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上海企业幕后真正的操盘手，可能就是定海帮实业家刘鸿生
论关系，无论徐国懋，还是叶起凤，都与刘鸿生非常熟悉。新中国成立初，徐国懋由香港返回祖国就和刘家有关，是刘鸿生的二公子刘念义首先抵港，向滞留香港的徐国懋介绍了新中国政府的工商政策和新气象，动员刘鸿生、徐国懋等回上海。
叶起凤是刘鸿生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的同学，更是刘鸿生家族企业的得力干将，其多次参与经营刘鸿生家族投资的企业，如中国企业银行、华商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等。
1947年，刘鸿生确实想开设一家舟山渔业生产的大型企业。为了实现这一宏伟计划，他还亲自率领一批水产渔业界的官员、技术人员前往舟山考察。
1947年5月8日，刘鸿生以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执行长的官方身份，带领该署上海分署副署长兼渔管处处长王人麟、副处长王以康、秘书苏公隽以及几位外籍专家等10人，乘舟山轮前来舟山，参与舟山渔业考察等多方面的活动，这是刘鸿生唯一以官方名义在舟山的重大活动。
当时所谓的善后救济，一方面是把救济物资分配给战后的贫困地区，另一方面的重任就是恢复生产，发展实业。富有战略眼光的刘鸿生把目光瞄向海洋资源开发，并以此作为发展经济、回报舟山父老乡亲的一个举措，当然也是刘氏家族企业再创业的一个契机。抗战胜利后刘鸿生有重整旗鼓的雄心壮志，出任善后救济总署执行长，有一番为国为民的理想。
在舟山考察中，这位爱国爱乡的“红顶商人”认为舟山最重要的出路是发展航运业和渔业。他坦率地说：“生活的要素即为解决衣食住行，本县地处海岛，衣食木料均仰外给，唯一出路，厥为发展航运业渔业，而此皆非短期内可以实现。第一需要专门人才，第二需要大笔经费。因运用新式机械，必要有新的人才，故欲求改进渔航两业，根本须从教育着手。”在渔业投资的来源上，他把眼光瞄向大上海，他认为：“至于要造厂的资本更大，既非鸿生一人力所能及，亦非本县人士所能合力创办，必需外地人士共同投资。故愿在不丧失定海人利益的范围内，来设法促其实现。”
1947年刘鸿生在舟山考察渔业发展
刘鸿生先后在沈家门渔港、岱山东沙角、长涂港等地考察，在接受《定海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这次舟山之行，感到长涂确是良好的渔港，将来可能在长涂设立鱼品制造厂，只是因为经费浩大，须待详密计划，动员投资。
希望投巨资发展舟山渔业，以股份有限公司的大手笔施展开来，或许也只有刘鸿生这个舟山老乡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决心。
刘鸿生返回上海，开始了对舟山渔业生产的开发与投资的构想与计划，这个“舟山水产制造厂股份有限公司”的筹建应该是刘鸿生这位爱国实业家报效故乡、开发海洋资源的一个谋划。
1947年7月，这个公司开始发行收据，筹资兴办。但是，这个公司最终似乎未能真正成立并运转起来。所以舟山乃至上海的水产历史上都没有详细的记述。
笔者猜测其中的主要原因，或许跟后来刘鸿生家族企业的经营状况有关。因受到美国货的冲击，刘鸿生经营的水泥业、毛纺业、码头业都受到影响，再加上后来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刘鸿生家族企业逐渐衰落，其在舟山渔业发展的新产业上心有余而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