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歌曲
本研究中所涉及有关“歌曲”的定义,在探讨到闽南原乡方面包括:民间歌谣或民间歌曲(简称民歌或民谣);于台湾部分,则有自然民谣、流行歌、流行歌曲等界定。
行于西周至春秋中叶约500年间之《诗经·国风》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民歌选集。过去学术界有关民间歌谣之研究,多自《诗经·诗大序》[4]开始讨论: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不足,故咏歌之;
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以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忘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吕氏春秋·古乐》中有“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之记载;《吴越春秋·弹歌》(相传黄帝时期流传)有“断竹,丝竹,飞土,逐肉”的记载,可以看出:民间歌曲在原始社会和人民生活与劳动有着密切的关系[5]。民歌深深地扎根于乡土之中,深受广大民众喜爱,《文心雕龙·乐府》所云:“匹夫庶妇,讴吟土风。”正是民歌流行的真实写照。由于是集体传唱,不断加工,所以民歌集中体现了集体创作的才华。[6]
综观相关研究与本研究之访谈记录,可以总结出民歌之定义:民歌者,为各民族因应生活之需求(如劳动或抒发情感而信口唱出的歌谣),流传于人民群众的口头,世代传唱,深深扎根在人民生活的沃土中,并不断加以改编、再创造而形成的一种具有变异特点、地域风貌和民族特色的非专业创作的音乐作品。其丰富生动的语言,鲜明突出的艺术特点,五彩缤纷的艺术风格,广泛而深刻地反映着社会生活。在台湾,有关闽南语之民歌,多数称为闽南语民谣或自然民谣,即流传于人民与乡土之间,而不知作者为谁,是自然而生的民歌。[7]
闽南地区的民歌“小调”,又称为“里巷之曲”,是闽南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唱的小曲,流行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和乡镇,传唱比较广泛。它们往往经过职业艺人的加工,且多由艺人口头传授,有相互传抄的册本与唱片。在闽台戏曲音乐中另有一种称作“锦歌”与“歌仔”(另称“歌子”)的曲种,其中的“调仔”(另称“调子”)有如上述民歌中的“小调”,两岸研究歌曲与戏曲音乐的专家认为“调仔”也是与民歌有关的唱曲。因此,本研究讨论的闽南地区的歌曲基本上包括了“调仔”与“小调”。
陈耕先生将第一代与第二代的台湾闽南语歌曲分别作如下定义:第一代“俺公的歌”,是大陆闽南最原始的原乡歌仔,反映原乡的生活。明末清初时大量传唱到台湾,而成了台湾民谣。第二代为“本地歌仔”,即歌的音乐内容传到了台湾,有新的呈现。闽南的原乡歌仔加入了平埔族或客家音乐元素,成为第二代“本地歌仔”。歌仔戏里部分“七字调”即自此演化。“本地歌仔”的代表作是《思想起》,这在闽南原乡是没有的,有“思想原乡”之意涵在内。[8]
王鼎南先生认为:闽南语歌曲原出身于百姓之家,出身于民歌俚谣,“平民化”与“通俗化”是它的固有艺术特征,也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本钱和优势。就像南音一样,闽南语歌曲的创作者也运用他们所熟悉的语言和熟悉的表达形式,表达他们所要表达的内容;它们的歌种与生俱来就不是“曲高和寡”的那种“雅”乐,而是“歌俗和众”村歌俚谣的“平民化”与“通俗化”歌谣。事实上,闽南语歌曲也可说是闽南方言民(间)歌(谣)的别称。王鼎南先生所指之歌曲,例如:《灯红歌》、《长工歌》以及套用《苏武牧羊》曲调的《父母主意嫁番客》,或台湾的恒春民谣《思想枝》、宜兰调的《丢丢铜仔》及《望春风》等,这些民歌民谣也可说是早期的闽南语歌曲,是在里巷村野“土生土长”起来的“顺口而歌”的民歌俚谣。[9]
亦有专家认为,用闽南话唱的当地民谣小调与山歌就是闽南语歌曲,陈彬先生提出其中应当包括:褒歌、山歌、小调民谣及锦歌。“锦歌”属民间歌曲,部分山歌则涵盖了用闽南话唱出的民谣小调,如:散曲、《长工歌》、《雪梅思君》,以及用“杂念调”与“七字仔”去演绎历史故事的《山伯英台》与《陈三五娘》。更进一步讲,陈志亮先生认定闽南语歌曲就是“锦歌”,[10]发源自九龙江下游称“锦江”之芗城一带,是一种包含了民歌与说唱音乐、可独立演唱的区域形式歌曲。以前人叫“歌仔”的其实就是什锦歌,后来演变为“锦歌”。彭一万先生认为,明末清初厦门流行的“歌仔册”里记载的“歌仔”是用闽南语演唱的传统歌谣和创作歌曲,亦属闽南语歌曲范畴。[11]
许常惠先生将广义的民谣解释为以歌唱为主的民俗音乐[12],以台湾汉族民谣来说,按照其用途可分为五大类:歌谣、戏剧、说唱、歌舞、儿歌。其中,歌谣为狭义的民谣,包括:“宜兰调”《丢丢铜仔》、《驶犂歌》、《草暝弄鸡公》、《六月田水》、“恒春调”《思想起》、“枫港调”《四季春》、《牛尾摆》、《台东调》、《台北调》、《桃花过渡》、《乞食调》、《六月茉莉》、《五更鼓》、《彰化调》、《新竹调》、《万枝仔调》、《台南调》、《卜卦调》等。歌谣类中摇篮歌最少,情歌特多。其中,《驶犂歌》、《桃花过渡》可作歌舞也可作歌谣,《思想起》、《牛尾摆》可作歌谣也可作说唱。这可说是台湾福佬系民谣的特色。
除了民间歌曲,台湾自日据时期起至现代,出现了一种通过词与曲创作的流行歌曲,不同时代对这类歌曲也有不同的称法。陈君玉先生曾于日据时期文学刊物上如此解说“台湾歌谣”的定义:“台湾歌谣是什么,到底哪一种歌谣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歌谣呢?要叫我们一听便可知道这是在唱什么,那个曲韵又要顺适我们台湾的特殊性,俾给一般容易习得,大众便可自由自在拿来当做消愁慰安的随身宝,那才是我们一般的歌谣。”[13]
相对于自然民谣、民歌、调仔或小调,日据时期作家写词与作曲家写曲表现为“流行歌”。当时所流传下来的相关留声机唱片与封套,以及当年报刊所登载的广告,针对此一形式的歌曲均以“流行歌”命名。台湾光复后,乃至西方文化传入台湾,受到文化工业运作影响,流行文化下的“流行歌”,到了现代,则称“流行歌曲”或“时代曲”(其创作或录制成唱片等发行机制,大致与日据时期的模式相同)。
林二、简上仁先生认为,创作于台湾光复前的乡土歌曲如:《望春风》、《雨夜花》、《农村曲》、《白牡丹》,以及光复后的《补破网》、《烧肉粽》、《安平追想曲》、《杯底不可饲金鱼》等,这些具有民谣风格的创作歌谣,均有作者而不得列入所谓“民谣”之林。但事实上它们能否称得上民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在一般群众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地位,可能连正宗民谣都望尘莫及,也许亦可称之为“准民谣”。[14]
事实上,流行歌曲属于流行音乐的一种。吕锤宽先生认为,以乐曲的历史性与文化性言之,台湾的音乐生态圈可分为本国传统音乐、通俗音乐、外传音乐。其中,传统音乐包括汉族与原住民各族的音乐,通俗音乐又称为流行歌或流行音乐,外传音乐以美日的流行音乐等通俗音乐,以及西欧的艺术音乐为主[15]。
黄奇智先生则以“时代曲”称呼流行歌曲,时代曲采用了比较容易被群众接受的格式写成“歌曲”,为了易于记忆、背诵,歌词和旋律除力求简单和直接外,还加上一定程度的重复。通常歌曲内容简单、歌词很短。其中有一种“小调式”时代曲,较具传统中国味,称作“小调”;有的时代曲即由民间流行的小曲改编的[16]。
时代曲有作者可考,属于创作,作者写出来的这类东西或受市场操纵,或存在有限度的情感抒发(仅作者个人主观意识的投射),不如一般民歌那样客观反映社会生活。台湾词曲作家林垂立亦用“时代曲”定位自己所创作的歌曲,认为它们是反映生活的歌曲,透过流行歌手演唱为“时代曲”,若由美声声乐家来唱就变成艺术歌曲;时代歌曲要红了,才叫作“流行歌曲”[17]。因此,除上述没有特定作者而传唱的民间歌曲或民谣外,日据时期之“流行歌”、台湾光复后至现代之“流行歌曲”或“时代曲”,词曲作家创作、使用闽南语方言所唱出之歌曲,且在大众之间流传者,亦为本研究主题所涉猎之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