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
本科生层次的商学院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91]、各州立大学和其他院校早就存在。在我看来，它们是良好的本科通识教育的糟糕的替代品，并且即使从职业的观点去看，最终也会变得毫无意义。更加自命不凡——因此也更加危险——的是在理论上算是一个专业学院的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院（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对它，我持保留意见[92]。
商科是不是一个专业？一般地说，“专业”仅相对于“业余”而言。因此，人们可以说一个专业厨师、专业橄榄球运动员、专业理发师、专业舞蹈家或专业商人。但从大学的立场看，虽然在许多院校里厨师和商人都能在学术园林中安度时日，清算的日子却即将来临。诚然，时代在变，以前不属于学术专业的理发师今天合理地成为外科的专职教授。现在不管作出什么决定，我们都决不能认为，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改变，伦理价值观体系的变革，经济学知识的深化，不会在某一天将商科转变为一个专业。但在今天，它是否已超出上述的业余性而成为一个专业了呢？哈佛商学院是在帮助还是在阻碍一个真正的专业逐步形成？
我已经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专业是学术性的，它们拥有文化根基，拥有体现一种理想的准则。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们表现出一种解决问题的理智本性。商科的情况则有所不同[93]。赢利的动机必须起主导作用；广告推销是获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因素。经商的手法已经改变——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好。偶尔也会有某个商人以一个艺术家或哲学家的态度从事经商活动。但总的说来，商业一如既往仍是商业，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只是它比以往在更大程度上主宰了世界，以自己的准则侵占了别人的领地，卷走了本可以在政治、科学或艺术领域有所作为的种种人才。
我并不认为这个世界应该去掉商业。商业过去一直伴随着我们，今后它仍将永远伴随着我们，它应该永远伴随着我们。除了其他作用之外，商业既提供“服务”，又促进文明。正是通过商业，世界变得更加幸福，更加舒适。也正是通过商业，文化和知识为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所掌握，而本来他们只能靠做苦工度日。但是，在今天，商业本身作为一个目的，是否已够完美、够客观、够理智、够严谨，以至于值得称之为一个专业呢？我本人认为并非如此。在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家，普遍的看法也认为并非如此。在那些文明国家中，现代商业虽然发展蓬勃，但也不得不根据在数百年沃土中积淀起来的宝贵文明来评判自己。可叹的是，在今天的美国，历史的土壤贫瘠。在贫瘠的土壤里，艺术、科学和哲学不容易繁荣，而商业却很容易。
现代商业不符合一个专业的标准。它的特点是精明、充满活力和机敏而非有理性。它着眼于——在我们目前的社会结构里它必须着眼于——自身的利益，而不是自身的崇高目的。许多成功的商人向慈善事业慷慨捐款这一事实并不证明今天的商业作为一个行业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或应该拥有成功以外的其他目标。不过，在另一方面，商业上的成功也不否认那些经商时深受审美的、科学的和利他的思想影响的个别商人，关于自身努力的较高的、具有受人尊重的专业特征的看法。
商业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现象，这一点无可否认。因此，对各种现象和问题感兴趣的大学研究有关商业的各种现象与问题，也是应该的。然而，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商学院或经济学系研究现代商业的现象是一回事，现代大学承担“缩短”有关体验的任务，为银行、商店或运输公司提供广告人、推销员或能工巧匠则是另一回事——并且在我看来是一件毫不相干、毫无价值的事。让经济学家研究金融、商业周期和交通，让化学家研究纺织品和食品，让心理学家研究广告——不是为了训练商人以吸引公众，而是为了让公众在出现“整车不闻咳嗽声”之类的广告劝说全国老百姓购买一种新牌香烟时，能够理解所发生的事情。推销术之类的技术性技能属于技术学校，或必须留给学徒制去培养。
因此，哥伦比亚大学的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Mitchell）教授、塞利格曼（Seligman）教授及其同伴有理由在大学占有一席之地，正如研究太阳黑子的天文学家或对巴尔干半岛问题冥思苦想的历史学家或人种学家在大学占有一席之地一样。但这两位研究税收或经济学问题的杰出学者都不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工作。哈佛商学院不乏有科学头脑的人才——如研究经济学史以及有关经济学的、交通的和金融的各种现象的学者。然而，尽管哈佛商学院中的学者不但对各种现象兴趣浓厚，而且具有批判性眼光，院方管理层主要强调的却是“出人头地”——美国人生活败坏的原因就在于此。有一份长达145页的小册子对该学院作了介绍。从头至尾它没有一处提到专业的或科学的概念。“以前，从基层干起逐步发展的人曾拥有比较有利的机会”（第11页）；“今天一所商学院提供了工作所需的训练”（第11页）；“教授得当，毕业生进入企业时已经具备取得迅速进步的潜力”（第12页）；“近期完成学业的人在商界普遍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步”（第14、15页）。大学医学院是否敢用这样的话确定它的理想与成就？我们且将这些讨厌的、专门诱人的说法与一位牛津大学教授的尖锐看法作一个比较，后者既是一位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地位显赫的人物：
“商人必须了解的大多数事实学生都可在进大学以前获得——如果它们属于一般性的知识内容的话，也可在他进入商界后获得——如果它们碰巧对他的行业有特殊价值。”[94]
即使从商业本身的立场看，哈佛商学院的观点也是狭隘的。是否应根据现代商业自身的要求接受现代商业？或者说一个文明社会是否对现代商业负有某种批判性的责任？哈佛商学院既未提出伦理性的问题，也未提出社会性的问题。它没有像哈佛医学院使经验医学处于守势那样，使商业处于守势。它甚至未从一种广义的角度来看商业[95]。例如，该学院在介绍外贸系时，没有一处提及掌握外语的重要性[96]或适当掌握外国历史和习俗知识的重要性。它的注意力集中在肤浅的技巧上，而这类技巧只要通过实际交往和经验就能获得，如“出口部门的组织”、“广告术”、“销售人事”以及“出口销售人员的选择与管理”等。这种做法不仅浪费了学习文化的机会，而且即使从纯商业性的观点看，也缺乏想像力和远见。哈佛大学是美国历史最悠久并且总的来说也是最有成就的大学，但它的这一自负的研究生层次的学院却坚守一种十分狭隘的基础与精神，仅将广告术作为“一种促销的工具”。广告术方面的课程有没有提出什么真正的问题？根本没有。它只认结果并在学业上训练“经理”去“考虑应用广告术取得某些成果”。该学院甚至每年颁发广告奖[97]。最近一份2000美元的奖金颁给了一位女士，奖励她组织了一项“宠物饮奶运动”。与企业合作推销这种或那种产品，是否应成为哈佛大学关心的正当事情？1929年的一份奖金颁给了一则题为“能够唤醒任何母亲的呼叫”的广告；前一年的奖金颁给了一则题为“为一位编辑宰我的牛？我说不行！”的广告。“一份1000美元的奖金将颁给显著地促进了广告知识与广告科学发展的广告研究。”[98]“广告研究”！“广告科学”！哈佛大学教职员中那些真正的学者和科学家是怎样看待大学逼他们与之为伍的这类同伴的？对一个其图章中继续包含“真理”（Veritas）一词的机构的理事们来说，这似乎不成问题。而“真理”与上述现象毫不相干！也许某一天哈佛大学的新图章可能刻上“真理及经商才能”（Veritas et Ars venditoria）这些字眼[99]！
由于突然面临为企业培训上千学生——研究生——的问题，哈佛大学商学院不得不编写大量的文献资料以供需求。哈佛大学校园内经济学方面的教科书和参考书当然已相当丰富。但商学院必须做一些本校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他们当中有些人已受商学院诱惑去从事新的事业——或一个普通财会学院尚未做过的事情。该机构的负责人产生了一个灵感：既然伟大的兰德尔（Langdell）想出了法律教学中使用案例教材的主意，为什么商科教学里不能使用案例教材？他也许不知道，从大学的观点看，法律教学中使用案例教材已产生种种原先未曾料到的缺点。不管怎样，哈佛大学商学院就很快搞出了一套商科案例教材。研究工作也很快开始启动[100]。从商学院研究部发表的文献题目中，人们可以对体现商学院设计者特点的智力水平和幽默感有所了解。这里是一些样本：《零售药店账目管理》、《零售杂货店账目管理》、《零售五金店账单记录》、《百货商店女鞋部商品管理》、《零售珠宝店管理开支》（从1919年至1928年每年单独出卷）、《1918年批发食品业务的售货员薪水支付办法及其管理开支》[101]。如果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一个哈佛大学的毕业生，真的希望成为一个零售药店或五金店的商人，或一个食品批发商，那么由哈佛大学为他提供研究生层次的特别的职业训练，学校不是既降低了自己的训练价值，又低估了受训者的能力？难道就不能给知识性、经验性或职业性的“商学院”留些余地？再者，这种事情对整个大学、对美国文化和文明又能起什么作用？学生被告知这种做法可以激发学习职业性课程的愿望——而这恰恰不是哈佛大学应该追求的目的。
哈佛研究生商业管理学院在组织上与普通职业性商学院相似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有一次访问该学院时，我从公告板上摘录了下述通知：
下列学生尚未上交规定的图表作业
（70多名学生的名单）
除非马上上交作业，否则成绩作零分计算。
请记住，这些学生都是本科毕业生，从他们当中将产生各种“经理”。当我询问为何使用这种对付小学生的方法时，给我的答复是“否则教师不知道如何评价（因此也不知道如何推荐）他们”。显然教师没想到：对一个接受培训以后要担任企业负责人的学生而言，在没有强制性压力的情况下就不能履行自己的责任，也许是应该记录的最重要的事实！一份强制性的图表作业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明一个研究生是否成熟和够格呢？
哈佛大学商学院是由一名纽约金融家捐资600万美元创办起来的。在这笔捐资中，500万美元立即被用于建造学生宿舍，原计划可容纳1000名学生。剩下的100万美元，加上后来获得的其他捐资共270万美元，则作为固定基金。学生宿舍现在一年赢利10万美元，捐赠基金一年增益12.5万美元，因此商学院主要依靠学费运转。但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商学院要从事“研究”，而研究，即使是广告方面的研究，也是昂贵的。迄今为止，“研究”所需的经费一直“捉襟见肘”[102]，结果导致“财政不确定”，“图书馆计划面临严重的问题”。难道要求哈佛大学研究生商业管理学院的领导自身能够运用完全合理的经营方法会太过分吗？难道一个头脑清醒的商人会将自己5/6的原始资本用在砖瓦灰浆上，而将其事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寄希望于运气？不知道那些商学院教师自己是否就不需要被送进学院——尤其是有经验的学院去学习！为了缓解经费使用不当所带来的困难，一个非官方组织的委员会已着手组建了一个有250人参加的协会，每人每年捐资1000美元，“以稳定和促进商科教材的研究与收集”。这笔资金的管理权属于捐资者选举出来的理事会，其成员自称为“杰出的商界领袖”。他们的目的无疑是单纯而高尚的——但如果一个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开展工作并研究“财政、政府、劳工关系……和公共设施”的学院，其研究资金不仅年复一年地依赖“杰出的商界领袖”提供，而且只归他们管[103]，那还有什么学术自由和科学精神可言？还能想得出比这更幼稚的事情吗？哈佛大学与此无关，因为在解释这一项目的12页文献中，既未提及校长和校方，也未提及教师！“商学院院长希望该协会的成员资格能使人产生一种真正的满足感。”而这是在哈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