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乡闽南语民歌与歌仔的发展
提到受人民广泛传唱的闽南语流行歌曲时,一般总认为,过去,在闽南语发源地的福建省闽南地区,是缺乏原创闽南语流行歌曲的。不过,昔日虽然缺乏电音乐器配合的流行歌曲,事实上,闽南地区自古即传唱着曲目缤纷的民歌与歌仔、小调等曲艺。因此有云:依山傍海的福建,江河纵横,山文化、水文化与海洋文化于省内交织,人民群众口头代代相传的民歌散发着浓郁的泥土芬芳,有着“歌乡”之称。[12]
由于地理环境、劳动方式、生活习俗、人口变迁、方言俚语的不同,文化心态、审美观念的差异,呈现了风格独特、品种繁多的景象。山歌、渔歌、劳动号子、小调、儿歌等民歌,再加上锦歌、俚歌、芗曲说唱等曲艺音乐,丰富了闽乡的歌曲风貌。在本研究绪论中已定义,于闽南地区所欲探讨的闽南语歌曲指的是“民歌”与“歌仔”(又称“歌子”),因此本节中所讨论的福建闽南语歌曲,亦以这两种类别为主。
闽南语歌曲堪称是闽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乐种,它是闽南文化现象里最古老、最民俗却又最具现代、最时尚的一道文化景观。它因拥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又能以最简便、现代的科技传媒进入千家万户,所以成为传扬闽南文化最便捷的艺术手段。“当跨过海峡,它就吮吸平埔族、高山族、客家的音乐营养,创作出台湾的本地歌仔。当日本来统治,它又通过日本的学校来汲取西方音乐的营养,创作出新的歌谣。当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现代音乐、流行唱法、现代电声乐器传入台湾,它又汲取这些外来的营养,创作出现代闽南语歌曲。”[13]总之,闽南语歌曲是充满了青春活力,见谁吃谁,拿来就用,紧紧地跟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
福建民歌题材丰富多元,民歌是人的歌,它来自人的社会实践,反映了人的爱和憎、喜和忧、生产和斗争、愿望和祈求。民歌也是人的心声、社会的缩影,真实地反映了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人和超自然的关系。福建民歌分四类共一百四十多种形式,这四类为:号、歌、诗、调;具体而言,“号”指劳动号子;“歌”有山歌、茶歌、褒歌、锁歌、龙船歌、哭嫁歌、儿歌等;“诗”有耨草诗、拉铒诗、盘诗、龙鼓诗、剪蛋诗等;“调”有各种小调,如鲜花调、送歌调、长工调等。[14]
其中,劳动号子是一种直接伴随着劳动而歌唱的歌曲,在劳动中起着统一节奏、调剂精神的作用,例如:林业号子、渔业号子、打石号子、打夯号子。在山野田间的活动中产生了各种山歌,如:锁歌、采茶歌、放牛歌等;日常生活中产生许多小调,如:歌仔、摽歌、长工歌、乞丐歌等;喜庆中尚有许多歌舞小调;各种民间习俗产生了风俗歌,以及一些接近口语的谣曲,如童谣等。
小调又有“里巷之曲”之称,在日常生活中所唱的小曲都可归入此类。小调多流行于城市集镇,传唱比较广泛,且往往经过职业艺人加工,使之更加艺术化,一般由艺人口头传授,并有相互传抄的唱本。儿歌是由儿童自己演唱或为儿童演唱的歌曲,一部分是儿童游戏时按方言音韵自然哼唱而类似口语的歌曲,另一部分则是母亲唱给孩子听的如:催眠歌、摇篮曲、洗澡歌等。
事实上,在很早以前,闽南人的祖先就以闽南语的语调声韵来演绎生活中的悲欢离合,例如:顺口溜、答嘴鼓、童谣、翁姨调等等。近来亦有闽南地区的研究者提出“原生态闽南语歌曲”的论点,[15]如以漳州地区为例提出,华安、南靖、平和的山歌,沙建、潭口的亘家渔歌;漳浦、云霄沿海的龙船古调;诏安的洗佛歌;东山歌册;海澄东园的翁姨调。加上各地的童谣、和尚道士做法事的念咒调、走唱艺人的杂念仔,都可归纳到原生态的闽南语歌曲范畴。南宋以后,闽南农业、手工业、商业进一步发达,以闽南歌谣“杂念仔调”为主演唱的各种长篇故事和劝善警世散曲,如:《山伯英台》、《陈三五娘》、《白兔记》、《水鸡记》、《二十四孝歌》、《无影歌》和《海底反》等歌谣相继出现,开创了原生态闽南语歌谣的进化演变。
闽南倚山面海的地理环境及其历史上错综复杂的人文环境,造就了其文化色彩的层次感与多样化。若依不同地区探讨,以泉州为例,其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而有了独具色彩的民歌,该地歌曲出落得格外细腻、典雅、华丽、缠绵。除号子、南曲、北管唱曲之外,泉州歌仔有明显来自北方时调的部分,如:《父母主意嫁番客》来自《苏武牧羊调》,《五更鼓》来自《孟姜女调》。另一部分则为闽南当地通行的民歌,如:《长工歌》、《桃花搭渡》、《病囝歌》、《管甫送》、《百花歌》及《灯红歌》等等,这些歌仔是手持月琴沿街走唱称之为“四锦班”盲艺人的主要演唱曲目,也是民俗游艺中伴以舞蹈的舞歌,且多为戏曲所吸收,成为脍炙人口的唱段,并反馈为里巷之谣。[16]
漳州与厦门民歌以摽歌(又称褒歌)为主,也有一种以富有韵律的歌词进一步节拍化而念唱的歌谣——“念歌仔”,遍用于漳州人的不同生活侧面,如:闲时的吟哦有《老鼠官歌》、《草蜢公歌》、《龙眼干》,婚嫁时有新娘的《哭嫁歌》等等。“歌仔”是用“唱”的歌谣,因其旋律性加强,使用乐器伴奏而与“念歌仔”有所区别。歌仔的个体演唱者多为眼盲艺人,所唱的歌仔又称“乞食歌仔”;社团式的歌仔演唱则为锦歌社,以及在清末民初厦门普设的歌仔馆。歌仔的唱词是在“念歌仔”的基础上,由落魄文人再度编写,也吸收民间故事、南戏或地方剧目内容编就,供助刊印书局用歌仔册的方式广为传播。
歌仔的音乐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其一是《杂念仔》,又称《杂碎仔》,是将“念歌仔”的方言韵律进一步歌唱化的曲调,如《锦歌杂念调》;其二是《七字仔》,又称《四空仔》,是以北来时调《孟姜女》为基本框架而在进行旋律本土化的曲调,如《锦歌大七字》(《山伯英台》唱段);其三是《五空仔》,篇幅长大,音区宽广,节拍连绵不断,歌唱性强;其四是花曲,又称“调仔”,即民间小调,乃盲人歌者和流浪歌者所擅长,所掌握的曲目丰富,随境而编,随遇而唱,生动活泼,如《桃花搭渡》。
尤以厦门来说,在明末清初,厦门即崛起成为大陆东南沿海的军港和商港;鸦片战争后又成为海内外的主要通商口岸之一,漳、泉等地移民纷纷前来,厦门成为人、物流与文化流的“洼地”。清道光(1821—1850年)以后,厦门出现了不少出版与销售图书的书局,其中有数家即专门印售闽南语歌曲之“歌仔簿”与“歌仔册”,包括:文德堂、会文堂、博文斋、世文堂、崇经堂、辅仁堂、文记堂、鸿文堂、石印书局等。甚至泉州的琦文堂、清源斋、见古堂及上海的点石斋、开文书局、文宝书局和潮洲的一些书局,也印刊闽南语歌曲,并到厦门发售。一时间,歌仔册达数百种之多。19世纪时,主要是传统歌谣包括戏文选段,到了20世纪则有不少新创作的歌曲面世。
此外,厦门也曾经传唱着由受过西方音乐训练的作曲家创作、以闽南方言演唱的美声歌曲,如作曲家周淑安(1894—1974年)的作品。周氏于1925年自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学习音乐返厦,在厦门大学担任音乐研究员兼合唱指挥。[17]1932年她出版了《儿童歌曲集》,其中有一首摇篮曲《安眠歌》,词用厦门家喻户晓的方言童谣“噢噢困,一暝大一寸;噢噢惜,一暝大一尺”两句词,反复唱八遍,并配了钢琴伴奏,这也是中国第一首以近代作曲手法发挥民谣特色的闽南语花腔歌曲。
总之,不论是民歌或原生态闽南语歌谣的传唱,或歌仔册的推广,或西洋作曲所创之方言歌曲,自清朝以来,闽南语歌曲开始在厦门、漳州、泉州等闽南地区汇集、流行、创作、出版、交流、辐射,这些歌曲包括用闽南方言演唱的传统歌谣和创作歌曲;也因此,厦漳泉闽南地区已然成为当时代闽南语歌曲的重镇和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