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吕泉生

1935年吕泉生负笈东瀛,考入东洋音乐学校预科,来年进入本科;毕业后于1939—1942年间,吕泉生在东京展开演唱生涯,直到父亲病故回乡奔丧,又逢海上战火愈炽,遂决定返台定居,结束东京岁月。

吕泉生为台湾乐界贡献最大的是民谣采集工作。自日返台忙完父亲丧事,吕泉生只身北上,借宿当时台北大稻埕知名餐厅“山水亭”老板王井泉家;1940年代,“山水亭”是台北文人雅士聚会重镇。他在那儿结识不少文友,包括:由大稻埕有钱有闲老板组成的“同音会”,以及战前著名的“厚生合唱团”,大家纷纷向吕泉生拜师学乐。^[59]

1943年,吕泉生在“山水亭”认识的文友针对一出由日本人主导、台湾演剧协会所演的《滨田弥兵卫》提出非议,认为该剧偏离史实,希望能自制一出真正台湾人的剧,予以抗衡。这出戏以张文环创作的《阉鸡》为内容,由吕泉生配乐,并以民谣作为配乐主干,筹组“厚生演剧研究会”新剧团体。吕泉生于日本东宝时,因公司派人来台采集民谣,但正逢当时台湾被禁鼓乐,采集人员返日后称“台湾没有民谣”,让他很不服气,因此当1942年回台后即积极采集民谣,逢人就问:“会不会唱台湾民谣?”搜集后,手上累积了三首台湾民谣:《丢丢铜仔》、《六月田水》与《一只鸟仔哮啾啾》。

为《阉鸡》配乐,这三首民谣自然派上用场;此外,他又勤跑民间艺人集散地的台北大稻埕永乐市场,三不五时和走唱艺人们聊天,用五线谱记下曲调与歌词,再予改编。但受到皇民化影响,很少人再出来唱民谣,只剩一些打拳头、卖膏药的武师还在市场吆喝;他在市场里只采集到《凉伞曲》、布袋戏《肖猡仔官骑布马》的音乐调,又在“新舞台”的歌仔戏班采到《哭调仔》、《山伯英台游西湖》,以及从艺妲间里听来北管曲《百家春》等,而构成《阉鸡》的音乐架构。后来正式上演时,开幕时用《百家春》,换幕时唱《丢丢铜仔》、《六月田水》与《一只鸟仔哮啾啾》等民谣,没想到获得观众热烈回响。不料,却因此引起日本政府对于《阉鸡》配乐,出台了“台湾民谣只准演奏,不准演唱”的规定,隔天起这三首民谣即遭到禁唱命运。

这件事,光复后吕泉生也在《台北文物》为文《我的音乐回想》,抒发当时的感想:“……这个道理何在?民谣是老百姓的心声,日政府压制台湾语言的歌曲,忽然听到所爱的声调,人人的心弦为之动摇,因此爆炸起来。不幸的第二天遭到日政府禁止,晴天霹雳,好比一炉热火浇上冷水,昨日的欢喜今日忽变悲哀,听众的失望不言可知——就改编的我,也引为平生难忘的一件事……”^[60]

吕泉生于战前1944年应台北放送局长富田嘉明之邀,入电台担任“嘱托”,任文艺部歌唱指导,与合唱团指挥、编曲、作曲等职;1945年台北放送局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后更名为“台湾广播电台”,他任音乐播音员,专责播放唱片音乐,继而成为电台首位演艺股长,规划演艺节目,直至1949年电台改制为中国广播公司,在音乐组长任上离职。

光复初期,吕泉生在电台职务从音乐播音员调整为演艺股长。因为台湾电力公司要向民众倡导不要私接电线而首开先例向广播电台购买广告时段,电台于是提拨这笔广告费制作演艺节目。而当时电台内曾在“放送局”时代任职过的吕泉生有制作演艺节目经验,这职务就落在他身上。在他策划下,电台仿日据时期的经营模式,邀请演艺人员到电台现场表演,周一三五播古典乐,二四六演出地方音乐或流行歌曲,他因实际负责节目制作而当上演艺股长。

这期间,吕泉生虽不写也不唱流行歌,却非常关心流行歌的发展,邀来的艺人最多的是杨三郎与张邱东松。当时台湾流行歌界充满了日本味,杨三郎与那卡诺合组一个六人乐团到电台表演,由纪露霞主唱,但吕泉生听他们唱的歌尽是经由日本歌曲旋律再填词的,有一天他忍不住对杨三郎说:“为什么不自己写几首新曲子,别老是模仿别人!”1947年,这首《望你早归》打响杨三郎的名号。

敲得一手好扬琴的张邱东松经常带着家族乐团团员到处巡演,喜欢写歌的他也会让团员唱自己写的歌,但他多以报纸社会版的悲伤恋情为题材,写出来的歌尽充满了哀伤情怀。吕泉生听了几次后,就问他:怎么不来写一些词意正面的歌曲?张邱东松接受建议后,改以小市民生活为题材,不久写了如《烧肉粽》、《收酒矸》等歌曲,深受民众喜爱,一直传唱至今不辍^[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