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语歌曲中的社会写实

一首歌曲中之文本感受是浮动、有生命力,又难以用理性简单言诠的,故在文本内寻找其踪迹是最自然有效的作法。文本不再只是一面反映社会形成过程的镜子,而是参予文化塑造过程的积极元素,是受众与社会的中介。^[50]是故,我们在享受各种流行文化产品,通过这些文化产品和各个文本打交道时,实际上也在积极参予文化塑造;在聆听、歌唱和解读流行歌曲时亦如是。

流行曲是一种诱发情感的商品,卖点是旋律必定要悦耳、容易上口,歌词则鼓励诱发听者的认同感,好让他们与歌曲的基调,同歌同恋同哭笑。^[51]所以说,对听众而言,其实听歌最重要的是寻求一种情感上的消费或抒发。

日本据台五十年,异族欺压唱哀调;在过去有关之研究多认为,^[52]在这段时期所创作之流行歌多流露出无奈、郁卒、哀怨动听的心声,是因为政治上的因素,台湾同胞的民族自尊心严重被伤害,殖民政府摧残台湾人乐观天性,经过一段悲壮的反抗无效,就产生出悲怆、惊惶、怨嗟的心情,因而反映到文化与音乐艺术上。

以日据时期的四大词作家陈君玉、周添旺、李临秋与陈达儒等人为例,亦可显示出其间之差异,陈君玉因曾回到大陆工作,创作之内容偏向中国文化的阐释,但受白话文运动影响,较接近印象派风格;周添旺之格式与形容较亲日派,经常将花转为情境;喜爱古典文学的李临秋,文言文派,经常运用如春夏秋冬之类的比拟作出七言绝句;而陈达儒喜爱以花拟人,说出中下阶层心声。

斯时所流传下来的创作通俗歌谣,除少数如:《农村曲》描写农村生活之外,其他因畏惧日人的高压政策,不敢反映社会现象,不敢倾诉内心的忿怒。也因慑于触及敏感问题,加上当时台湾社会正处于一个半开放社会,尤其是两性公开交往渐成气候,因此在创作的通俗流行歌曲方面,千篇一律均写风花雪月的诉情歌,但除《四季谣》、《满面春风》外,余多为哀伤、怨叹、消极的爱情歌曲,如:《雨夜花》写不幸女子的凄凉遭遇,有如雨夜里被摧残的花朵;《月夜愁》写被情郎抛弃,在月夜里伤心落泪的女子情怀;《河边春梦》叙说失恋女子泪濡衣襟的故事;《双雁影》、《阮不知啦》、《港边惜别》等表现悲凄悱恻、毫无希望的爱情。

若从反映社会现实角度而言,政治因素固然影响创作风格,从流行歌所写的歌词内容亦可呈现当时社会的种种状况。1930年代,当左翼运动或现实主义派电影,以及维护传统礼教派电影先后被输入民风正开的宝岛台湾,透过阐释其电影主题意识之流行歌的创作,加上在古伦美亚、博友乐等唱片公司的商业运作下发行曲盘,聆赏或传唱闽南语流行歌成为殖民时代台湾人重要的休闲活动。这些歌曲一经传唱,不仅传播了电影所欲表达的理念或流行歌之歌词与旋律,其实也宣扬了欲改变传统保守社会等种种观点。其情形在接下来所创作的流行歌词中处处可见,例如,过去不敢公开谈论的男女情感抒发与自由恋爱,以及因恋爱而产生的种种家庭与社会问题等方方面面,不断出现在流行歌里。

随着日据时期结束,光复后的台湾社会从百废待举、经历各种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变迁,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闽南语流行歌的歌词文本总是能反映社会发展与呈现当时代的缩影。音乐或歌曲是时间变动的艺术,透过乐曲中的旋律能抒发人类的情感,而显现在流行歌曲中永远不变的情感诉求,自古皆然,本单元尝试以日据时期与光复后至1970年代之创作歌曲文本为例,由坊间刊载有闽南语流行歌曲之歌谱与歌本,整理出对于情感诉求与两性互动、社会百态与时局描写等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