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郑歌仔

台湾以闽南语唱出之“歌曲”最早于何时出现的问题,若依《台湾府志风》、《台风杂记》及其他文献等,郑氏时代的歌曲和民谣,并无详细记述。若以台南地区为例,遗留下来的仅有昆曲、南曲(泉州文士所创,如《太平歌》)与北曲(乱弹、西皮、福禄,词多激昂豪壮,字多调促)。^[1]

目前见诸史籍者倒有一段叙述,江日升所撰之《台湾外记》曾提及郑成功时代为褒扬一位女人(郑克臧夫人陈氏的殉节)而流行过一种歌谣,即“文正公兮文正女歌”。^[2]内文虽未述及歌谣内容,然有“歌”之名已见诸文字,可使后人推测汉族以闽南语唱出之歌谣,在郑氏时即已出现。

此外,明郑时代起,宝岛曾流行的“歌仔”来自于说唱叙述歌谣(亦称念歌),虽非现今所称之“歌曲”,在当时传统社会中成为重要的消遣娱乐,也能呈现庶民生活与社会景象。这种说、念、唱歌谣的表演形态是演唱者以月琴、大管弦作为伴奏,吸收、改良自传统戏曲之曲牌,以唱词或唱或念,演出具有故事情节的内容,或传述劝世警句。

《孔雀东南飞》为述事诗,犹今之弹词也。台南有盲女者,挟一月琴,沿街卖唱;其所唱者,为《昭君和番》、《英留学》、《五娘投荔》,大都男女悲欢离合之事。又有采拾台湾故事,编为歌辞者,如《戴万生》、《陈守娘》及《民主国》,则西洋之史诗也。

连雅堂之《雅言》有如上记述,实已勾绘出民间说唱主要的表演形态与说唱内容。^[3]念歌唱词的形态为七字仔,初是以说唱的形式,之后部分艺人将之编写成册,于市井中贩卖,称为“歌仔册”或“歌仔簿”。而其曲牌与乐器,系由民谣演变发展而来,如:《江湖调》、《七字调》、《都马调》与《杂念仔》。

明郑时代的歌仔内容多描述郑成功开台的情形,例如:《刺瓜》中如此唱着:“刺、刺、刺,‘东都’就来去,来去允有‘某’,不免‘唐山’怎艰苦。”^[4]

永历十五年(1661年)三月初一日,郑成功祭江兴师,进军台湾。初十日候风料罗,二十三日入澎湖,三十日三更后,雨霁风顺,进攻台湾,四月初一日抵台湾外沙线,辰时至鹿耳门线外。是刻水涨数天,舟行无碍,晚泊禾寮港,居民群出相应,一战而败荷兰驻兵,占领台湾南部,而写下《郑成功复台诗》:“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此外,如:《郑国姓开台湾歌》(又名《台湾旧风景歌》)、《劝人莫过歌》、《辛酉一歌诗》,其歌词内容均叙述当时台湾的各种情况。

清代,反朝廷的革命运动屡发,清廷谓台湾“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乱”,社会上反映社会情况与时局的歌曲频频传唱。据记载,在清代二百余年间曾有过二十余次大小造反案件,其中,规模最大的抗清革命运动为康熙六十年(1721年)的“鸭母王”朱一贯之变,其次有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的彰化林爽文之变。^[5]时局大乱,社会上描绘与传唱的革命运动歌谣传唱,其见闻及口传编唱,往往与史实不符,但亦离事实不远,民之言词与官之文章尽现歌谣中,后人亦可由其一窥究竟。

其中,人称“鸭母王”的朱一贵以“复明故土”为号召的抗清事迹深入民间,为后世所流传,斯时亦有《台湾朱一贵歌》^[6]传唱,其歌册因刊行于清代,骂一贵为造反之逆贼,不足为怪;其称王仅月余即被清军所灭,但仍为一代叱咜风云之革命人物,连雅堂先生著《台湾通史》,为朱一贵列传。《台湾陈辨歌》^[7]为张丙而作,是一篇抗清运动的叙事诗。张丙之役起因于闽粤分类械斗,进而发展到抗贪官诛污吏,劫汛攻城,反清复明,带有政治改革的民族革命运动。

上述歌谣后来通过歌仔册的印行及说唱艺人的演唱而得到流传,甚至演变成为固定的戏曲曲牌;此情形也出现在本章节接着要叙述的闽南语民歌中。在本论文第一章绪论中曾提及:民歌者,为各民族因应生活之需求(如劳动或抒发情感)而信口唱出的歌谣,流传于人民群众的口头,深深扎根在人民生活的沃土中;是由群体世代口头传唱,并不断被加以改编,再创造而形成的一种具有变异特点、地域风貌和民族特色的非专业创作的音乐作品。从这些歌曲中丰富生动的语言,鲜明突出的艺术特点,五彩缤纷的艺术风格,广泛而深刻地反映着社会生活。宝岛台湾所流传的闽南语民间歌谣,总是陪伴着人们度过不同阶段的岁月变迁,亦见证着台湾的开发与历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