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冲播散期(“解严”以后)
1987年7月15日在台湾民主宪政上是个重要的里程碑——解除“戒严令”;“解严”前的社会氛围可用“蠢蠢欲动”、“山雨欲来风满楼”来形容。“解严”后的闽南语歌曲一下子松脱了桎梏已久的枷锁,直至千禧年、进入21世纪,终于呈现百花齐开的局面。
1980年代初,洪荣宏的《一支小雨伞》、沈文程的《心事谁人知》、郭金发的《行船的人》,早已传唱于市里坊间;可能存在夜市地摊的镭射激光或盗版唱片堆中,可能通过歌厅秀或工地秀中与民同乐。一片歌声中,道出了宝岛底层庶民心声。但不可讳言,在斯时整体政治与社会氛围下,仍处于外围的、“非主流”的畅销曲,并未能端上所谓“主流”歌曲的台面上。
1980年代的台湾,经济的进步逐渐在亚洲“四小龙”成为“领头羊”的地位;工业技术水准提升,吸收许多接受过高级训练的人才,传统企业开始从事多元化经营,中小企业也有杰出表现,再加上拥有高昂工作意愿且勤奋的台湾人,每人年收入在二次战后尚低于100美元,已升高到7500美元以上,贸易顺差激增,也使得外汇存底自1983开始急速增加。到了1989年已累积750亿外汇存底。[66]
这期间,一首踏着经济国际化与自由化,以及政治开放脚步问世的《爱拼才会赢》席卷全岛;歌词中表现为了向自己的目标理想前进,不畏困难挫折的斗志,正符合时代趋势,每每在选战与企业机构中成为激励之歌。发行该专辑的吉马唱片负责人陈维祥在接受本研究访问时提及该曲问世经过:
说到这首《爱拼才会赢》,大家想到的都是主唱者叶启田,但其词曲作者为陈百潭,陈以前在华伦唱片当制作人,虽非科班出身,却喜欢音乐,也爱自己写歌。他先作了一首陈盈洁唱的《风飞沙》,卖得很好,让他在创作界红起来。我于是也跟着去找他写歌,他大概花了一个月就写好《爱拼才会赢》,录了一个demo带,把带子和歌谱拿给叶启田。那时候叶刚出狱要重出江湖,一拿到词曲很高兴,整晚没睡,自己在家用吉他弹唱了一夜,就说这是好歌。作唱片久了,我还算是会选歌的,就赶快去和陈百潭谈买断的事,花了三万元(新台币)买下词曲著作权,他也很“阿沙力”[67]就卖了。两三个月以后,这首歌就唱红了。[68]
其实,在《爱拼才会赢》之前,叶启田先唱了陈弘作曲的《浪子的心情》,这首已经不错了;接下去《爱拼才会赢》也跟着被带起来了。
十五年前,有一次我去北京,在一家piano bar里,就听到大家都在唱这首歌,我跟现场来宾说:“唉呀,能作一首歌这么受欢迎,而且从台湾红到这儿,实在是很快乐的事。”顿时,台下响起雷动掌声。陈百潭说自己写歌是靠灵感,他能写出这样的歌很不容易。歌红了,有一次王永庆请我和叶启田吃饭,说这首歌把他的精神写出来,我们三人还曾经合影留念。
事实上自1980年代中末期开始,台湾社会自禁锢渐向松绑,本土意识抬头,“闽南语”歌曲市场需求逐渐复苏,创造了供给量的增加;蔡振南、俞隆华、陈百潭等新进词曲作家加入创作行列,《舞女》、《心事谁人知》、《行船人的纯情曲》、《惜别的海岸》、《爱拼才会赢》的风行,造就了陈小云、沈文程、陈一郎、江蕙等歌手的称王封后,闽南语歌依然在市场上展现了蓬勃的生命力。[69]
及至1980年代末期,当局新闻传播政策对于方言歌曲的限制随着有线电视台的成立而逐步解禁,闽南语歌曲愈来愈蓬勃,呈现多元化风貌:蔡秋凤的《什么乐》因“大家乐”博弈彩券走红受到欢迎;陈雷原本是风管工人,却具体而微唱出市井小民心声,如:《欢喜就好》、《风真透》,都呈现趣味幽默的社会百态;张秀卿演唱的《车站》于1992年底推出,则是创作者林垂立自己的心情写照,描述自己的成长历程,很多离乡背井北上讨生活的人听唱后都会落泪。
以《车站》为例,林垂立在接受本研究访问时曾提及当初创作动机:
我的歌都是生活日记,以《车站》为例,人家都以为是情歌,其实不尽然,我要表达的是亲情。每个人都有去车站的经验,火车是交通工具,大家都有到车站送别的经验,这是人生生活的一部分,这首歌在反映我自己,也是反映社会。[70]
民主氛围热络,受到选战炽热影响,闽南语歌曲也在政坛流行起来,叶启田演唱的《爱拼才会赢》,就颇有激励人心的效果;王识贤的《双人枕头》、庄淑君演唱的《针线情》,则很适合“政治夫妻”夫唱妇随;1994年的《春天的花蕊》,更是因应台北市长选战而出的闽南语歌;还有高向鹏、傅振辉的《你是我的兄弟》,深受斯时执政当局喜爱;1999年王建杰的《有你有我》,是宋楚瑜的领导人竞选歌。
潘越云的《情字这条路》,大约在1988年左右推出,象征着一向制作主流国语歌的“滚石”唱片,也选择向闽南语靠拢;之后她演唱《桂花巷》、《纯情青春梦》,都将闽南语歌导往“国语思考系统”方向来发展,尝试吸收新的消费族群,开发另一种闽南语歌路数,其后如:潘丽丽的《画眉》、许景淳的《天顶的月亮啊》都具有这种特质。
另一方面,纪明阳、吴晋淮则是擅长使用闽南语俚语来作歌。1990年初,由黄乙玲演唱的《水泼落地难收回》、《讲什么山盟海誓》都很容易琅琅上口;“金曲歌王”李茂山唱的《今夜又搁在落雨》,充满着浓浓的闽南语韵味。
不过,相形于上述各种多元化的歌曲,哭调、酒店、漂泊的人,才是闽南语歌曲的主调。哭调源自歌仔戏曲的南音、北管汲取音乐灵感,如:蔡秋凤的《金包银》、蔡振南的《多桑》,以至“乱弹”的《良心》,都有这种特色。就酒店文化而言,陈小云扭腰摆臀,演唱的《舞女》是舞场的具体写照;江蕙的《酒后的心声》、《伤心酒店》更是酒店文化的极致。沈文程除了《心事谁人知》外,《旧情也绵绵》、《人》,描述身不由己的心情,更透过黄俊雄的布袋戏人物,来传达这种“走江湖”的情绪。
不同于主流闽南语创作,这十多年来,由“水晶”唱片的制作人任将达、“真言社”的倪重华、“魔岩”的张培仁,也开发出一条“支派”,从最早林强的《向前走》走红,到陈明章、王明辉、林暐哲合作的《抓狂歌》;“猪头皮”的《神经病》反讽社会百态;以伍佰的《树枝孤鸟》、《空袭警报》达致巅峰。长期下来,伍佰仍对青少年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不但跨刀替刘德华、蓝心湄、徐若瑄等偶像写歌,更透过霹雳布袋戏的电影《圣石传说》,塑造新一代闽南语武林肃杀之气。
即便在上世纪末,随着国际唱片公司进入台湾市场,闽南语创作者的断层,闽南语歌坛稍显沉寂,不过,1997年“金门王”与李炳辉的《流浪到淡水》仍传唱大街小巷。内情人士都了解,此曲其实已是透过整个商业机制的强力运作,不但有啤酒厂商作后盾,就连两人的走唱生涯,也颇富传奇性,因此,也有人表示,这首歌其实贩卖的是整个社会复古蔓延的情绪。[71]
1999年,“五月天”的阿信以一曲《志明与春娇》,以闽南语唱出时下年轻人的爱情观,在歌词、表演上都颇有新意,也带动整个社会新一波的乐团风,“董事长”、“脱拉库”、“闪灵”都陆续冒出头,他们所挑起的这股丰沛年轻创作力,成为21世纪闽南语歌坛的新希望。
1990年代至今,闽南语歌曲的听众群结构逐渐产生变化,包括:年龄层向下递增、听众阶层的模糊化等,这样的转变与歌曲本身曲风与歌词内容、形式渐与汉语合流的变化互为因果,又与汉语流行歌曲词曲作者的加入市场有着极度密切的关系,在听闽南语歌不再全是“没水平”的代称下,歌词中闽南方言书写的精纯度、美感经验的主体性却也逐渐转变与流失中。[72]
总而论之,“解严”后的闽南语歌曲除了多元纷陈,在受到政治上大转变影响,政治运动与群众运动不再是禁忌话题,也加进了政治与群众色彩,运动歌曲的崛起为此时期歌曲的特色之一。而在曲风上也由早年的悲情逐渐演化为抒情、柔情,甚有更强烈的摇滚歌谣,此亦被大众称为是一种“台客式”摇滚。开放的政治导向了开放的社会,随着与中国大陆开启两岸交流的大门,闽南语歌曲也一股脑儿地向全球华人社会、向祖国内地散播开来。
回顾台湾闽南语歌曲演变发展历史,第一阶段为明清至民初之“输入传流期”,此期间之台湾民俗歌谣从自然形成的民谣,抑或创作的乡土民谣至近代的流行歌,虽曾受到荷兰、日本及西方文化等影响,经过长期与异族对立与冲突后,却仍保存传统音乐本质;不可否认地,其曲调精神与风格均承袭着来自大陆传统音乐系统,且因着吸取了外来音乐的优点,而形成独特的本土风格。
民国初年至日据时期,为闽南语歌曲之“生发萌芽期”。正值日本殖民时代的宝岛,在太平洋战争前,闽南语歌曲的发展可说百家争鸣,大约拥有八年的荣景;正当其蓄势将起之际,却因皇民化运动的推展而被迫画下了休止符。这一阶段的闽南语流行歌从初始园地的开拓、习作时期、形骸粗具时期到后来的圆熟时期,正值萌芽之时,又因战争旋及爆发而暂时沉寂下去。然而,这阶段总共发行约二百五十张曲盘、五百首左右脍炙人口的流行曲,得以让后代通过留声机,在流传下来的那些黑胶老唱片所流泻出的曲歌旋律中,缅怀枝叶繁茂的创作年代。
1945年至1970年代左右,光复后至“解严”前之“酝酿潜伏期”,可说是光复后闽南语流行歌坛从草创、建立产销制度而达极盛后,又在环境变迁下迅速缩小且主轴转变的历程。此时期受到大众媒体方言政策禁制影响,作曲家不爱作曲,然唱片市场仍有需求,唱片界兴起以日语歌曲翻唱之风,产制了大量翻唱歌曲。而“解严”后至今为闽南语创作流行歌曲之“暴冲播散期”,闽南语歌曲松脱了桎梏已久的枷锁;直至千禧年、进入21世纪,终于呈现百花齐开的局面。随着政治改革与社会的开放,迅速向全球各地之闽南族群传播开来,甚至以方言之姿,跃升为全球华人共通的语言。
表3-1 陈君玉流行歌作品(一)
资料来源:日据时期文学杂志、《台湾歌谣乡土情》等。
表3-2 陈君玉流行歌作品(二)
资料来源:《台湾风物》。
表3-3 1932—1939年发行闽南语流行歌之唱片公司一览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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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庄永明、孙德铭:《台湾歌谣乡土情》;郑恒隆、郭丽娟:《台湾歌谣脸谱》;刘国炜:《台湾思想曲》。
【注释】
[1]许丙丁:《从台南民间歌谣谈起(一)、(二)》,《台南文化》第2卷第1～2期,1951年。
[2]江日升:《台湾外记》;转引自本社同人,《台湾歌谣的整理》,台北:《台湾风物》第2卷第7期,1952年,第4页。
[3]《歌仔册与传统社会中的庶民生活》,http://www.ntut.edu。
[4]野人:《明郑民谣(一)》,《台湾风物》第5卷第7期,1955年7月,第1页;《台湾风物》第7卷第7期,1957年;吴瀛涛:《开台歌及其他》,《台湾风物》第11卷第4期,1961年。
[5]赖建铭:《清代台湾歌谣(下)》,《台南文化》第7卷第1期,1960年9月,第85页。
[6]赖建铭:《清代台湾歌谣(中)》,《台南文化》第6卷第4期,1959年10月,第87页。
[7]又称作《台湾陈办歌》。
[8]林本源基金会:《台湾的民谣》,台湾研究研讨会第六次集会纪录,《台湾风物》第29卷第1期,1979年3月,第90页。
[9]许常惠:《现阶段台湾民谣研究》,台北:乐韵出版社,1992年,第14页。
[10]林二、简上仁编:《台湾民俗歌谣》,台北:众文出版社,1979年;简上仁:《台湾民谣》,台北:众文出版社,1992年,第2～11页。
[11]简上仁:《台湾民谣》,台北:众文出版社,1992年,第4页。
[12]许常惠:《现阶段台湾民谣研究》,台北:乐韵出版社,1992年,第14～15页;简上仁:《台湾民谣》,台北:众文出版社,1992年,第11页。
[13]简上仁:《台湾民谣》,台北:众文出版社,1992年,第18～21页。
[14]施美惠(本研究者未改名前之名字):《庄永明细说台湾歌谣发祥史》,《联合报》2000年7月13日,第14版。
[15]引自台北市政府“传唱台湾心声——日据时期台湾流行歌特展”展览内容。
[16]见《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等报刊之广告。
[17]引自台北市政府“传唱台湾心声——日据时期台湾流行歌特展”展览内容。
[18]引述自吕诉上:《台湾流行歌的发祥地》,《台北文物》第2卷第4期,1954年,第93页。
[19]陈君玉:《日据时期台语流行歌概略》,《台北文物》第4卷第2期,1955年,第23页;《台语流行歌运动》、《汉乐改良运动》,《台北市志》卷十《杂录丛录篇》,台北:台北市文献会,1962年,第30页。
[20]陈君玉:《台语流行歌运动》、《汉乐改良运动》,《台北市志》卷十《杂录丛录篇》,台北:台北市文献会,1962年,第30页。
[21]庄永明:《台湾歌谣追想曲》,台北:前卫出版社,1999年,第22页。
[22]陈君玉:《台语流行歌运动》、《汉乐改良运动》,《台北市志》卷十《杂录丛录篇》,台北:台北市文献会,1962年,第24页。
[23]施美惠:《〈乌猫行进曲〉被认是台语歌谣始祖》,《联合报》2000年8月28日,第14版。
[24]施美惠:《庄永明细说台湾歌谣发祥史》,《联合报》2000年7月13日,第14版。
[25]陈君玉:《日据时期台语流行歌概略》,《台北文物》第4卷第2期,1955年,第25页。
[26]陈君玉:《日据时期台语流行歌概略》,《台北文物》第4卷第2期,1955年,第25页。
[27]吕诉上:《台湾流行歌的发祥地》,《台北文物》第2卷第4期,1954年,第95页。
[28]刘国炜:《台湾思想曲》,台北:华风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16～17页。
[29]陈君玉:《日据时期台语流行歌概略》,《台北文物》第4卷第2期,1955年,第29页。
[30]《跳舞时代》官方网站,http://www.taiwanesevoice.net/viva/content.html,2003年。
[31]陈君玉:《日据时期台语流行歌概略》,《台北文物》第4卷第2期,1955年,第25～26页。
[32]王一刚:《陈君玉事略》,《台湾风物》第13卷第3期,1963年,第20页。
[33]陈君玉:《工场进行曲》,《台湾新民报》1933年3月14日。
[34]1930年代《先发部队》、《第一线》、《台湾文艺》与《台湾新文学》等;黄国隆、吴艾菁编:《台湾歌谣101》,台北:天同出版社,1985年;庄永明、孙德铭:《台湾歌谣乡土情》,台北:孙德铭(个人),1994年。陈君玉创作歌词内容详见“附录二”。
[35]黄国隆、吴艾菁编:《台湾歌谣101》,台北:天同出版社,1985年,第173页。
[36]庄永明、孙德铭:《台湾歌谣乡土情》,台北,1994年,第168页。
[37]陈君玉创作的流行歌词作品,本研究搜罗结果请见本章末附表一与附表二。
[38]陈君玉:《五十沧桑话国语》,《台北文物》第7卷第1期。
[39]王一刚:《陈君玉事略》,《台湾风物》第13卷第3期,1963年,第19页。
[40]施美惠:《周添旺作词月夜愁感人》,《联合报》2000年9月18日,第32版。
[41]施美惠:《一曲满面春风爱爱想起河边春梦》,《联合报》2002年2月6日,第14版。
[42]施美惠:《“歌谣百年”文化散步——人之旅 李临秋写补破网补情补民心》,《联合报》2000年9月19日,第32版。
[43]施美惠:《“歌谣百年”文化散步——人之旅年十九陈达儒写就白牡丹》,《联合报》2000年9月20日,第32版。
[44]1960年代台视公司“群星会”歌唱节目中,将《悲恋的酒杯》改填国语歌词,成了资深艺人谢雷主唱的《苦酒满杯》,红极一时。
[45]施美惠:《“歌谣百年”文化散步——人之旅为宣传电影作曲王云峰开先河》,《联合报》2000年9月16日,第32版。
[46]施美惠:《“歌谣百年”文化散步——人之旅邓雨贤谱雨夜花深具故事性》,《联合报》2000年9月17日,第32版。
[47]施美惠:《庄永明细说台湾歌谣发祥史》,《联合报》2000年7月13日,第14版。
[48]曾慧佳:《从流行歌曲看台湾社会》,台北:桂冠书局,1998年,第186页。
[49]吴国祯:《从台语流行歌曲看台湾社会变迁与台湾人群体价值观》,台湾咁仔店,http://www.taiwan123.com.tw/MUSIC/music_say2.htm,2011年11月10日。
[50]戴独行:《日本调泛滥翻制风日盛》,《联合报》1966年8月22日,第8版。
[51]史白灵:《台语歌曲唱片的内幕》,《联合报》1965年8月5日,第5版。
[52]江武昌:《光复后台湾布袋戏的发展》,《民俗曲艺》第71期,第52～69页,台北: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91年。
[53]本研究于2010年12月29日在台北淡水江宅与江武昌访谈。
[54]由日文翻译而来,意指现今流行于北投各酒店之走唱式二人乐队。
[55]耿暄:《数人载·心事谁人知·终盼得春天花蕊开》,《联合报》2000年9月21日,第28版。
[56]施美惠:《庄永明细说台湾歌谣发祥史》,《联合报》2000年7月13日,第14版。
[57]陈郁秀、孙芝君:《张福兴——近代台湾第一位音乐家》,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58～59页。
[58]《台北市志稿》卷十《杂录丛录篇》,台北:台北市文献委员会,1959年,第30～31页。
[59]陈郁秀、孙芝君:《吕泉生的音乐人生》,台北:远流出版社,2005年,第11～12页。
[60]吕泉生:《我的音乐回想》,《台北文物》第4卷第2期,1955年,第76～77页。
[61]陈郁秀、孙芝君:《吕泉生的音乐人生》,台北:远流出版社,2005年,第155～156页。
[62]施美惠:《杨三郎作曲融入爵士乐风》,《联合报》2000年9月22日,第32版;《杨三郎音乐作品出版专辑》,《联合报》2000年6月3日,第14版。
[63]施美惠:《“歌谣百年”文化散步——人之旅叶俊麟:《多产多变的作词家词作取材广泛见证台湾社会变迁》,《联合报》2000年9月21日,第32版。
[64]林艺斌:《怀念的台语歌星——宝岛歌王文夏》,《联合报》1996年1月8日,第21版。
[65]台湾大百科全书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
[66]陈郁秀:《音乐台湾》,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96年,第130页。
[67]“阿沙力”是日式台语,“爽朗”之意。
[68]本研究者于2009年12月2日与陈维祥访谈内容。
[69]吴国祯:《从台语流行歌曲看台湾社会变迁与台湾人群体价值观》,台湾咁仔店,http://www.taiwan123.com.tw/MUSIC/music_say2.htm。
[70]本研究者于2009年8月31日与林垂立访谈内容。
[71]耿暄:《数人载心事谁人知终盼得春天花蕊开》,《联合报》2000年9月21日,第28版。
[72]吴国祯:《从台语流行歌曲看台湾社会变迁与台湾人群体价值观》,台湾咁仔店,http://www.taiwan123.com.tw/MUSIC/music_say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