回事，无论是伦敦大学的所属学院还是伦敦大学的文学士学位，虽然我们心里很清楚我们不是一回事，甚至不是同一类事。”外部的标准总是威胁内部的标准。它袭用了内部的做法，而不是独立面对自己的问题。

不管怎样，我承认伦敦大学校外机构使校外学位[9]比美国的学位更加明确。但据权威人士告诉我，在聘任教员时，总要询问清楚获得的是哪一种学位——这意味着学位不同，质量也不同。然而，伦敦的校外机构尊重学科的尊严。它提供的教育机会限于具有真正学术意义与重要性的严肃学科[10]；伦敦大学的许多校内学生离开学校时并未获得学位，因此它经常发挥一种为他们举行学位考试的作用。在这些方面，它使某些美国大学函授教学部开设的劣质课程无地自容。的确，有些校外学生在所有重要的方面都表现得比校内学生出色。但是，如果师生交往中存在着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或者说教育中存在着某种书面考试根本无法测试的微妙复杂的内容，那么以一种教学大纲为基础的校外学习和校外考试，应该形成一个自行负责的独立实体。教学大纲和考试决不能替代教师与学生的人际交往。它们也许是很好的教学大纲和考试，但它们是不同的事情。它们可能不仅测试不出、反而可能扼杀了文化中的精华。邮局与教授本人不是同一回事。民主社会需要多种类型的机会和训练。这些机会和训练不一定全部或大多数属于大学。的确，如果大学去从事与之无关的和分散精力的活动，它们就不可能很好地履行最崇高的使命。伦敦大学的校外机构也不例外。“校外对校内”（“internal v.external”）问题的存在，证明了它们相互之间的不兼容性。服务应该提供，但应该由其他机构提供，并且应该实事求是，不要哗众取宠。英国与美国一样，成人教育发展很快。让一个灵活的容量大的组织承担成人教育，为进不了学校和大学的人提供训练或就业所需的特殊服务，是完全有理由的。但这些职责不能大规模地交给大学去完成，否则只能使大学分散精力，管理机构日益复杂，从而使大学付出沉重的代价。英国的经验清楚地表明，为那些并不期望进大学攻读大学学位的人设立一个独立的考试委员会是可行的。联合委员会这个校外考试机构在医学领域确立了良好的校外标准，设立一个与伦敦大学相脱离的成人教育考试机构，在其他领域也可以做得同样好。这样做仅仅是承认了现在被忽视的事实上的差别。任何考试委员会，不管它挂上什么大学名称，都不可能使大学学院、韦斯特菲尔德学院、东伦敦学院（East London）及校外学生受一个标准的制约。为什么要妄求达到这一点？这么做又有什么影响？有成千上万的英国人根本就没有获得学位，那又怎么样？随着中学的进步，伦敦大学也在进步，研究的数量在增加，质量在提高，范围在扩展，但除非伦敦大学经改革成为学术性教学和研究机构，使大多数性质不同、水平较低因而无法同化的技术学院、医学院以及其他学院脱离自己的运行轨道，否则它不可能成为一所杰出的或真正的大学，配得上伦敦和英帝国的名声并符合现代精神。当然，有不少杰出的学者、科学家和经济学家过去和现在都在伦敦大学的某个学院任教。但正如我反复指出的，杰出的学者和科学家在英国历史上层出不穷，在其他国家也不时涌现，甚至完全在大学外涌现出来。当一个人在评说高等院校时，人们不能只引用逆境中成材的少数例子反驳他的批评。高等院校应该尽量减少障碍，而不是增加障碍。如果一所现代大学的目的是促进对真理的探索和培养能够增进和解释知识的人才，有谁会认为伦敦大学完全是根据这一目的而设计的呢？不管人们会指出它有什么功能，我斗胆给予的回答是否定的。目前的伦敦大学能否进行改革以实现上述目的？也许能够。但它抵制革新的做法难以使人对它在近期的未来——比如说，下一代人——抱一种乐观的看法[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