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老兵、台商与K歌文化的兴起
台湾当局自1987年7月14日宣布“解严”,接着于10月15日宣布开放大陆探亲政策,并自11月2日起由红十字会接受民众申请赴大陆探亲。[113]据大陆公安部统计,从当年11月2日到12月1日,台湾开放探亲的第一个月中,大陆边防检查站已迎送台湾民众入出境一万三千多人次;其中入境的有7664人,出境的有5677人。他们大部分从深圳、广州、拱北(临近澳门)口岸入出境。[114]
而大陆从1978年11月确立“和平统一”的对台方针后,就开始采取大展双臂欢迎“台胞”前往探亲、经商的策略,台湾民众因而“偷跑”到大陆的情况屡见不鲜。等到1987年11月台湾正式开放探亲之后,民众更是络绎于途,名义上说是探亲,实际上从事的活动却不仅如此,举凡经商、旅游、考察交流,甚至结婚者,多有人在。开放探亲的前四年,即自1987年至1990年这四年间,台湾民众赴大陆人次数,总数为1934979人次,到2006年已经突破4200万人次。每年在大陆常住的人口,据估计多达100万人。[115]
由于两岸人民的接触更为频繁,传唱同源同语的流行歌曲,更成为两岸人民共同的喜爱。1988年3月,“台湾歌星探亲演出团”一行十三人在首都体育馆演出,第一次亮出“台湾艺术团赴大陆公演”的旗帜。该团在大陆十多个大城市巡演四十余场。并与中国录音录像出版社合作录制盒式磁带“情留故土”,这是台湾歌手首次在大陆录制出版磁带。[116]
两岸合作音像出版一时间蔚为风潮,在东南沿海地区销售得好的闽南语歌曲录音带、唱片或CD,成了抢手货。当年,以发行陈小云、叶启田等歌手演唱闽南语歌曲的吉马唱片,也成了大陆音像出版社亟于接触的对象。当时的台湾媒体有如下之报导:
目前台湾商品登陆大陆内销市场最成功的应属流行歌曲卡带。北京、上海的大型商场习惯在营业厅内播放音乐,即使商场中尚未展售台湾产品,台湾童安格、潘美辰、小虎队等歌手的歌声已经“占领”整个卖场;厦门则是陈小云、叶启田、陈一郎等人的天下。[117]
吉马唱片负责人陈维祥接受本研究访谈时提到:
大约是20年前,有一天接到厦门音像出版社人员的来电,希望能合法出版吉马唱片的一些卡带。当时,陈小云的《舞女》、《歌声恋情》、《杯中影》、《爱情的骗仔我问你》,以及叶启田的《爱拼才会赢》、《干一杯》正红。那时,两岸刚开放,公司着眼于市场的开发,就同意让他们发行,于是我带了母带前往厦门与音像出版社的人洽谈。
一到厦门,去逛一处夜市,整条街几乎都在播放吉马的唱片,当然那时在夜市卖的都是盗版。我就问卖唱片的人为什么要播,“因为有人买!”这人又说:“这个吉马太厉害了,我们都是靠他吃饭。”我就回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当得知我是吉马的老板时,很惊讶地:“你就是陈维祥老板唷!”一直说我很厉害之类的话。
那一次,我总共带去20版母带,卖得很便宜,一版约合新台币5000元而已,全部共卖了十几万元。接着,我拿了这些钱再去了泉州,又认识一些当地的文化人,他们那时候的生活较苦,月薪才人民币70元,我送每位朋友人民币100元,他们都很高兴,去的时候一个人也不认识,离开时大约有一百人到厦门送机。
两年多之后的第二次,来电要授权出版唱片的是广州音像,他们希望带陈小云去,我们也在那儿开记者会,搞得轰轰烈烈,结果也卖得很好,让陈小云大红大紫。除了这两家是正式取得我们公司授权出版之外,其他在这之前于大陆卖的唱片几乎可说全是盗版,据我的了解,应该是当时透过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有合法版权的唱片公司,再偷跑卖版权到大陆,也有的是透过渔船、批发商或台湾友人取得。
大陆人喜欢台湾歌确实不少,因此常常我们才出版一两天,就有人透过台湾朋友或经由第三地汇钱来买,买了以后可能也会拿去作盗版。全盛时期,可说是买一版可作三版盗版。由于盗版多了,自然歌曲的流传与推广也广,才会让我们的闽南语歌曲在全大陆或东南亚华人圈里,大家都能琅琅上口。[118]
在1990年代初的全盛时期,沿海地区与台湾闽南语歌曲的流行步伐极为接近;也就是台湾一出版发行新的专辑,大约半年左右、不到一年的功夫,就已能在福建一带传唱了。作曲家林垂立提到:
记得2007年在泉州的一个夜晚,一位厦门电视台的友人带我出席一项聚会,当时另有一位泉州电视台的主管闻风而至,说是慕《车站》歌曲之名而来。在一个KTV包厢里,突然有人唱也是我的作品《往事甭提起》。这位歌者是一位中年男人,唱起这首闽南语歌曲,字正腔圆。如果是在台湾,对这样的场景并不会觉得稀奇,但在泉州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城市,有人能把这首歌唱得这么好实在令人惊讶。接着,又有一位女士唱《车站》,也是唱得很好。
原来,电视台友人带我去的那个KTV场合是一家银行总裁招待员工欢唱,大家听闻我-这个台湾去的作曲家会去,因此行员里有几位是爱好歌唱的艺术团成员,就一首首地唱着我的歌。当下,我才了解原来在厦漳泉地区,台湾的闽南语歌曲已经流传得如此根深柢固了。这首《车站》是在1992年底发表,1993年开始在台湾流行。席间有人说,他们在小时候,也就是十多年前,即1993—1994年间就听过这首歌,推算下来,在这首歌红的时候,大陆与台湾流行的时间误差不太多,大约在半年至一年间。
个人判断,当时虽然台湾已开放探亲,不过,台湾闽南语歌曲会大量在大陆流传,可能是在早些年透过走私一些录音带或CD传过去的。另外,也有泉州的友人说,家住海边,家里是讨海人,小时候就常在海边听到闽南语歌曲。这一点,在高雄、基隆、澎湖都有渔业电台,透过电台的发送网络,闽南沿海一带能听见这些歌曲,可能性极高。[119]
台商与卡拉OK、KTV的K歌文化也是促成闽南语歌曲在大陆流行的重要渠道。蓝雪霏、王鼎南与黄汉杰等人均提及那段过程:
在两岸隔绝状态下,台湾的闽南语歌曲透过邓丽君的录音带传唱;开始有交流的年代,则是通过卡拉OK、网络等现代科技流传至大陆。[120]
到了80年代末,像是《一支小雨伞》、《爱拼才会赢》逐渐红起来;90年代又有卡拉OK与歌舞厅等娱乐场所,这起了推波助澜之效,这些歌曲满街都听得到。那时候,即90年代初期,在沿海沙滩上,常看到一家村民就任意搭起竹棚,帐篷里就装设简单的卡拉OK设备,大家就这样唱起来,但仅限于海边的民间,倒没有进入市区。
后来,这样的唱歌风潮进入市区的酒楼、歌舞厅等商业活动场所,里面常有小姐献花,生意开始好起来,就我所知,连上海音乐学院的毕业生都来唱,歌唱得好的,每拿到客人送的一个花篮,就有500元的犒赏;一个晚上,最多可拿到上万元。此情形大约狂热了两年多,后来,歌女的水平愈来愈差,不会唱就乱唱,加上兴起了卡拉OK与VCD,就被取代了,大家不是在家自己唱,就是跑到卡拉OK去唱了。[121]
我是1980年出生,大约在七八岁左右开始就接触闽南语歌曲,当时,家父和一位台商在泉州九一路圆楼的十五楼合开了泉州第一家卡拉OK——”海峡卡拉OK”。卡拉OK里面有舞台、卡座,客人唱,也有小姐一起唱。记得第一次上卡拉OK舞台是八岁时,我唱了陈小云《爱人跟人走》;当时是台商干爹把我拉上去唱的,还记得我边被他拉边走上台,结果鞋子都掉了。唱完后,干爹赏了我一个大红包,是5000元台币。
童年时期,家里环境还不差,从我五、六岁开始,家中就有一万多元人民币的进口音响,父亲经常放大碟(黑胶唱片),像陈小云、陈盈洁的歌,我都耳熟能详。由于经常接触闽南语歌曲,加上可能是有唱歌细胞,只要听过一两次旋律的就能唱,因此父亲和干爹合开的这家卡拉OK就成了我表演的场所。每天晚上我几乎都到卡拉OK报到,一个晚上唱下来,都可以拿到客人给的红包,有台币、美金、人民币与港币,最多的时候曾赚五千多人民币。有一位台湾客人很喜欢我,经常从台湾买礼物来送我,有一次为了帮我买鞋,临时用吸管量我的脚ㄚ子,下次从台湾再来时就真的带了一双鞋来。还有一次在我生日时,打了10条金项链送我,最重的一条就有5钱。[122]
K歌文化之所以能在大陆兴盛的原因,有很大的部分与台商回到大陆投资有密切关系。
回顾台商投资大陆的历程,其实早在台湾还没开放两岸交流以前,就有荣民或台商从第三地转往大陆地区进行投资,例如:1984年第一家由台资与上海合资的上海联华合纤有限公司,就已经在嘉定区开业,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也不乏同样的案例,只是到了两岸正式开放往来后,才开始引发一波波的投资浪潮。1988年,大陆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十年,与此同时,台湾则面临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变化,第一波投资浪潮于焉诞生。这一波产业外移的特色,是以劳动密集型、规模较小的传统制造业为主,且大多集中在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直到现在,广东地区的台商数量仍然位居大陆各省首位,全省台资企业超过13000家以上。[123]
台商离开台湾的家乡,到大陆投资、设厂、工作,原来的社交圈、生活圈完全异地而处了,在大陆时台商之间的联谊就很重要。台商通常一见面自然就用闽南语沟通,听说早期台商人少,深圳布吉镇台商常愿意花二小时的车程到市区找台商聊天以慰乡愁,至于结伴到卡拉OK店唱台湾民谣就更顺理成章了,台商在外打拼,困难多,易被欺负,联谊团结对外以求自保是自然的人性反应。[124]而大陆各地的台商协会也变成聊天、买卖或介绍商品或唱卡拉OK去忧解愁之地。[125]
卡拉OK是1970年代开始流行在日本小酒吧、餐厅的伴唱机或伴唱方式,1980—1990年代在台湾渐盛行;1980年代末由台港人士传入大陆地区,由于刚好配合大陆人民对娱乐的需要和对流行文化的追求,而受青睐。当时对大陆民众的收入而言,消费偏高,但大家仍趋之若骛,视之为身分地位象征的休闲方式。KTV则结合MTV与卡拉OK二者特性,兼具私密性高,不仅席卷台湾地区,也随着台商移植到大陆,同样受民众喜爱。[126]
大陆最早设有卡拉OK的是在上海,1987年旅日华人黄一勤在上海国际俱乐部,以他祖籍命名办起黄楼卡拉OK厅。1988年广州地区出现卡拉OK,同年九月并曾经由《羊城晚报》与“荔枝湾歌舞厅”联合举办广东地区首届卡拉OK大赛。此显示,在那之前,广州的卡拉OK已具备一定的群众基础了。[127]
后来,甚至也有脑筋转得快的台商到大陆投资,不再局限在“制造业”,而看准沿海的上海市等城市,针对当地每天有二到三万名华人、日人观光客、商人停留,到上海开设占地五百坪,全上海数一数二的卡拉OK店加MTV的KTV店。[128]
受到台商的带动,这股K歌文化风潮不仅在台商之间流传,连带地也影响到大陆一般百姓的休闲形态。在都会地区,卡拉OK餐厅普及,许多文化单位、演艺场所、餐厅、观光旅馆亦附设相关设备或KTV包房,而高级夜总会中的卡拉OK,不论灯光、音响与装潢均不逊于台港地区。据统计,在1990年底上海就有124家卡拉OK厅;地理、文化、语言和台湾最接近的福建省,卡拉OK、KTV及台湾流行歌曲之盛行,使人宛如置身台湾。以厦门市为例,在1990年时卡拉OK不过39家,到1994年已达一百多家,这还不包括宾馆与酒店附设在内。[129]
1990年代,在福建闽南一带,由于是台商集中之处,街道上不时听得见闽南语流行歌曲的播放,简直与台湾没有两样:
街上录音带播放台湾闽南语小调,店铺贴满台湾歌星海报;小贩挂出“台湾槟榔”招牌;玉器陶瓷店专卖台湾客;黑市贩子高价兑换台币;台湾客的夜生活方式更带来强大扫黄行动。
除了这些以外,今年以来,厦门又多了一个大陆上绝无仅有的特征,随处可见的台湾客。许多到了厦门的台湾客都认为这个城市与七十年代的台北是那么相似。
……台湾客的资金使厦门“兴奋”七月,走在厦门的街上,除了热浪和阳光,给人最强烈的感受就是一种独特的”台湾气氛”。形成这种气氛的包括:店铺里录音机播放出的台湾闽南语小调。
出租车司机最熟悉台湾人在厦门夜生活的去处——在价钱比台湾平到笑(便宜到可以偷笑)的大排档有吃不完的海鲜和当局不许出售的野味、饮不断的酒,消磨不尽的夜在“卡拉OK”借着酒兴放声高歌《爱拼才会赢》、《心事谁人知》等等台湾小调,唱到兴高采烈时手舞足蹈,歌厅的司仪往往在这个时刻带头喝采道:“请大家以掌声鼓励这位台湾客人的精采表演!”[130]
厦门唱片行里卖的尽是台湾歌星的唱片、录音带,墙上的歌影星海报不是玛丹娜、珍尼杰克森,而是童安格、齐秦、千百惠,至于首都北京当红歌星崔健的海报则摆在一角。
“卡拉OK现在最流行的是爱拼才会赢!”卅岁出头在厦门开卡拉OK店的‘台商’小陈说道。原来在计算机公司担任经理的小陈,二年前放弃台湾的稳定工作,到大陆海南岛养草虾,一年前转进东南,在厦门开起卡拉OK店。由于前来做工商考察及投资设厂的台商越来越多,他的卡拉OK店经常高朋满座,因此又开了另一家卡拉OK店。[131]
大陆在加强引进台资之际,连带台湾的消费方式,也成为当地的一种风尚,卡拉OK的兴盛,最具代表性,有些连店名都令台北的客人有似曾相识之感,原来竟是台商投资的,看来,“台湾经验”是完整地输出到大陆。[132]
甚至有台湾媒体报导:“海峡两岸统一从KTV开始。台商到大陆投资KTV等休闲行业不但财源滚滚而来,当地服务生的闽南语也很快就能琅琅上口,难怪有人打趣说,要想两岸统一,KTV比政治要乐观。”[133]
综上所述,台湾闽南语歌曲随着两岸非正式与正式交流的脚步,叙述爱情、亲情、友情、励志等各种类型的歌声,飘扬在神州大江南北各个角落。也可以说,两岸人民分隔数十年,起初在福建闽南地区,同源同语的闽南语歌曲拉近了闽台人民的距离,牵动了每位闽南人的心弦,更向其他各省扩散;而大陆人民传唱闽南语歌曲向台湾人民释出善意,两岸人民也通过闽南语歌曲进行了无形的心灵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