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得利”北方经营区域的大总管
1915年在上海开创亨得利钟表行的时候，王光祖和两位宁波的创业伙伴就一起制订了业务发展规划。三个人做了分工：一路由应启霖负责，从宁波向杭州、上海方向发展，另一路由王光祖负责，由宁波向南京、天津、北京等区域发展，庄九皋则主管上海大明眼镜行的眼镜业务。并商定，每开设一处分店，应、王、庄各占股份百分之三十。
1915年前后，王光祖已经在南京扎根，开设亨得利钟表店的分号，并把家也迁到南京。他的儿子王惠椿就一直跟着他，先在南京华中公学读书，后来到亨得利上海总店做学徒。王光祖所管辖的往北京发展的这一路，积极奋进，在沿途各埠拓展业务，广设分店，屡有建树。1918年创建天津亨得利，1920年创建郑州亨得利，1922年在天津设立大明眼镜分公司……1928年前后，他的三个儿子也已经学业有成，因此王光祖也采取家族式的连锁经营来拓展业务。大儿子王行龙在天津创业，次子王仁慈在重庆发展，三子王惠椿则在北京创业。其他各地的分店，也基本是依托宁波籍的同乡人经营，店铺雇用的也多是浙江人。据周震康老先生介绍，其祖母有一个侄子，叫陈耀宗，就在沈阳开亨得利钟表店。因此王光祖开设的亨得利各地分行里有不少定海籍老乡。
王光祖的第三个儿子王惠椿在北京的经营最为出色。
1927年，王惠椿独资在北京前门外观音寺大街9号开办其在北京的第一家亨得利钟表店，由于地处南城，故简称为“南亨”。
“南亨”的建筑是一幢杏黄色的三层楼，一楼营业厅，按其经营特点设计成八卦形，显得别致、宽敞、明亮。摆上琳琅满目的钟表，显得更加豪华。王惠椿精通生意，买卖越做越好，不到三年积资甚多。1930年，又在王府井大街39号开办“亨得利”东城分店，因地处东城，故简称“东亨”。随后又在王府井大街兴办惠龙钟表店，在西单北大街291号兴办西城“亨得利”钟表店，简称“西亨”。这就是当时享誉北京的“四大钟表店”，皆为定海人王光祖家族所开设，王惠椿是这四家钟表店的总经理。总店和批发庄设在“南亨”，各分店由总店统一管理，统一核算，分店每天的销售款在业务终了后，如数送交总店，进、销、人、财、物大权都掌握在总经理王惠椿的手中。
亨得利在全国享有盛誉，是因为亨得利的经营非常规范，其中北京亨得利堪称亨得利品牌的模范。
首先，经营方面，亨得利董事会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店员从学徒开始，就得讲“和气”，懂礼节。对店员的仪容衣着、言谈举止、生活作风管理严格。站柜台要求穿戴整齐，夏穿长衫，冬穿长袍，站姿端正，不准在店堂吸烟和聊天，等等。
其次，品牌方面，注重信誉，绝不做砸牌子的事情。亨得利是全国连锁经营，一荣俱荣，任何一家分店都代表总行的形象，任何一家分店也都是依靠总行的形象而被消费者所认可，因此亨得利重视企业品牌和信誉。亨得利出售的商品，全部印有“亨得利”的商标，就是瑞士进口手表、挂表的表面中间英文品牌下面，生产厂家也特意写上“亨得利”三字，这也充分说明外商对亨得利品牌的认可。信誉基于服务质量，根据顾客“走时准就是质量高”的消费心理，亨得利在钟表的准确度方面狠下功夫，对出售的落地钟、坐挂钟，在出售前都要经过仔细检验，试走三天三夜，天天校对，发现毛病，修好再售。为了扩大宣传，王光祖等人还把带有“亨得利”字号的落地钟、挂钟无偿赠送给各大戏院，悬挂在剧场休息厅里，以扩大影响，提高信誉。
第三，用人方面，注重技师培养，高薪留人。王光祖和王惠椿招收徒工选人很精，进店要有两人作保，经过三个月考查，择优留用，能力低者坚决辞退。学徒期三年，要求学会收货、卖货、算账、包扎等技术，要能辨认商品的产地、规格、质量及其使用常识，特别是要学会接待各种不同的顾客，揣摩顾客心理，随机应变，想方设法把生意做成，还要学会修理业务。满师以后的学徒，再经过几年的培养，就成了较高级的钟表技师。钟表技师和经理的收入都普遍较高，一般分行经理的工资在每月25—30元，副经理每月25元左右，而修理部的“把作”主任（即技师）和副经理不相上下，普通营业员为每月10—20元，分行全体人员年终享有两个月的额外工资，职工食宿也由公司负责，这样的待遇当时是少有的，这也得益于亨得利的营业利润比较高。
第四，生意精。进货是否适销，直接关系到经营的盛衰。“亨得利”的进货大权一直掌握在王光祖等这些总经理手中，他们不但熟悉各种商品的质量、产地、行情，而且掌握市场的信息，能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及时调整经营品种。亨得利以经营中高档钟表为特色，在服务上，总行和分店实行联合保修，钟表在保修期内，都可在就近的亨得利钟表店免费修理，因此颇受消费者青睐。
王光祖，这个定海籍的亨得利创始人，为亨得利的市场拓展和品牌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堪称定海籍的“钟表大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