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文化运动与闽南语歌曲
日据殖民期间,席卷全球的一股民主风吹进了宝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世界弥漫着民主氛围。亚洲的日本在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中摆荡,中国五四运动摇撼了五千年来的古老社会。受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人民经历以武力抗拒日本人统治却无效后,转而透过非武力之反抗运动展现民族意识,因而形成一股文化风潮,堪称“台湾新文化运动”。
1921年10月17日,台湾文化协会在台北市大稻埕静修女子学院召开成立大会,关键人物为林献堂与蒋渭水,共号召了一千名台湾精英分子参加,进而展开一项非武装抗日行动——台湾新文化运动。运动以《台湾民报》做为协会宣传工具,在台北、新竹、台中、员林、台南等地设立十余处读报社。并四处举办演讲,成立文化书局、文化剧团,也举办各种有关历史、法律、卫生等短期或长期的讲习会,进行文化演讲会、文化剧运动。[28]
台湾新文化运动中,又以新文学运动对闽南语创作流行歌的影响最大。文学家王诗琅在建构台湾新文学运动史料时,曾将新文学运动的递嬗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是1924年的发轫期至1930年以前的萌芽时期;第二期是继后迄1936年的本格化时期;第三期是中文被禁止后至光复为止的日文全盛时期。[29]其中,闽南语流行歌的崛起与最繁荣的阶段即在于第二期的本格化时期。
1932年由日人所创设的“台湾文学作家协会”成立,从其机关杂志《台湾文学》可知其以左翼文学为倾向。在此时期,由多位台湾人包括:郭秋生、赖和、叶荣钟、黄春成、周定山等人另发行《南音》杂志,与其抗衡。据王诗琅在后来的回忆文章指出,《南音》的成立不但显示台湾新文学运动步步前进,且已粗具规模。而由《台湾民报》改名的《台湾新民报》也成为提供新文学运动最大篇幅的中文媒体,该报曾就台湾文学建设的文字工具是否应袭用祖国中文的问题,展开过热烈论争。
不过,《南音》发行至第1卷第12号,于1932年11月8日停刊后,台湾文艺界出现了两个文艺团体:一是留日学生所组成的“台湾艺术研究会”,包括:张文环、巫永福等人,在东京出版机关杂志《福尔摩沙》。一是由台北文艺青年所组成的“台湾文艺协会”,包括郭秋生、黄得时、林克夫、朱点人、廖毓文、蔡德音与陈君玉等人。1934年7月15日台湾文艺协会发行机关杂志《先发部队》,此为白话文杂志,发行了一期后由于受到日本总督府的注意,逐改名为《第一线》,但也仅发行一期,前后共两期。不过,在“台湾文艺联盟”成立后仍维持着组织,至日本政府禁用汉文后,因无法活动才自形解体。这两个文艺团体存在期间,对斯时的新文学运动贡献很大,尤其是台湾文艺协会的创立,刺激不少文学青年开始进行创作,进而在六七年之间写出数量可观的流行歌词曲,传唱至今。
针对当时文学社团成立的情形,台湾光复后,廖毓文曾为文回忆指出:
1933初秋时节,去台北大稻埕找郭秋生谈天,当时郭是在以中国菜闻名的江山楼酒家当经理。聊着聊着,就谈到《南音》杂志停刊后,台湾文学界及台湾新文学运动不能进展的原因,认为是因为缺乏一个健全而有力的组织为主体,以纠合全岛同志,采取集体行动,来争取民众,以巩固新文学运动的社会地位。两人都同意先纠合住在台北的同志,从新建立一个文学团体,创办一个刊物来号召全岛同志。
郭秋生就去劝黄得时,廖毓文则找了林克夫、朱点人、蔡德音、陈君玉等人参加组织。台湾文艺协会于当年10月25日举行发会式,以关心于台湾文艺并能为台湾文艺进展而努力的有志之士所组织,以自由主义为协会的存在精神。推郭秋生为干事长,黄得时、林克夫、廖毓文与陈君玉为干事。来年,协会发行《先发部队》。[30]
当时,加入台湾文艺协会的成员多数没有固定职业,只为古伦美亚、泰平、博友乐等唱片公司做些闽南语流行歌词,挣点稿费以供零用而已。但他们也透过向业者争取广告的方式为刊物筹募资金,其中,郭秋生向庆珍酱油商会,蔡德音向博友乐,陈君玉向古伦美亚等共招募了三个广告。有了出版费后,大家分头写稿和集稿,评论稿由郭秋生和廖毓文审查,小说与戏剧由朱点人和蔡德音审查,诗歌由林克夫和陈君玉审查。陈君玉和林克夫和印刷厂主是老同事,由他们去议价,而廖毓文和陈君玉也在印刷期间,每天去督导工作或从事校对。林克夫和陈君玉还帮着工人排印。这本杂志半年后也就是在1935年改称为《第一线》。日据时期的文艺青年们开启了向商业单位募款,并以刊物版面提供刊登广告的方式,成就了台湾人创设文学刊物的先锋。
虽然在斯时政治殖民情况下,《先发部队》与《第一线》前后共出刊两期即停刊,不过全岛文艺青年却经此刺激进而大团结,于1935年大家决定共组织“台湾文艺联盟”,并于来年之周年纪念大会时决议创刊《台湾文艺》月刊。1936年台中以杨逵、叶陶等为中心也出版了《台湾新文学》月刊。综观之,这时期的文学杂志不仅成为当时文艺青年投稿的园地,同时也开辟民谣与流行歌词专栏,对当时投入创作流行歌的文艺青年更是一种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