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流行歌源起
1917年,日本总督府以台湾民俗歌谣有讽刺日阀意味而严令禁唱,包括平剧(京剧)、北管、车鼓、白字戏、歌仔戏一律禁止,使原有民间流传的歌、戏、曲、艺,都变成了枯寂沉静的情形。此情况导致岛内在明清时代传唱的闽南语民歌、民谣、歌仔、说唱戏曲,受到极度摧残,可说是民间歌谣遭致厄运的时代。
以闽南语方言创作歌谣的源起,最早可以追溯至1920年代非武装抗日时期。本研究者曾访问及报导文史专家庄永明谈及台湾歌谣发轫与发展过程[14]:台湾创作歌谣的滥觞,要追溯到1920年代非武装抗日时期的社会运动歌曲,当时台湾抗日人士蔡培火因“治警事件”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创作了一首《台湾自治歌》,出狱后他仍继续从事社会运动的宣传与歌谣创作。
此一时期还有其他作品,例如:李金土谱曲、赖和作词的《农民谣》,蒋渭水为劳动节所作的《劳动节歌》,以及《台湾自治歌》、《台湾议会设置请愿歌》、《台湾文化协会会歌》、《咱台湾》与《白话字歌》等具政治宣传及文化启蒙意义的社运歌曲,堪称今日闽南语创作流行歌曲的前奏。[15]
1936年台湾总督小林跻造深知以压力横加强制民俗歌谣并非良策,徒增台胞敌对,乃推行所谓“皇民化运动”,企图以摧毁台湾民俗歌谣为手段,来消弭台胞的民族意识和汉族的传统文化,达成其侵略的政治野心。甚至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许多台湾人被拉到南洋前线作战,为解其思乡之情,日本人将台湾歌谣的旋律配上日语歌词等作法,让台湾的闽南语歌曲变成了“不伦不类”。
除政治上的禁止之外,另一方面,由于斯时之商业行为逐渐热络,日本人进口了留声机,并发行唱片,此情形可从日据时期报刊上的留声机与“曲盘”(即唱片)广告见其一斑。[16]一旦具有商业行为,唱片业者自然希望能发行消费者喜欢、有购买意愿的“曲盘”。
据不完全统计,1930年代至1940年代初期,岛内公开发行了250张左右的闽南语曲盘,约有500首流行歌曲,“古伦美亚”、“博友乐”、“新高”、“奥稽”、“东亚”等知名唱片公司皆位于台北的“荣町”(今台北市衡阳路)与大稻埕,李临秋、邓雨贤、王云峰、詹天马、陈君玉、周添旺、陈达儒等才华洋溢的词曲创作者,也以大稻埕为中心,陆续谱写出一首首脍炙人口、旋律优美的动人歌曲。因此,台北不但可以说是台湾流行音乐的中心,大稻埕更可谓是闽南语流行歌的发源地。[17]
日本人山口龟之助所著之《唱片文化发达史》曾记载[18],1914年,台湾唱片灌音制造的先驱者日人冈本樫太郎,由台北带了台湾艺人林石生、鲍莲生、何阿文、何例添、黄芳荣、焏石安、彭阿增等15名乐师及歌手,到日本东京Niponohon(飞鹰牌)唱片公司的东京芝樱田本乡町营业所三楼录音室录音,前往者都是客家籍人士,录音以客人调、山歌或闹厅用的台湾音乐,但是其所发行的唱片贩卖成绩并不好。
台湾唱片开始普遍贩卖是在1925年,金鸟牌小型唱盘发行后才流行起来,据说最高纪录是台湾盲者陈石春编唱的《安童买菜》,金鸟的代理店是在台北城内本町(今台北市重庆南路)资生堂,歌唱者陈石春是在许昌街省建设厅招待所的一家照相馆内录音。同年,Niponohon唱片特约业务由冈本氏妹夫柏野正次郎承办,将其唱片公司取名“日蓄”。
由流传下来的资料可看出,唱片公司从日本聘请了录音技术者来台灌制闽南语唱片,受聘者均为当时一流的艺妲,如:幼良唱小曲《雪梅思君》、秋蟾唱流行歌《乌猫行进曲》、匏仔桂唱流行歌《五更思君》等,此外,尚有“歌仔调”,包括:业余北管乐团“集英群”、“共乐轩”及“灵安社”的奏唱。日蓄唱片共发行三种商标,一级品为“飞鹰”,二级品为“东洋”,三级品为“骆驼”。后来营业所迁到本町,并由飞鹰商标改为“古伦美亚”(哥伦比亚)。
柏野正次郎确实是一位有市场性见解的企业家,他深知要在台湾拓展唱片销路,必得灌制使用方言较多的闽南语片不可。开始时,他着实认真地去研究了乱弹、四平、山歌、采茶与歌仔等戏曲歌谣,也制作过相关唱片专辑,但销售成绩并不理想。后来,他又想要作一些以闽南方言为主的创作歌曲,于是请了一些旧诗人作词,但把这些歌词念给公司职员听了以后,不但都听不懂,也读不太明白;原因是太深了,不是学有素养的人是不能理解的。
曾在“古伦美亚”唱片当过文艺部长(相当于今日之唱片制作人)的陈君玉在台湾光复后陆续为文指出:“这样的文词倘若再配上曲子,拉长了字音唱,必定让人头昏脑胀,简直不知所云,更遑论有流行性可言,其商品价值更是可想而知。因此,柏野不得不另辟蹊径转换方向,于1931年依潮流所趋,古伦美亚唱片乃首先着手准备,设法发掘作词与作曲人才。”[19]
柏野着眼在老诗人以外去发掘新的作词家,写出来的作品以浅显易懂为原则,不须太深奥。于是除文人墨客外,不论工人、医师、办事员,还是街头走唱及打拳卖膏药走江湖之流者,只要符合他的条件,有作“俗歌”兴趣者,都被他网罗作起流行歌来。
当时较受欢迎的,例如:《红莺之鸣》是曲寄中国古调《苏武牧羊》,由蔡德音作词。此曲原在黎锦晖编儿童歌剧《麻雀与小孩》中,采为雀母诉悲和小孩慰问的对唱曲;上海卖唱者亦多用此曲填词唱出。[20]1932年,由阮玲玉与金焰主演的上海电影《桃花泣血记》输入台湾,影片业者大动生意眼,广事宣传。那个年代的电影是“默片”,影片是黑白片又无声音,因此要设所谓的“辩士”为剧情进行解说;而“辩士”是需要考执照的。[21]电影界著名的“辩士”詹天马受邀为这部影片作了宣传歌,他就用电影剧情以民间述事歌谣“七字仔”方式写出,并交由王云峰谱曲;王云峰为子弟团共乐轩西乐团的指挥者。
在音乐队游行宣传时,乐队吹奏着王云峰所作的《桃花泣血记》曲子,散布的电影宣传单更印着詹天马为电影所写的《桃花泣血记》的歌词,于是,不过多少时日,那首明明是标榜宣传歌的曲子就大大流行起来。词的第一节为“人生亲像桃花枝,有时开花有时死,花有春天再开时,人若死去无活时。……”[22]该词末节后两句为:“……要知内容的代志,请看桃花泣血记。”用词纯为宣传性质,曲调亦充满进行曲的调式,随着大街小巷的宣传与播送,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虽非影片之主题曲,古伦美亚也将它收音灌片。
台湾同为研究闽南语流行歌曲的另一位文史工作者李坤城曾向本研究者指称,他曾找到的另一张唱片是秋蟾唱流行歌《乌猫行进曲》,其发行年代早于詹天马与王云峰所写的《桃花泣血记》,因此《桃》曲并非台湾第一首流行歌。[23]不过,根据陈君玉当年的说法,以及《桃》曲这首歌能传唱至今,其流行程度在当时堪称第一,该影片业者为此获得一笔很大的红利,却是不争的事实。
“古伦美亚”唱片发行的曲盘大卖之后,1935年,胜利唱片也开始投资歌谣创作,而且邀请留学日本的学院派音乐家张福兴坐镇,担任唱片公司的文艺主任,成为台湾第一个投效流行歌坛的学院派音乐家[24]。
后来,利用歌曲为影片进行宣传竟也成了电影界的定律,包括:《倡门贤母》与《忏悔》两部影片来台放映时,永乐座的李临秋就为其创作主题歌词,将“娼”字改为“倡”,而写下《倡门贤母的歌》与《忏悔的歌》。《倡门贤母的歌》歌词为“倡妓卖笑面欢喜,哀怨在内心伤悲,妙英为子来所致,寡妇坠落烟花坑……”《忏悔的歌》词为:“忏洗前非来归正,弃暗投明是正经,人无坠落呆环境,不知何路是光明……”此两首曲子的作曲者是初露头角的苏桐,这一鸣惊人的作品,让他一跃成为古伦美亚专属作曲家;主唱的流行歌手“纯纯”也因为《桃花泣血记》、《倡门贤母的歌》与《忏悔的歌》这三首与电影有关的歌曲而名扬全台。此外,台北“太平通”(延平北路)又出现一家“博友乐”唱片公司,主持人郭博容,外交何清淮,代表作品有流行歌《人道》,这首歌也是上海同名电影语宣传用主题歌,由李临秋作词,邱再福作曲,青春美唱[25]。
两年后,另有一首《雪梅思君》在台北流行起来了。其歌词是劝世文式的,词的第一节为“唱出一歌份您听,雪梅做人真端正,甘愿为夫守清节,人流传,好名声,劝您姊妹注意听,着学雪梅此路行……”词每首八句,全篇十二首,恰好收音一片。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在当时就已不可考,但可以确认的是大街小巷到处都有人在唱,其曲调有人说是国庆调,有人说是厦门调,其实是由厦门传入的。[26]在本研究第二章曾提及,这首《雪梅思君》主要承袭自晋江县石狮之《番客歌》,当时泉州、晋江一带有不少男性为生活出洋到东南亚打拼,因而拆散了一些夫妻或情爱男女,该曲承袭闽南民歌的唱法,唱出了留在家乡女性的心声,也成为日据时期闽南语流行歌的一个前奏。
这期间,陈君玉也开始投稿到古伦美亚,没多久,江添寿组织的文声唱片有一首流行歌《大稻埕行进曲》,是当时日新国小音乐教师邓雨贤作曲,这首歌虽未见流行,事实上,邓雨贤的作曲技术已引起古伦美亚唱片公司的注意了。
台湾光复后,吕诉上曾为文记载有关当年一些流行歌创作与发行的情况。[27]包括1933年陈君玉受聘为古伦美亚唱片文艺部长,作曲有邓雨贤、王云峰、姚赞福与苏桐,作词有林清月、李临秋、吴得贵、周若梦、蔡德音、廖汉臣、陈君玉。当年风行的流行歌《望春风》,由李临秋作词,邓雨贤作曲,纯纯唱,后改编为电影剧《望春风》;流行歌《老青春》林清月作词,青春美唱,也获得好评。
闽南语歌曲因为电影宣传歌曲的需求而创造出具有发展潜力的唱片市场,在受到市场肯定后,唱片业跟着投入流行歌曲的创作与发行。眼见古伦美亚唱片的盛况,接下去,1934年郭博容投资博友乐唱片,赵枥平等人设立泰平唱片公司,1935年板桥林本源家族企业代理胜利唱片,1937年吕王平创立日东唱片,以及1938年陈秋霖成立东亚唱片等。
其中,林本源家族企业日星商事公司特约(代理)贩卖日语“胜利”唱片后,所灌制的闽南语唱片,最初是托林清月撰定歌词,后聘台北师范出身的张福兴担任文艺部主任及陈秋霖等。流行歌代表作《路滑滑》,颜隆光作词,张福兴作曲,赖碧霞唱。流行小曲《海边风》,赵怪先作词,陈秋霖作曲,牵治唱,此曲也是采取台湾音乐及西乐合奏的先锋曲。[28]
1938年港町由陈秋霖经营“东亚”唱片公司,代表作是流行歌《夜半酒场》,陈达儒作词,陈秋霖作曲,节子唱;《可怜的青春》,陈达儒作词,陈秋霖编曲,凤乡唱。1939年东亚唱片改称帝蓄,出品代表作有流行歌《心漕漕》,陈达儒作词,陈秋霖作曲,月莺唱,以及《甚么号做爱》,陈达儒作词,吴成家作曲及主唱。[29]到了1930年代末期,随着战争的深刻化,日本对台湾的统治,也愈发苛刻起来,他们强制台湾人穿日本衫,拜日本神道,讲日语,积极推行“皇民化运动”,自然“东亚”唱片这些歌也成为日据时期闽南语歌的尾声了。