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外来文化
宝岛于1895年开始受到日本长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政治、社会、经济各方方面面受到日本影响已毋庸置疑;于1930年代崛起的闽南语创作流行歌,在此时期因外来音乐的刺激亦为不争事实。所幸,这其中仍有保留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词曲作家,再加上本土创作者锐意图新,因而开启了闽南语歌曲黄金时代的来临。
从闽南语歌曲发展历史看,受日本文化影响无疑最大。在日据及光复后初期,台湾有多位作曲家曾留学东洋,或习乐,或表演,如:邓雨贤、吕泉生、张福兴、杨三郎等等,因而也带入日本音乐的作曲方式。
厦门市前文化局长彭一万接受本研究者访问时提到:
厦门人与台湾人有着同受日本统治的历史,共通点是都有仇日情绪,在厦门有部分是台湾浪人,部分是读书人,台湾的日本小调通过台湾浪人,通过歌厅、舞厅,被带到厦门,例如:有大和俱乐部、乌猫跳舞场,很多是台湾人或日本人开的,把具有日本色彩歌曲带来,在歌厅、舞厅演唱。这是大约在1938年抗战时期的事。日本在厦门实施皇民化七年半,企图把中华文化排挤掉,这是一种文化毒素。痛恨日本人,不仅是武力侵犯,也是文化的侵入。[35]
闽南语歌曲除了受到传统戏曲影响,陈和平也认为多数创作乐曲具有浓厚的日本风:
可以这么说,日据时代,台湾歌曲创作不是受大陆就是受日本影响,尤其是来自锦歌的歌仔,而受日本影响的主要是大和短调。而后来的作曲家除了邓雨贤接受师范教育,曲风受西方主流音乐影响之外,像光复后的杨三郎、吴晋淮、洪一峰、文夏、许石等,创作的曲子日本风较浓。[36]
老唱片收藏家李坤城亦曾提及相同观点:
不少人谈起早期闽南语流行歌,总喜欢以政治或社会的角度切入,解释流行歌曲歌词和曲风的变化。不过除此之外,本土民谣、传统戏曲和外来音乐本身,都对早年的闽南语流行歌曲有着密不可分的影响,尤其专业词曲创作者的出现,更是促使30年代中期闽南语歌曲黄金时代来临的一大原因。[37]
20世纪之初,台湾就有来自西洋、日本和中国大陆的进口唱片,虽然听众有限,音乐内容却相当多元。由于日本政府发现美国的音乐教育很成功,决定起而效法,并透过教育学者一条慎三郎开始在台湾编写音乐教科书。1915年(大正四年),台湾总督府订定的“公学校唱歌集”出版,收集了以描写台湾风景或“始政纪念日”等政治教育为题材的15首歌曲,并由东洋骆驼唱片公司出版,从此开启教育多于娱乐功能的听唱片风气。
1920年代日本流行歌两大开山始祖——学院派路线的中山晋平与风花雪月派的古贺政男,开始带动日本流行歌曲风气;接着,佐左红华又以融合演歌、能剧、西洋歌剧的曲风,广受欢迎,并写下《笑之丸》等歌曲。这些日本流行音乐家的才华,加上日本政府统治台湾的态度由高压转为怀柔,不反对区域流行歌曲的创作,种下闽南语流行歌曲创作契机。
不少台湾流行音乐家,都受到日本或西洋音乐创作者的影响。受古贺政男影响甚深的邓雨贤,因古贺政男对男欢女爱的细腻情感刻划动人,甚至有日本女大学生曾为他自杀,所以邓雨贤也朝此方向创作,写出了由“纯纯”演唱的《雨夜花》、《月夜愁》等歌曲。李临秋则以《笑之丸》为灵感,写出风格搞笑、逗趣的饮酒歌曲《无醉不归》,李临秋生前喝醉时最爱唱的正是这首歌。
进入1940年代,太平洋战争爆发,唱片出版一律由政府管理,因资源有限,唱片曲盘甚至回收后溶化再录制,听歌成为一种奢侈。日本政府基于政治考虑,禁听英美歌曲,只准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唱片进口,以古典音乐和歌剧等见长的德国、意大利音乐,反成为另一种风尚。但闽南语流行歌曲创作者,也因此将自己的作品转入地下,等到光复后才又发表。
除上述,受到日本文化影响还有在前一章第三节所述及,光复后大量日本翻唱歌流传之情形。此外,西方文化早在清朝即已进入中国,日据时期即有一首英国民谣《Auld Lang Song》被卢丙丁填词成了闽南语的《离别诗》。[38]
彭一万先生亦曾述及:
西方音乐的基督教影响也很大,台湾、厦门亦然,基督教音乐里的闽南圣诗用罗马字、厦门白话传到台湾去,1850-1860年代就有闽南圣诗。有一年去台东,看到很多基督教坟墓,看了坟上的年代整整比厦门迟了三十年。闽南圣诗对闽南歌曲的影响不可谓不小。[39]
发展历史约三四百年的台湾蕞尔小岛,长期以来不是受殖民,就是大量受到外来文化入侵,然因其始终在中国悠久传统文化的护罩下,撇开政治问题不谈,这种容易与外来文化相融合的机会,正也造就宝岛文化的特殊性与多元性,这种特质正显现在闽南语创作歌曲中。闽南语歌曲受到外来文化影响以日本文化为深,日据时期或光复后均有作曲家前往日本深造,在作曲风格上偏向大和小调;而光复后搭配上电声编曲,更具日本演歌派风格。翻唱日本歌曲风潮兴起,市面上流传大量日本风味的闽南语歌曲,甚少具有民族音乐曲风的创作,对当时代民族音乐的影响甚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