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唱片
根据过去文献、相关领域学者专家针对台湾闽南语流行歌词曲作家深度访谈内容,以及流传下来的留声机唱片等来源,唱片公司制作与发行唱片可说为日据时期闽南语流行歌提供很好的园地,尤其在台湾新文化运动中,不论日资或台资的唱片公司更是适时透过广告,为文化运动者所组织的结社活动与刊物发行,给予及时、些微资金的赞助,堪称此殖民时期台湾企业赞助艺文活动的实例。
流传至今,这些旧式的黑胶老唱片更成为记录当年流行歌的最佳历史见证。而各类型大众传播媒介如报纸、杂志、广播到近代的电视、卡拉OK与KTV,甚至21世纪后大量流传的网络、MP3、MP4等,正都是在进行文化传播有力的载体与工具,台湾的闽南语歌曲在这些条件上均具备了,因而拥有强大的散播力量。
日据时期,为了扩大唱片销路的柏野正次郎看准这个商机,便计划大量制作闽南语歌谣唱片,并将原有的“飞鹰”唱片改名为“古伦美亚”(哥伦比亚)唱片,把当时在台北永乐座放映的《桃花泣血记》、《倡门贤母的歌》、《忏悔的歌》等黑白默片的宣传歌曲,陆续灌制成唱片。
闽南语歌曲因为电影宣传歌曲需求而创造出具潜力发展的唱片市场,在受到市场肯定后,唱片业跟着投入流行歌曲的创作与发行,包括:1934年郭博容投资的博友乐唱片,赵枥平等人设立的泰平唱片公司,1935年板桥林本源家族企业代理的胜利唱片,1937年吕王平创立的日东唱片,以及1938年陈秋霖成立的东亚唱片等。[40]
1950年代初期,丽歌、亚洲、鸣凤等唱片公司相继成立,制作内容多翻版采自外国唱片,其中又以日本音乐和歌曲最为流通,此时期台湾的唱片公司主要先取得香港或国外母片,再制作翻版的虫胶唱片,其成品为适用于每分钟78转电唱机的10英吋圆盘。最早是单面录音,后来进步成双面皆可录制,质地沉重又易碎,但由于售价较进口唱片低廉,销路极为广泛。[41]
此一时期到1956年间,自制唱片出版的歌曲唱片市场也初步萌芽,是在地流行歌的重新出发;1950年代后期,闽南语流行歌走向以唱片市场为中心,尤其在1957年前后台南的亚洲唱片公司崛起后,逐渐形成以歌星为宣传点、唱片贩卖为主要商业行为的文化工业雏形,从此闽南语歌坛发展方向迥异于先前,而进入稳定的歌曲产制与发展。1968年之后闽南语歌曲市场迅速流失,进入衰退沉寂的阶段;1970年代之后闽南语歌曲仅能依附在其他流行文化中发展,产制与传播管道均极为有限。[42]
至今,唱片公司制作发行专辑唱片仍为传唱闽南语流行歌曲的重要媒介与传播管道。不过,业内相关的“门道”不少,也是长期以来的“潜规则”。曾有业内人士投书报刊为文解密唱片界的内幕:
据最近的报导:英国“披头”合唱团灌制一张唱片的代价是四十万英镑。说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今天很多的闽南语歌曲唱片都是歌星自己“贴钱”灌制的。按照目前的行情,一个没没无闻的歌手灌制一张唱片,代价是三千元左右。它的分配情形是:作曲作词人一千元,介绍人一千元,唱片业者的手续费一千元。即使这张唱片将来的销路突破一百万张,歌手所投下的这笔资金仍然是“白费”。但是,这种贴钱唱歌的情事,今天比比皆是,因为灌唱片是闽南语歌手成名的唯一快捷方式。[43]
在没有网络“自我”媒体如各类影音网站的时代,自掏腰包投资录制唱片,确实是迅速成名的管道之一。
当然,因灌录闽南语歌曲而名利双收者,也颇不乏人。例如:引起争论最多的《万枝调》,它的原版和翻版唱片的发行,当年曾经发行突破二十万张,由于当局的禁令,“愈禁愈发”,而成为“黑市热门唱片”之一。另外还有很多连说带唱的唱片,因为带有那么一点“淡淡的黄色”,在市场上相当的畅销。
在20世纪60年代,曾有一位唱片业者接获不少灌录唱片的合同,工厂里不时就堆积着近十万张闽南语歌曲唱片,某些歌手所灌的唱片,除了本人作为礼品赠送亲友或电台之外,根本就没有一张销路。但是,这位唱片业者灌录的合同照样是应接不暇。
一位唱片业者说:虚名误人,以闽南语歌坛为甚,一位彰化籍的少女,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灌一张唱片,她是一个百货店员,脸上没有脂粉,经常穿一件褪色的布衫,她把全部的收入都投在了“成名”上面,虽然有一位好心的技师告诉她,说她“五音不全”,但她始终坚不移,对自己的成名充满信心。这种做法虽然有点愚,但精神却相当值得敬佩。闽南语歌坛多的是这类的例子。[44]
歌手以自费灌片,并不意味着是唱片业者的一种剥削,而是在大量出产的情况下,闽南语歌曲唱片的销路不稳定,甚至在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时代,版权无保障。歌手为了“成名的希望”而花钱,业者是因“手续”而收费,正如《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打黄盖一样,“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中间并无任何牵强的地方。
由于唱片是一种很好的传播工具,加以当年本地产制唱片的价格低廉,电唱机也相当普遍,闽南语歌曲唱片因此大量出产;在唱片工业推波助澜之下,其传唱速度及范围自然快又广。总的来说,闽南语歌曲之有今日的蓬勃发展,无庸置疑地,唱片业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