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培茵、胡山源的定海之行与义桥小学的创建

1946年秋，方培茵、胡山源的定海之行是创建义桥小学的渊源。

抗战刚结束，当时的定海经济低迷，百废待兴，胡山源夫妇在定海看见儿童艰难的生活状况，感到心酸，由此而产生儿童教育问题的思考。与胡山源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在《舟山文艺》的文章《回忆定海之行》中对定海乡村生活、乡情乡谊的温馨回忆不一样，他20世纪40年代写的《定海零拾》则充满了对民生贫穷问题的思考，特别是对定海儿童的贫困失学现象的关注。胡山源的文章，语言朴实，毫不做作，细致入微。

《定海零拾》一文发表于1947年的《旅行杂志》第一期。文中介绍夫妇俩遇到乞讨的小孩，“早上在道头上岸后，我们不叫车子，随便走着。两个小叫化（花），紧跟不舍，说出了许多天真可笑的求乞话。他们看看我没有希望，便转而盯牢我妻，说：‘师娘，是介勒，……’反复之不已，口气极为亲热。但我虽然同情他们，却不赞成他们的恶习惯……”在《定海零拾》中还提到一个小女孩，“热闹的市街走完时，走到了一座桥，桥下的水很清。桥上有一女孩，大约七八岁光景，穿着破旧的衣服，呆呆地立在那里观看往来行人。面目倒还清秀。奇怪，她竟满唇涂了口红，不见得是什么来路货吧？然而其嫣然的颜色，倒像道地的美国货所造成的。这样的城市里，在这样的女孩嘴唇上，竟涂有口红，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景象或意义呢？我说不出，我妻也说不出”。贫困儿童的乞讨、失学，是胡山源夫妇不愿意看到的，他们想着如何帮助失学的贫困儿童，不是给他们几个铜钱，而应该在教育上做点事情，帮助学龄儿童多多走进学校，以开启智慧。

在义桥的舅舅家，他们说出了自己的教育想法。胡山源在《回忆定海之行》中回忆说：“在舅家，看见了不少学龄儿童，都没有上学。据说，要上学就要走到城里去。我和培茵，本来在上海办了一个中小学，免费额占四分之一，就是希望学龄儿童多多进学校。”方培茵在《舟山，我的家乡》中则回忆说：“那时的义桥，几十里方圆地方都没有识字的人，我想为故乡办一所学校，以开故乡的茅塞。”除此之外，他们办这个学校也想以此善行作为纪念培茵父母的一种方式。

原先胡山源夫妇设想，自己的经济实力有限，只能造三间平屋办学，交给其舅父，由当地人家自己设法管理。后来得到定海名士吴兴馀的帮助，学校的办学规模就大多了。吴兴馀是定海商界名人，是新中国成立前舟山火轮公司、电话局的股东，舟山电灯公司的经理，“丰泰隆”商号的掌门人。吴先生是个“文痴”，善书法，好收藏，又酷爱昆曲，是上海昆曲界著名的票友与客串演员，与文坛大家、书画界之名宿、曲坛名角交往甚密，由于爱好昆曲而与胡山源夫妇交谊甚深，因此当他得知胡山源夫妇要兴办公益性小学时，便鼎力支持。正好吴兴馀家在今城北水库的北侧有一处田产，便慷慨捐地作为建校地基。到了上海，办学善举又被定海籍人士胡亚筠获悉，得到胡亚筠的支持，胡亚筠托吴兴馀协随办理，于是就造了前面四大间、后面两大间的房子，添置了课桌等用具，办起了一所在当时来说还算像样的义桥小学。嗣后吴兴馀还每年解囊相助，竭力为学校排忧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