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陈君玉
过去传唱的日据时期流传下来的闽南语创作歌曲中,一般较耳熟能详的以《望春风》、《雨夜花》等曲的词曲作家周添旺、李临秋、邓雨贤为主。不过有一位推手型之关键人物——陈君玉,较少被谈论到,原因是他所写的歌流传下来的并不多,但他的身份相当于今日之唱片公司制作人,堪称甫萌芽闽南语创作流行歌界的推手,在当年的歌曲创作生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003年由台湾导演郭珍弟、简伟斯掌镜的《Viva Tonal跳舞时代》纪录片上市,[30]该片跳脱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角度,以闽南语流行歌开场,内容探讨20世纪初日本殖民时期台湾流行歌第一波的黄金时代,借以重返历史现场呈现当年流行歌的生态。纪录片围绕在作词家陈君玉身上,也让后人更深入了解他与流行歌界的关系。
1930—1931年间,陈君玉在台北一家印刷所当捡字工,偶尔在报纸上发表一两篇诗歌,也曾受到古伦美亚唱片闽南语部门经理黄韵柯的委托作词,但唱片公司要的是歌而非诗,听惯了歌仔“七字调”的陈君玉偶然作了一首,但后来兴趣不大。几个月以后,陈君玉应冈山印刷所之邀前往工作,而离开台北。
没多久,陈君玉又自冈山返回台北后,无所事事,生活成了问题,看见市面上流行歌正红,他在印刷所的工友同事若梦也作起流行歌,自己便糊里糊涂也搞了四首歌投稿至古伦美亚唱片公司,作品有:《单思思》、《闺女叹》、《毛断相褒》、《大桥行进曲》。1933年古伦美亚唱片公司聘他掌理文艺部,同时聘邓雨贤与姚赞福为歌手教习,延苏桐为专属作曲家。歌手则有纯纯、青春美、林氏好、林月珠等人。当时发行的唱片有《倡门贤母的歌》、《雨夜花》、《红莺之鸣》、《蓬莱花鼓》等。其中,《雨夜花》为周添旺作词、邓雨贤作曲。在他的召集下,当时同为台湾文艺协会成员的廖毓文、蔡德音等人也相继在文学性刊物发表创作的歌词。
一年后,郭博容组织博友乐唱片公司,也灌制闽南语唱片,陈君玉正好辞退古伦美亚,就担任博友乐文艺部的临时工作,其中,《一心两岸》就是在博友乐发行的唱片。而在此同时,他以花鼓形式写的《蓬莱花鼓》、《摘茶花鼓》、《观月花鼓》与另一首《春春谣》同为流行歌中民谣作风之嚆矢。其中,《蓬莱花鼓》还由专家搭配舞蹈。这三支花鼓是在台湾唱片中,创始每销售一片给予作者三分印税契约的新规定。但陈君玉后来也为文指出,据调查销路虽然甚好,作者却捞不到分毫税金。[31]所可幸者,除流行性的情歌外,民谣作风的歌曲,同样也能够流行,于此获得确确凿凿的铁证。
陈君玉堪称日据时期台湾闽南语流行歌曲创作园地的开拓者,早期的流行歌作品,[32]初期有:《单思调》、《闺女叹》、《毛断相褒》、《大桥行进曲》。古伦美亚唱片时代有:《跳舞时代》、《蓬莱花鼓》、《摘茶花鼓》、《观月花鼓》、《春春谣》、《春江曲》、《梅前小曲》、《南风谣》。博友乐唱片时代有:《风动石》、《一心两岸》。泰平唱片时代:《三叹梅雨》、《阿小妹啊!》。胜利唱片时代有:《半夜调》、《夜下相褒》、《想啥款?》、《恋爱风》。豪华唱片时代有:《月月红》、《黎明山歌》。文声唱片时代有:《檐前雨》。日本唱片时代有:《隔壁兄》、《琵琶春怨》、《新娘的感情》、《卖花曲》、《日暮山歌》。东亚唱片时代有:《恋爱列车》、《终身怨》。他同时善用民间歌唱方式,如山歌、相褒及花鼓等形式写流行歌,显见他能运用流行歌曲形式传唱台湾民谣。不过,由于唱片失传,上述流行歌流传至今者有限。
陈君玉曾在大陆山东、东北一带日本人开设的报社当过捡字工,自祖国大陆返台那段期间,正值台湾文学运动澎湃时期,便投效文坛,除了发表新诗,还写了一篇描述印刷工人的爱情小说《工场进行曲》,连载于《台湾新民报》。[33]1930年代的文学性刊物曾开辟园地供作家投稿,陈君玉的作品也陆续在这些刊物中刊登,他一生的创作以流行歌词居多。
陈君玉的闽南语流行歌创作歌词[34],分别在1930年代的《先发部队》、《第一线》、《台湾文艺》与《台湾新文学》等刊物发表,另有数首未见在文学刊物上刊登,而是流传在留声机唱片说明和歌谱集中(以词曲作者遗族记忆吟唱而被收录的作品)。
本研究从1930年代文学刊物中整理陈君玉的流行歌词作品共有13首,多数为情歌,有单纯的情歌类,如:《空抱琵琶》、《恨夜小雨》(给客居上海友人“漂舟”所写),以及《异乡望故月》。亦有既是情歌又同时描绘景色,藉景抒情者,如:《逍遥乡》、《一心两岸》、《呢喃语》,及以台北市文山区通往深坑途中矗立马路正中央风动石公为题材的《风动石》。有利用花鼓形式呈现的情歌,如:《摘茶花鼓》;以山歌形式呈现的情歌,如:《黎明山歌》;以民谣形式呈现的情歌,如:《半夜调》、《隔壁兄》、《春春谣》。此外,也有单纯写景者,如:《临海曲》。
另有四首虽未见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但在流传下来的留声机唱片上被发现,包括:《跳舞时代》、《恋爱列车》、《想欲弹同调》与《终身恨》。当时社会还未开放的情况下,西潮吹进的公开社交尚无法打动封建观念甚浓的中国人。自由恋爱,很多年轻人虽心向往之却不能付诸实行,因为它违背所谓的社会伦常、道德和修行,以致于互相倾心的男女,不敢公开露面怕村落里的人议论纷纷,约会都得想尽办法偷偷地进行,《恋爱列车》一曲就是这样的男女心情写照。[35]
《跳舞时代》则针对逐渐开放的社会,反映男女可以自由恋爱或公开社交跳舞的时代背景。《想欲弹同调》为邓雨贤作曲封尘之作,发表后未见有人传唱,1992年由凤飞飞主唱后才又再度风行。台湾知名作家小野曾说:“当我们反复唱着这首歌时,忽然捕捉一种台湾人很深沉的心情,这种心情其实是根植在台湾人心灵很深的地方。”[36]
综合而言,陈君玉无论对诗词歌赋,还是对古典文学作品都非常熟悉,他的作品意境都很柔美,为文、作诗词或填写曲词,都是细腻而含蓄,深受二三十年代的人所喜爱。[37]他写的歌词,王诗琅誉为具有浓郁的“民谣风”,由姚赞福谱曲的《恋爱列车》即是明证。由此显见,对于汉文相当有研究且支持白话文的陈君玉,在流行歌作词方面不同于其他作词家,例如:以文言文写歌的李临秋、亲日派的周添旺,以及擅以花拟人的陈达儒。
日据时期,以中文写作的新文艺作家,因处于受殖民的环境之下,无法经常接受祖国的中华文化,而且受日文影响,文章或多或少带有日文的语气。比起同时期的流行歌作词家李临秋、周添旺、陈达儒,陈君玉的表现稍为不同,他写的白话文是较为纯正的。这应该和他曾经在中国大陆工作过有关。国语(普通话)在日据时期称北京语,陈君玉的国语和注音字母是在山东和东北学来的,国语标准、漂亮,他在《五十沧桑话国语》一文中表示,23岁返台后,有朋友登门求教,后竟挂起“北京语讲习所”招牌,教起中文[38]。在当时,他堪称全市数一数二的北京语教师。光复之初,向他学国语者应接不暇,当时看起来堪称“国语运动的先驱者”,对国语传播贡献很大,功绩不可磨灭。
后世看陈君玉的一生,其人生崎岖坎坷,却也多彩,因此又是不平凡。1963年他过世时,他的好友、文史家王诗琅即以笔名“王一刚”为文悼念他:“……他为人公正不阿,嫉恶如仇;处事严谨不苟且,对人生态度严肃。假如‘无行’的文人,‘行为浪漫’的作家才能产生‘杰作’的话,那么他没有惊人的杰作,或者就是他并非‘无行’,行为也非‘浪漫’,而是个正人君子的关系;他是平凡又不平凡的人……”[39]陈君玉一生以中文写作,这在当时的环境下并非容易的事,今天我们回顾他的足迹,毫无踌躇地可以称他为“民族文化的战士”。台湾历经半世纪的异族统治,全靠这些无名英雄的奋斗,我们的民族文化才得以保存命脉。
从台湾光复后陈君玉于《台北文物》刊物中撰写的文章得知,日据中期五六年时光,台湾大约产制了五百首左右的流行歌,但真正能流传下来的也不过三十余首。目前仍在传唱且脍炙人口的歌曲中,陈君玉作的歌并不多,所能寻得的有关他的生平事迹者亦有限,不过,他能以小学没毕业、仅凭自修的条件,即奠定汉文基础,在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受到唱片公司的重视,在台湾闽南语歌曲创作历史中确实有其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