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文化的历史渊源与特点
前文绪论中提及:“文化传播”是人类特有各种文化要素的传递扩散和迁移继传现象,是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变、共享、互动和重组,是人类生存符号化和社会化的过程。其中,移民与战争是造成文化传播的两种管道。而闽南文化的形成与曾经因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原人民向福建大批迁徙有关,大量移民深根闽南后,在中原文化的根基下孕育茁壮起来。
根据历史记载,中原人民迁徙至福建的历程主要有四次[1]:其一,西晋末年八姓入闽避永嘉之乱;其二,唐代总章年间陈元光父子开发漳州;其三,唐末五代王审知治闽;其四,北宋南迁。这四次移民和陆续迁入的大量移民,都不同程度地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加快了福建的开发和进步。由于中原移民入闽,有不少名士南下,或闽人北游,也使得挟着经济、政治与军事的强势中原汉文化,在闽南扎下根基。闽文化正是在从晋到五代播传入闽的中原文化基础上产生的。[2]
除中原文化的传入、宗教文化的传播、邻域文化的渗透等源流之外,闽文化的形成尚有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3]其一是海外文化的冲击,具有全中国五分之一海岸线的福建,自古(约在南朝时代)就与海外有联系,通过国际贸易、外商定居闽地、闽人越洋后归里等途径,而融汇了形态各异的海外文化。另一项是与台湾文化的交融,闽台一水相连,地缘相近,血缘相亲,习俗相同,语言相通,基本上闽台文化属同一个文化区。然而,台湾经历了荷兰、西班牙、日本等外来殖民文化影响,形成了具有独特性且与福建原乡有所差异的台湾文化,也对闽文化产生影响。其中,包括了清朝时台湾人赴闽任职带来了台湾的本土风俗;宝岛本土艺术歌仔戏源自闽南锦歌,予以加工、提升成为大戏后再输入福建,形就了福建五大剧种之一的芗剧;返闽探亲之台湾人于闽台之间经贸往来,带进了宝岛的风俗民情、生活习惯与生意经等等。
综上种种特殊的形成因素,闽南文化的定义范围并非地域性的。狭义地说,闽南文化原指生活在福建南部的泉州、漳州、厦门地区闽南人创造出来的文化。不过自明朝中叶以来,大批闽南人下南洋、过台湾,闽南文化随之播迁,并吸收、融合当地的文化,而有了新的发展,也使得闽南文化区域扩展为闽南、台湾和东南亚闽南华侨华裔聚居地这一更广阔的区域,闽南文化是全球所有闽南人共同拥有的文化,也就是“闽南民系文化”。闽南文化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是经历了孕育、形成与成熟、灾难、播迁与转型等五个不同阶段。[4]因此,“闽南民系”是中国历史上多次移民运动的产物,闽南文化作为闽南民系独特的文化,也是由于移民运动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5]
因此,移民是闽南文化的主体,长期的大规模移民运动正是闽南文化赖以生成的历史契机和基本途径。从文化传播角度而言,移民是文化传播的途径之一,也是文化变异与创新的重要途径。回顾闽台关系的历史,不论闽南或宝岛,人们都具有拼搏冒险、开拓进取的精神,正如流行于两岸并传唱不辍的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歌词一样:“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或许可以这么说,正因为这首曲子所阐释的意涵符合闽南移民文化性格特征而受到欢迎。
身为闽南人,在认同上最直接、最简单、最主要的标志是闽南方言。闽南语原是隋唐中原河洛地区的语言,随着河洛汉族移民来到了闽南,由于移民人数大量集中且社会地位高于当地土著居民,加上移民方言与迁入地原有方言的差异性大,所以语言上的冲突十分激烈,两种方言经过长期的激烈冲突和彼此间的相互影响,而成为闽南方言,同时又保留了漳州、泉州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6]换句话说,在时间积累下,由于不同族群之间文化的相互撞击,唐代末期中原河洛官话被带到福建后,由于迁入移民的规模强大,而在语言上掌握了主导性,因而形成一股通用的方言。
这些由闽南方言、方言艺术、口传文学、民俗、民间信仰、民间技艺、物质生活文化等构成的闽南文化总体格局至宋代基本定型,并得到充分发展。可以说,闽南方言的形成,对闽南方言艺术和口传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对闽南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